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潍坊的盐政管理

论古代潍坊的盐政管理于云洪（潍坊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潍坊邮编：261061）内容摘要：山东潍坊是最早发现盐并开始制盐的区域。

古代潍坊的制盐不仅起源早，而且制盐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

随着潍坊制盐业的发展，盐政机构也开始设置并不断得到完善。

本文重点对山东潍坊盐政机构的设置演变、盐税管理以及盐的缉私等方面的问题做些探讨，希望能对今天山东盐业研究和环渤海蓝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古代潍坊盐政管理盐的缉私山东潍坊是最早发现盐并开始制盐的区域。

古代潍坊的制盐不仅起源早，而且制盐技术达到了一定水平。

随着潍坊制盐业的发展，盐政机构也开始设置并不断得到完善。

本文重点对山东潍坊盐政机构的设置演变、盐税管理以及盐的缉私等方面的问题做些探讨，希望能对今天山东盐业研究和环渤海蓝色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早在夏朝时期，山东潍坊就以“贡盐”而著名，《尚书·禹贡》载：“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潍淄其道，掘土白坟，海滨广斥，厥贡盐絺”，东方青州的盐税是夏朝财政的主要来源。

从西周以后，历代统治者越来越认识到盐对于国家财政收入和政权巩固的重要性，国家开始设置盐政机构，潍坊作为地方产盐中心，不仅加强制盐管理，而且更加注重完善盐税体制和缉私管理。

一、盐政机构的设置。

潍坊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发现，证明这里早在商朝时期就已经开始制盐售盐了。

但商朝盐业机构的设置没有详细的史料记载。

国家最早的见于史料记载的盐政机构始于周朝。

当时国家设置“盐人”掌管盐的供应。

据《周礼注疏》称：“盐人掌盐之政令，以供佰事之盐”（山东省盐务局编著，《山东省盐业志》，齐鲁书社，1992年6月第一版，59页）。

山东最早的盐政管理，见于史册记载的是春秋时期（前685年至前645年）管仲相齐，首创盐法——《正盐箧》，规定制盐官民兼制，销盐实行管收、官运、官销专卖制。

战国时期齐国的相晏婴，继续实行盐专卖制度，由此可以得知，盐业管理机构的设置应该即开始于此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和燕国拥有丰富的海盐，管仲辅佐齐桓公争霸之时向齐桓公献策说：“齐有渠展之盐，燕有辽东之煮”[1]大兴渔盐之利，并提出“盐铁之利足以立轨官”[2]的主张，制定并颁布了沿用至今的盐政大法——《正盐箧》，这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盐法；实行了“关山府海之策，禁北海之众，毋得聚庸煮盐”的政策，即规定制盐的海滩归官府所有。

从此以后，盐归国有，凡民制之盐，由政府收买，归官府运销。

当时潍坊寿光属于齐国管辖，为执行盐法之始。

而齐国也成为我国古代最早实行盐专营的春秋国家，管仲也被当地尊为盐神。

盐官的设置。

盐官是秦汉时期主管盐政的官署。

战国时期，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设置盐官，管理食盐专营一事。

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定郡县之制，发展经济，使盐业振兴，正如《文献通考·秦赋》记载的：“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此间，盐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西汉武帝时盐业机构逐步完善。

汉初，开山泽之禁，允许私人制盐和经营。

汉武帝时期，外开边疆，用兵频繁，财用不足，于元狩年间（前122-前115）将盐业收归官营，在产盐区和主要中转地设隶属于大司农的专门的盐业机构——盐官，担任盐官职务的官吏称为“盐铁丞”。

盐官设于28个郡国的37处，主要分布于渤海、黄海沿岸和西北、西南盐池、井盐地区。

”[3]。

担任盐铁丞的桑弘羊修订了盐法，实行“盐铁专营”。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以东郭咸阳、孔仅为盐铁丞，领盐铁事，专卖盐铁，禁止私营。

