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下的乔伊斯从乔伊斯的死者说起[1]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乔伊斯

后殖民主义语境下的乔伊斯

～一一从乔伊斯的“死者”说起

李增王云‘

内窖提要：本文主要从“死者”＾手，在后殖民主义的语境下探讨乔伊斯是如何从地理维度和语言谱系两个方面探索爱尔兰的民族性问题，进而揭示乔伊斯对待民族这一问题的独特态度，说明他是一位充满政治关怀的作隶。

关键词：乔伊斯后殖民主义民族性地理维度语言谱系学

在乔伊斯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死者”无疑是十五篇中最重要的一篇，一直备受评论家关注。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和本世纪初以来，对乔伊斯的研究出现了更为强势的政治关怀，即将乔伊斯的小说与爱尔兰的民族历史、为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和自由斗争联系起来。ｏ正是受到这一新的研究趋势的启发，笔者试图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对“死者”进行新的分析和阐释。

乔伊斯的故乡爱尔兰是西欧唯一有着被殖民经历的国家。１１６９年英国入侵爱尔兰，开始其　

殖民的历史，直到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８日英国承认爱尔兰独立（但拒绝归还北部６郡），爱尔兰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摆脱殖民状态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发表于１９１２年，正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过去许多研究者认为在这一时代乔伊斯采取丁“逃离”的、“非政治”态度，只是躲在一个狭小的、虚构的“都柏林”世界里。然而，如今当我们将他的作品置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审视之下，不难发现乔伊斯的作品也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问接地反映出当时的爱尔兰社会政治斗争，特别探讨了爱尔兰与英国的政治、殖民关系，通过艺术形式对爱尔兰民族、语言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地理维度与民族叙述

地理因素在爱尔兰的政治思维中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拥护共和制的爱国主义者、联邦主义者，还是温和的或者强硬的民族主义者，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时都把地理因素考虑在内。正如奥利弗·麦克唐纳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尔兰问题持久存在皆因为地理意象的威力悬浮在人们的头脑之中”（ＭａｃＤｏｎａｇｈ１５）。乔伊斯也指出：“民族指的就是同一批人住在同一个地方”（Ｊｏｙｃｅ，Ｕｌｙｓｓｅｓｌ２．１４２２—４８）。由此可见，地理、地域与民族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近些年，在乔伊斯的研究领域中一商：存在着～个探讨其作品中地理概念的传统，但是学者们却很少注意到乔伊斯是以一种地理视角来探时民旅历史问题的。在他那里，地理呈现出一定的空间维度，而空间的维度正是想象中的民族的维度。在那篇著名的“爱尔兰，圣人与贤哲之岛”的讲演中，乔伊斯写道，“我们的文明是一片宽大的织物，其中多种因索交织在一起”（Ｊｏｙｃｅ，ＴｈｅＣｒｉ矗ｃａｌＷｔ。ｉｔｉｎｇｓ１６５）。“织物”不禁使人想起《尤利西斯》第十二章“独眼巨人”中那个将手绢形状与民族

－车增，东北师范火学外语学院英语系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当代文论及英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王云，齐弃哈尔学院外语系讲师，主要研究英蔓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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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文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主义者心目中爱尔兰的地图联想起来的情节。如果说手绢代表着爱尔兰民族的成员的混合构成状态，那么它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乔伊斯是如何从地理维度的视角来考察民族问题。

乔伊斯认为爱尔兰走人“殖民地的现代化”阶段后，由于殖民者的干涉，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局面——古老和现代的杂合体。这种爱尔兰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发展不平衡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

地区地理维度的多样现象使得文化民族主义者将爱尔兰西部象征性地视为一个非历史性的、反现代性爱尔兰文化的博物馆。在乔伊斯的作品中运用地理的方法叙述民族问题主要集中在像加布里埃尔·康罗伊和斯蒂芬·戴德鲁斯这样的人物身ｔ，他们拒绝文化民族主义者强加给他们的传统形式的民族属性，结果却不自觉地陷人二中择一的民族叙事之中——真实的地理与比喻上的地理移动，空间维度的真实性与空间维度的比喻性，空问上的移动与从一个维度向另一个维度的移动，乔伊斯的民族叙述正是围绕这样一系列的■元剥立展开的。

