井田制

“井田制”思想文化探微
“井田制”是西周时期的土地分配制度。

《周礼》记载：九夫为井，四井为邑。

西周的邑、里，就是农村公社，邑、里供奉社神的地方称为“社”。

这些说明农村公社的土地分配方式是井田制。

井田制，也就是农村公社的特点是土地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孟子是如此描绘井田制的：“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共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农田划分为棋盘状，每家农民必须先耕种公田，然后才可以耕种自家私田。

由于每家拥有同等数量的私田，所以过着没有贫富分化的生活。

而正是这种生活所营造的状态，吸引了无数后事的发生。

历史的车轮是不断前进的，也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碾过久远的远古歌谣、踩过奴隶制、封建制，终于踏入民主，走进共和，这些，都是无可置疑进步的。

人类脱离了石器时代、骨器时代的落后与笨拙，不用打猎获食，不用承受旱涝之灾。

文明进步了，但历史上一二再、再而三的企图复古“井田制”，为什么人们的改革思路始终离不井田制度，公社的幽灵难道如此难以摆脱吗？中国人骨子里追求的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不得不令人深思。

首先对此提出复古的是在汉朝，儒家公羊学大儒董仲舒。

他对商鞅“废井田，开阡陌”的土地变革而造成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是极为不满的，西汉时期，这种情况的存在是威胁汉朝统治的，那些贫民，在历史上充当起义军的主力，屡见不鲜。

他企图改变这种现状，而他的药方确实复古井田制，为阻止当时的兼并之路，他提出“限田”，使得富者占田不能超出一定数量，贫者不能没有土地，当然，在利益的占有和争夺面前，是没有人会轻易放弃的。

董仲舒失败了。

一出落幕，另一出上场。

王莽重弹董仲舒老调，实施“王田令”，他赞美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井田制与公社为基本点，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实行土地公有制，然后按照《周礼》井田制的模式，实行“均田”，品均分配土地。

以最能装著称的皇帝王莽所提述的观点当然是不能进行的，不实行市场经济，而用行政手段控制经济规律实行不通的，先以有之。

而近代的中国还是盲目的走了这么一段弯路，是极其不明智的。

对这一点。

望后代政治家引以为戒。

不要再走历史已经证明了的死胡同。

历史总是在心理所期望的引导中尝试着、探索着。

终于，井田制的魅力又吸引了一个政治家——王安石。

宋代，小农经济获得长足发展，伴随而来的兼并盛行，贫富分化严重，于是乎恢复井田制的议论沉渣复起。

王安石提出“方田均税法”便是代表，新儒学大师朱熹也主张“田尽归官”，就是要土地国有。

井田制还在继续复古着、提倡者，只要历史不尽，井田制的思想就不尽，伟大的孙中山同志更是坚决而具体的对土地制提出了分配方式，即“平均地权”，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表的党义中就提出：主张土地国有，的规定。

孙中山曾多次从不同角度阐释他的平均地权，并对井田制、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给与高度的评价。

新中国也并非没有井田制的影子，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农村也是实行公社制，集体劳动，集体分配，土地国有，细思现在的土地制，也是共有和私有的混合。

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民只拥有使用权，按人口分配土地，也许，这就是历史演变了数千年人们能找到的最合适的土地制吧。

那么“井田制”的魅力究竟何在？在于它能制造出一个没有贫富差距的太平。

每一个国家的追求和政治的选择，不是君主能够决定的，而是历史规律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而控制人民决定的，也正取决于他们的心态，他们的信仰和追求。

这不得不涉及到中国的宗教信仰。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却最能阐释这一点。

他们提倡无为，率性、适己、汪洋恣肆而洒脱自然，提倡道之精在养身，之粕在于治国。

显然，道家是最尚道法自然的一派，他们追求的是心灵的舒适度，无忌无求，他们崇尚结绳而记事，认为贪欲是斗争的根源，对于这一点，我是深表赞同的，人类科技越发达，反而会累越孤独，心灵的舒适度反而与旧时代差远了，但现实要求我们却必须世俗，只有世俗的努力到一定程度，才能享受到想要的平淡。