在37处盐官中，山东共有11处，潍坊就有2处。

西汉时期的潍坊，隶属于汉景帝时期设置的北海郡，北海郡的都昌县（今昌邑）、寿光设置盐官，大兴盐业之利，推行招募民众，供给器具，令以煮盐为业，所产之盐全部收归官有。

当时寿光、昌邑的盐官，秩同县官，对盐进行专产专销，加强了对制盐的管理。

唐朝时期，首先是盐铁转运租庸使第五琦创立“榷盐法”，实行食盐专卖，即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

这个管理制度，使得国家从城市到乡村，广泛设置盐官，不仅盐业官僚队伍过于庞大，而且维持这支庞大机构运转的费用也太大。

官运官销，对老百姓伤害很大，表现为盐吏硬性摊派很多，胥吏强索于民，官商勾结，私盐大行其道，使盐政背离了“因民之急而税之”，“人不益税而国用足”的初衷。

其次，唐代宗时期担任盐铁使的刘晏，针对第五琦的盐政弊端，又进一步改进了盐法，刘晏盐法施行的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或称就场专卖制，即实行“签民煎盐”，灶户入籍，并在产盐各地设置盐院，立“亭场”，专给官府煎盐。

官府将税收纳入卖价，售予商人，听其远销，所过州县不再征税。

在这种新的专卖体制中，官府撤出食盐的零售领域，食盐零售或者小额批发完全由商人去自由经营，利用商人的经验和资金来搞活流通，搞活市场，市场繁荣了，经济活跃了，国家税收有了基础，财政收入就有了保证。

所以，从第五琦到刘晏的盐政改革，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食盐专卖体系，使盐利大增。

盐利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达到了“天下之赋，盐利居其半”的地步。

榷盐法的兴衰与唐王朝的国祚安危息息相关，榷盐制度对唐朝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元明清各代，盐法多变，但主要执行“引”、“票”制度。

清初，盐政管理沿用明法，实行“纲法”、“引岸”之制，并采取“恤灶惠商”政策，盐业振兴，自康熙十八年（1679年）山东潍坊的官台场划归寿光县管辖达五十一年之久，灶工增至1226人。

1730年（雍正八年），青州属地靠近盐场，私盐充斥，无商承运，因此官府将盐商革除，听民领票，酌量收税，自行运销，应征课额，摊入地粮代征，称为民运票地，从此票法开始实行。

票法行盐分为民运、官运票地，各有引界，不准超越界境。

民运票地，税收较轻，昌邑、安邱、诸城、高密等县属于这类地区。

官运票地，税额稍重，当时潍坊的寿光、临朐、益都、昌乐、潍县等县为官运票地，税额稍重。

自纲法改为票法，革除了纲法盐商的专利，盐价减半，平民愿意购买票盐，私盐稍微有所收敛。

1739年（乾隆三年），实行先放盐后收税的“恤灶惠商”政策，出现了产丰销畅的繁盛局面，促进了盐业的发展。

至乾隆十九年（1754年）潍坊官台场滩池发展到292副，计地面积三顷三十三亩一分六厘，盐民1200余人，年产盐388350斤。

其范围东自宋家岔河，西至寇家坞，南至中疃，北至海。

官台场设立6垣收盐：即宋家垣在宋家岔河东北，据场署侯镇20里；郭家垣在郭家洼东，距场署20里；郑家垣在郑家庄子附近，距场署50里；原固堤场归并官台场管理的横垣，在潍县横里路庄，距场署20里；林垣在潍县林家央子，距场署30里；崔垣在潍县崔家央子，距场署40里。

清中期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因官商勾结，徇私舞弊，灶穷商乏，滩荒人转，当地盐业出现了下降趋势。

除了盐制以外，古代潍坊还加强了制盐灶滩和盐场的严格管理。

历代采卤制盐管理办法不一。

唐代以前，场无定址，人走灶迁。

宋代煎盐场址逐渐固定下来，“煮盐之地曰亭场，民为亭户，或谓灶户，户有盐丁”[4]。

元代设官台、固堤场，各场煎盐，岁有定额，付给工本，盐丁按数额办盐，实行团煎法。

明代前期官台、固堤场实行签民为灶，按户计丁，按丁计盐，煎盐规模及煮盐技术比前代都有提高，中后期灶赋丁税加重，盐业衰败。

但到了清朝乾隆时期，由于改革赋税，实行“摊丁入亩，丁不复税”制度，改革制盐技术，由原来的煎盐转为晒盐，允许盐滩自由买卖，使盐区出现了“是百余年、生齿日繁，元气渐复，盐价至贱，销数乃极畅而不可遏的兴盛时期”[5]（《山东通志》）。

