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

土耳其革命与辛亥革命的不同：发生在20世纪前期的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同为东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但前者使土耳其成功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后者的革命果实则被袁世凯所窃取，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

导致不同结果的原因何在，本文试从两次革命的诸多不同之处寻找答案。

一、两国国内因素的差异从两次革命发生前的国内背景来看，凯末尔革命发生在一战结束后协约国妄图通过《摩得洛斯停战协定》瓜分奄奄一息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

希腊干涉军的长驱直入，在奥斯曼人中间激起了强烈而广泛的民族主义感情。

在他们看来，败在英法等西方强国脚下是可以容忍的，而且这些国家的军队迟早会退回本国去，“但是一个帝国的邻邦，一个过去的附庸民族，突然地冲进了帝国的心脏地带，这实在是一种忍无可忍的危险和耻辱”。

这种心情就好像甲午战败对中国的刺激一样。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发生在1911年，甲午战争已过去16年，辛丑条约也已签订10年。

虽然在这期间帝国主义一直不断地在对中国进行着渗透和侵略，划分着势力范围，但在表面上，中国并没有面对多么强大的外来压力，国民的心理也相对平静。

正因为如此，两者在群众的发动上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亡国灭种的千钧一发之机，广大的土耳其人民自然能够团结起来。

因为内外巨大的压力使他们感受到了喘不过气的痛苦，所以纷纷要求抵御外辱而自强。

在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人们不顾占领军机枪大炮的威胁，纷纷举行大型的抗议集会。

正是有了这种基础，凯末尔才能组织起强有力的游击队和正规军。

而且，对农民问题的正确处理，也使凯末尔获得了国民的支持，“约有50万农民参加了同外国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他们是革命的主力。

革命胜利后，政府亦采取了诸如发放贷款、降低税率、提高关税等一系列的手段来扶持和保护农业，并对无地少地的农民出售或分配土地，从而使革命成果得到了巩固。

反观中国，起来闹革命的大多是一些知识分子，他们比较敏感的察觉到了祖国面临着危机存亡。

但对于一般的农民和工人来说，在这种相对平静的日时期，革命这种事对他们来说是不能理解和只可远观的。

所以在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颇有些孤军奋战的意思，他们没有去充分发动群众，而群众也不具备这种被他们发动起来的前提，因为中国的农民是不到活不下去不会起来造反的。

对于这种振臂一呼无人响应的情况，革命党人只有采取诸如暗杀这类手段来发泄不满，制造影响，甚至“之所以要从事暗杀活动，完全是因为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自始至终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农民这一中国第一大问题，“平均地权”并未真正实施，因而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经济基础，再加之中国农民长期被束缚在土地上，文化层次较低，所以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并没有为革命所震动。

他们本身并不是参与者，更不用提维护，这就使“革命党人失去了中国社会最广大的支持者”。

此外，不同的信仰使得革命发动所依靠的群众基础不同。

在奥斯曼帝国，虽然苏丹腐败而软弱的统治引起民众的诸多不满，但几百年的民族主义传统使维护哈里发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色彩。

为保卫苏丹和哈里发而同异教侵略者进行圣战是当时号召人民的一面强有力的旗帜，甚至连反对它的凯末尔也不得不承认和顺应这一现实，在大国民议会成立之初，“以凯末尔为首的民族革命派，尽可能的在各种公开场合表示他们对奥斯曼帝国苏丹兼民族主义教哈里发瓦希代丁的忠诚，并且重申要把他从外国侵略者手中抢救出来的愿望”。

正是有了民族主义主义的号召力，有了民族主义教的战斗性和排他性，才有了广大的土耳其民众加入到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中去。

而在中国，实际上也存在着一种延续几千年的占据人们头脑的思想——儒教，但它对革命的作用却是阻碍的。

儒家“中庸之道”的思想磨平了人们为争取自身权利而斗争的意识，使中国人变得特别能忍，而且大多怀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因此他们对革命的态度是麻木的，甚至是反感的。

对大多数没有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举动是不可理解的，他们只能敬而远之，希望不要殃及自身。

所以说，辛亥革命缺乏一面吸引人的、强有力的大旗把被儒教禁锢住的广大下层人民号召起来。

再从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来看两者的不同。

凯末尔在领导人民起来争取民族独立之初，就已经认识到同帝国主义必须彻底斗争，不能有任何幻想。

在1919年的《告全国人民书中》，他明确提出：“1.祖国的领土是完整的，不容分割；2.要统一全国，反对外国的占领与干涉”。

对某些人提出的“要求接受美国的委托统治”的建议，也予以了否定。

可见，凯末尔是清醒的认识到，帝国主义是横在民族解放道路上一道不可不除的障碍，要得到他们的“帮助”和“同情”是根本不可能的。

相反，只有进行坚决的斗争，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利。

而孙中山则不然。

三民主义的旗帜是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却由于过分强调反满而变成了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满清贵族的仇恨转移和弱化了人们反对帝国主义的视线。

人们被民族主义号召去反满而忘记了还有帝国主义这一不可不除的敌人。

南京政府一成立，他就急忙向英国政府表态说：“和平的前景是良好的”。

在1912年1月5日的对外宣言中，孙中山表示对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外债、赔款、特权等，“均认为有效”。