而要平淡，只有大家没有差距，才能不受指责的安享平淡。

中国人所追求的，仅此而已。

其次，是中国的佛教，经过六祖慧能的改造。

“禅宗”开始渗透进中国的骨子，它追求的是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这首偈语体现了禅宗的追求，也最能体现中国人追求的思想境界，空灵、美妙而无一物。

当然，再高的思想境界，都是要有物质为基础的，彼此公平，在那种“贫者无立锥之地”时候，是不太可能参禅的。

所以，禅宗兴盛于大唐。

中国人所追求的，不是奢华，不是浪费。

真正的有道德思想的士子所追求的只是衣食饭饱后的思想境界的追求，所以有晨兴理荒秽的陶渊明、有安居辋川的王维、还有散尽资财结交豪士的李太白。

有“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壮语，有不受人气、米气、土气、秽气等所毁的正气之歌。

当然，还有对我们影响最大的儒学。

但是，儒学是入世的一门学问，它历来重视的是如何治国，是故侧重点关注的不是人民的内心状态，所以在分析它对国人思想的影响时，我认为不能从它的正面入手，而应该从他的制度对国民产生的影响上分析。

《说文解字》解释“儒”，本意是柔。

何为柔，即安时而处顺，既来之，则安之的状态，不要反抗，要顺从。

另一个儒家的核心是“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求等级分明，各守其职，各循其礼。

试思考，这种要求一旦长久的嵌进人民的内心，造成的是怎样的思想，无非是安分守己，自得其乐，在固有的物质条件下，追求自身的精神享受，所以造成了中国儒子守贫固贫的思想。

但儒家是鼓励入世的，鼓励等级的，鼓励名利的。

他提倡，只有比别人过的等级高了、富裕了，才是忠、是孝。

所以中国儒子历来有“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追求，而正是这种追求，体现了人民对更优越的心理境界的追求。

怪不得老子骂孔子，说是儒家搞乱了社会，礼者，浮华之首也。

儒家总是在这种安时处顺和争功求利中矛盾。

井田制的复苏，是中国人思想无形之中的指引，向上追溯，自禹时代“家天下”改变“大同”思想，就已经开始了中国的贫富分化。

中国人的思想也开始不得不走向了一条怪路，不愿走却不得不走。

正如不愿有等级之分时，却现实有
了。

而自己又迫于时代形式和思想更无拘无束的追求而不得不追求名利了。

这是历史的无奈。

我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学者将老庄的想往说成是消极的，将王维的诗评价为消极避世，比如游国恩。

但毕竟这个时代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在人类满足衣食条件下、在达到最适合人类过平淡无压力、使精神极为富足的时刻将时间停滞，不再发展。

都不可能，正像现在世界，明知制造核武器是害人害己的，但别人有，自己没有就不安全一样不可阻止。

但人类越活会越累，这将是无可置疑的。

物质与精神从来都是影响的，相生相克。

恐怕物质对人的生存会过犹不及。

古人是清醒的，是智慧的，但不是众人具能理解的。

历史有时候是很无奈的，或许有时候也不可遏制、不能自己的走向毁灭。

谁能跳出现实经济、国力、科技、竞争的圈子，从基本的人性出发，参透生死的圈子，安享那份仅仅属于生命的生命呢？小到名利，大到国家，都是空。

只有属于生命的那份饱满，那份值得，才是最圆满的值得。

千亿年与地球，只不过是一瞬。

千千万万的物种于自然，又算得几多分量。

人类有时候，是经不起地球的一个轻微的颤抖的，也许就是一个颤抖，那个属于恐龙时代的一切物种灭绝了，而属于人类的时代又慢慢衍生着。

那么即使是万卷历史，又算得了什么。

历史教会我们思考，但不是教会我们消极，而是教会我们什么是大智慧，如何的人生才算圆满。

跳出小圈，以一种凌然的高度和智慧去思索，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