当时，官台场盐滩发展到了405副，计地543亩，每年配票46650张（每票325斤），富国场配票3865张。

而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盐场连续遭到潮灾，产盐急剧下降，灶户捐税繁重，官盐日贵，私盐日多。

乾隆以后的嘉庆、道光、咸丰和同治各朝滩场管理日趋混乱，枭商污吏狼狈为奸，盐业生产日渐萧条。

光绪年间，随着小清河地疏通，寿光羊角沟商贾云集，清政府允许商人开滩辟池，盐业生产始有转机。

民国时期滩场管理实行“制盐许可证”制度，无证者不得开滩晒盐，滩户按月报产，场务员复查加盖“稽”字印记，新盐集坨，检查盐质优劣，计量造册，严密苫盖，以防走私雨耗。

二、历代盐税的征收中国自古以来盐的应用范围广泛，也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来源。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盐税的制定和征收。

从夏商周开始，我国就有了征税制度，秦汉六朝都实行征税制度。

所谓的征税制就是就场征税，任民自由运销。

到了唐朝时期，我国开始实行盐的专卖制度，即盐收归国有，以营业代税课。

我国古代盐的专卖制共分五种情况：一是部分专卖制，以民制为主，官制为辅，所产之盐，官收、官运、官销，春秋时期齐国实行这种专卖。

二是全部专卖制，产、收、运、销全由官办，西汉武帝时期实行。

三是，就场专卖制，民制、官收、转商运、商销，唐、宋中叶、金、元、明万历以前时期实行。

四是官商并卖制，各有经界，不相侵越，五代、宋初、辽、金、元实行。

五是商专卖制（即委托专卖制），政府将收买运销之权授予专商，居中课税，明万历之后、清代、民国实行，盐的生产和销售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第一，历代税制的沿革从春秋开始，历代均有关于盐税的政策法令。

据《中国盐业》考证，“我国盐业开化最早，从世界历史上考察起来，中国居于最先地位。

”而寿光又在我国盐业史上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寿光双王城制盐遗址的发现从地下资料方面给予佐证。

盐税也叫盐课。

夏商周三代时期实行物贡，即制盐者向王室纳贡食盐，此后改为征收盐税。

夏代《尚书·禹贡》就有“青州，厥贡盐絺”的记载，就是向夏王进贡盐和细葛布。

自周庄公三十二年（前685年）春秋齐国管仲著《海王篇》论说盐业利益，确立盐业政策，开始设官征税以来，盐税就成为我国历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之一。

汉武帝时，盐丁向官府领取工本，煮盐器具由官府供给，替官府制盐，按丁交纳盐税，名为盐课。

唐朝有所发展，盐利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具有特殊地位,甚至达到了“天下之赋，盐利居其半”的地步。

到了宋代，沿袭唐朝盐法，后来实行折中法和引法，向盐商发引收钱（粮），名为税课。

到了元代，由官府卖引给盐商，让盐商到盐场领盐，商人所交的引价，也称盐课，产户所交的盐课，改称灶课，沿袭至明代未变。

清代盐税分灶课、商课、杂课3种。

灶课分为两类，凡灶丁、灶地、草荡地、盐锅、滩池征自灶户的，称灶课；灶地农民佃种征于农户的，称民佃灶课。

商课为正课，是向盐商征收的盐课，税额较重。

清初，盐由灶户缴纳盐税后，自行销售。

康熙十八年开始招商运销，征收商课。

潍坊官台场产盐较多，实行“引”“票”并用制度，销往引岸的盐斤征收引课，销往票地的盐斤征收票课。

当时潍坊的富国场产盐较少，只销往民运票地，税课并入地银由县代征，税额较轻。

杂课，名目繁多，包括各种附加税和其它杂捐费，主要有附军费、加抽票、课银、解费银、养廉费、吏部饭食费、笔贴式解费、残票解费、给兵费、办公拦扣等，即4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