小说“死者”在探讨民族问题时常常涉及到两个相关的地区：爱尔兰西部和“死者的鬼魂居住的地区”（Ｊｏｙｃｅ，Ｄ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２２４）。加布里埃尔对两个地区既要接受又要拒绝。他的言谈常常暗示出他不冉留恋过去、屈服于“死者”的决心。他拒绝莫莉·艾弗丝提出的陪她去爱兰岛旅行的邀请，结果在昕到另一个去“西部旅行”的诱惑面前几乎晕倒，因为这样的旅行会小禁使他联想起格辛Ｉｉ塔与壶克尔·弗里的关系。从他崇拜外国的东西这一点上看，加布里埃尔是《都枘林人》中一系列偏按人物中最后的和最令人同情的一个。。加布里埃尔身上体现的那种自觉的世界』（同思想仅

仅足“橱窗似的装饰”，与莫莉的民族主义同样都代表着不受欢迎的民族成员关系。

艾典·诺兰指出“死者”里面存在着一个民族主义式的潜在文本，它提山了一个问腰：加布里埃尔“西部旅行”计划将使他陷入何种民族选择关系？诺兰认为加布里埃尔的最后顿悟代表着死亡，也代表着他融入到民旅的“社区”之中。加布里埃尔对西部爱尔兰诱惑的屈服、加布里埃尔实现自我意识（将他与更大的社区隔离），两者阅读方式相互补充，因为民族属于那些生活在与世隔绝状态中的人们的一种幻想。加布里埃尔的强烈孤独感同时也是和他人共有的经历，使他融人民族这一不为人所知的社区之中，那遮盖一切事物的雪的意象便形象地暗示出这一点（Ｎｏｌａｎ２９）。其它学者却强调西部意味多样化甚至相冲突的概念。鲁克·吉本斯认为“死者”描绘出两种互不相融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拥护宪法的民族主义和主张暴动的民族主义（Ｇｉｂｂｏｎｓ１４６）。这种冲突是通过“报纸”和“民谣”的不同做法表达出来的；“报纸”与加布里埃尔对“西部”象征性的占有相关，而“民谣”与《奥格里姆的姑娘》以及歌中所击选的意义心及格莉塔对“西部”的理解有关。柯伊林·欧文斯认为，“对格莉塔来说，‘西部’是她永远不可能企及地方；对加布里埃尔来说，‘西部，是他永远不能了解的地方”ｏ；对读者来说，“两部”是－种意义模糊的象征，表现出格莉塔和加布里埃尔之间的不同气质，作为文化理想的凯尔特人的爱尔兰和混合着现代、城市、资产阶级爱尔兰之间的不同。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诺兰、吉本斯、欧文斯三人都将“西部”看成是爱尔兰民族的象征，不同的是有的把它视为民族调和的工具，有的把它视为民旅分裂的工具。然而，笔者以为还存在另一种对“西部”充满歧义的理解，它建立在对爱尔兰地理维度和乡村似的爱尔兰现代性的理解基础之上，与将“西部”和死者连接在一起的理解背道而驰。在小说中，“西部”是一个不断变幻的、半现代化的边缘的地区，一个体现多维度的地理空间，它既肯定同时又否定加布里埃尔、奠莉、格莉塔对它的幻想。在莫莉邀请加布里埃尔去爱兰岛旅行之际，她曾问过格莉塔的出生地：“她是康诺特人，是吗？”后者表达了她去旅行的强烈愿望，并说“我真想再看一看戈尔韦”（Ｊｏｙｅｅ，１）ｕｂｌｉｎｅｒｓ１０１）。邪么，这里的戈尔韦指的是戈尔韦地区呢，还是戈尔韦城，抑或是康诺特省的戈尔韦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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