革命派幻想以为主动承认这份可耻的遗产，就可避免触怒帝国主义，换取他们的承认和同情。

事实证明，想以与帝国主义的妥协来换取民族的独立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就像一只小羊羔自断其肢去喂狼一样，是一种示弱的表现，最后只能被狼吃掉。

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是从来不掩饰他们的贪婪性和掠夺性的。

所以，不打掉帝国主义而想赢得民族解放，只能是流于形式的空想。

我们再从领导人个人的路线来分析。

凯末尔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一位身经百战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铁腕式的人物。

他参加过青年土耳其党，参加过一战，不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掌握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在民众中赢得威望。

在协约国占领军开进土耳其之时，他就将所属“闪电军团”的骨干军官转移到托罗斯山以北各地，所余武器装备散发给安纳托里亚南部各省群众，为将来的民族解放战争做准备。

凯末尔走的始终是一条与武装斗争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将军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成为他日后打败希腊干涉军，签订《洛桑和约》的资本。

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始终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强大的军队，以致武昌起义后看似全国响应、处处开花的革命形势，实际上是鱼龙混杂，各自为政，众多旧军阀、旧官僚投机革命，使南京政府成为一具空壳。

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在中国，改革最快的还是火和剑。

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

”始终没有建立自己的军队，使革命党人只能靠暗杀、暴动这些昙花一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

没有强有力的军队，就无法统一全国各式各样的势力，无法建立强有力的政权。

没有武力做后盾，只靠个人魅力就想使整个民族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是太小看政治了。

这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所在。

说到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为什么同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土耳其资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就没有表现出两面性呢?这要从两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状况来说。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80%，自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封建国家，更由于民族主义教对经商的严格限制，使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其缓慢。

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土耳其境内的工业大部分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属于国有的只有部分军需工业，私人经营的进出口贸易又多为希腊人、犹太人等少数民族垄断，土著人对工商业的涉及少之又少。

在民族解放战争前，土耳其境内的本国及外国公司，一共才只有341家，全国的工人也只有15万，而且只集中在少数的几个大城市。

所以说，在奥斯曼帝国时代，土耳其并未建立起民族工业。

只是在一战开始后，在安纳托里亚建立起一些为供给军需服务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不利于外国资本经营，而土著小手工业者却可经营。

这类工商业规模不大，但却使资本主义萌芽，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

所以土耳其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是在一战时才开始形成的，而这时正是外国资本势力最弱的时候，所以土耳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与帝国主义联系甚少，也就很少表现出对帝国主义的依赖性和妥协性。

反观中国，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十几年间，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

由于列强对华资本输出的刺激，以及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民族资本的发展出现了1895—1898和1905—1908两次高潮。

在1895—1913年新增的549家厂矿企业中，民族资本的商办企业有463家，资本额占75.49% ，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已经有了相当的地位，但这种成长却是极不正常的。

由于外国资本的过早渗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刚刚起步之时就面临着强大的竞争，在市场、技术、资金方面都不得不受制于人。

所以就产生了一方面想要摆脱束缚和控制，另一方面由于先天不足的弱小而不敢彻底决裂的两面性。

经济上的依赖性决定了政治上的妥协性。

我们再来看看革命前的政治风气。

两个国家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前都经历了一段立宪政治的过程，立宪对于共和的影响是不可忽略的。

古老的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社会弊端的暴露，使那些见识了西方社会飞速发展的土耳其进步人士认为应该实现政体的转变，以恢复帝国昔日的荣光，特别是当皇权日益腐败与懦弱的时候。

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操纵下，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从1876—1878、1908—1918的12年的君主立宪时期。

虽然由于把大部分时间放在了政治斗争上而使社会改革的成果有限，但这12年的立宪却给政治风气和社会人心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影响，为共和打下了基础。

而在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宪政治只经过了103天的昙花一现就失败了，皇帝的命令大都被当作一纸空文搁置起来，地方上几乎没有任何的举动，我们怎么可能不切实际的希望它在社会上造成多么广泛的影响。

还有一个不同点导致了不同的结局，即两国革命领导者的不同出处。

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们都是出自原统治集团内部。

如凯末尔、富阿德、劳夫等人都是苏丹政府的将军出身，费沃兹?查克马克将军更是原来的陆军部长。

由这样一些在社会上有威望的人出面，自然对群众有着极大的号召力，对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瓦解力也相当大。

又因为他们是原政权的成员，所以对国家和政治的状况也是十分了解，已经有了相当的政治经验，领导起本国的人民来也是得心应手。

但孙中山、黄兴等人可就不是如此了。

他们在一般的平民眼里就是中国传统社会所称的匪，是来自统治集团外部的一些造反者。

所谓兴中会、同盟会也只能采取地下的秘密的形式。

群众对他们是不敢妄加信任的，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是一帮造反的人。

革命党人在中国就只能以异端的形式出现，在摸索中艰难孤独地前进。

所以，在土耳其和中国，革命领导者所面临的阻力是不同的。

最后，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辛亥革命在中国比凯末尔革命在土耳其遇到的反动势力要强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