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惯性制度论

惯性制度论作者：李斌发表时间：2004-11-13 16:24:49 责任编辑：未知《红河学院学报》一、问题的提出让我们先来看发生在社会日常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两个例子。

在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观察到如下现象：当一群人站在装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想要到马路的对面去时，常常会有一部分人在红绿灯指示向左转或向右转时就迫不及待的穿过了马路。

这种行为起初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有急事赶时间时而偶尔为之，然而当其他人看到这种行为可以节约时间而不会受到惩罚时，他们中的大部分就会相互追随。

如此一来，久而久之，剩下的一小部分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就会被推至一个吊诡的境地，即一方面是自己因遵守交通规则付出了比别人更大的成本而感到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则还可能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行为而遭到来自旁人的讥讽。

这种境况如果得不到相应的改观，那么下一步将意味着这少数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会加入到违反交通规则的那个阵营中去。

这只是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极为普通的且非常常见的一个个案。

类似的个案还不胜枚举。

在政治领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情况：现代国家的制度设计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就是想把德才兼备的人给遴选出来，放到最恰当的国家治理的岗位上去。

因此，从理论上而言，那些为民办实事，有真才实学的真正干出政绩来的人应该获得升迁。

然而，实际的情况可能恰恰是因为这部分人只埋头干实事，而忽略了跟上级搞好关系，因而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升迁和奖励。

而那些靠搞些“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的人反倒青云直上，在政坛上如鱼得水。

长此以往，“实践出真知”，“现实生活处境是人类最好的老师”，那些真正干实事的人由于得不到上级的承认，其价值没有得到公正合理的评判，因此也会相应调整工作重心，把精力花到如何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升迁机会上来。

同样的，如此一来真正为民干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即使有那么几个，也无法在一个与自己的行为格格不入的环境中得到重用。

如果说上述个案只是作为一种现象而存在的话，那么把这种现象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实质和严重程度。

“如果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非正义行为没有受到有效的制止或制裁，其它本来具有正义愿望的人就会在不同程度上效仿这种行为，乃至造成非正义行为的泛滥。

”[1][P1]这是慈继伟教授建构其正义理论的一个切入点和突破口，也可以用来对上述个案进行理论总结。

然而，本文的目的却不在于或主要不在于讨论正义的问题，因此还得把该理论进一步分析下去。

本文想要指出的是：一种行为方式（不分正义或非正义）如果长期被人们所遵行而没有遭到来自国家力量的反对，或者说是国家方面的力量没有能够彻底制止这种行为方式的继续存在，让这种行为方式得以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扩张和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延续，并且在频率上得以重复，继而使得这种行为方式已经成为了特定领域或行业中人们的一种惯性，那么这样的行为方式就成为了一种惯性制度。

二、惯性制度的界定上文提出了本文所要阐述的核心概念：惯性制度。

为了下文论述的需要，这里有必要先对此概念作一界定。

这里的界定将从对惯性制度的价值属性，惯性制度与其他相关概念的比较以及惯性制度的特征的分析中展开。

由于上述两个例子都是从非正义行为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并且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收益，从而引起其他人的竞相仿效，最终导致了非正义行为的泛滥的角度来叙述惯性制度的形成的，因而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个错觉或者误解，即认为只有非正义行为的泛滥才会导致惯性制度的形成或产生。

其实上述两个例子只是方便引出本文论题的需要，并且也是因为这两个例子在现实中都很常见的缘故。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笔者在此文中所提出的惯性制度的概念并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因素，也即是说无论是正义行为还是非正义行为，只要其能够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得以扩张和延续，并且在频率上发生重复，那么就都有可能形成某种惯性制度。

甚至，有些与正义和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无涉的行为也可能导致惯性制度的形成。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追求成本的最小化与收益的最大化将是市场经济中每一个“理性人”的通常选择。

因此，如果某种行为方式能达致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的境地，那么此种行为方式就有可能成为一种惯性制度。

而这些行为方式有的可能与现行法律相违背，有的可能与当下的道德形成冲突，有的则可能处于法律和道德评价的真空状态，因此可能无法完整的对其予以任何评价。

在某种意义上而言，本文中所提出的惯性制度的概念与哈耶克在有限理性或无知观的基础上型构而成的“社会秩序内部规则是人之行动而非人之设计的结果的命题”有相似之处。

[2]不过本文并没有走得那么远，把问题引向一个极端，即并不主张社会秩序的形成完全是自然演进或人之行动的结果。

因此，无论主张法治秩序单纯是社会演进的结果，还是主张单纯是人为建构或人之行动的结果的观点，笔者都持保留态度。

对于本文中的惯性制度，笔者也只是力图把一种在社会中存在的并实际起着作用的图景展示出来，并就其对社会的影响尽量作简要的客观的分析而已，尽管不可避免的要掺入一些作者的主观因素。

从某个角度看，笔者在此提出的惯性制度的概念与有的学者在理论上主张的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形成分野后市民社会自发形成的民间制度、民间规范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

[3]然而，它们之间却不能等同起来。

应该说，这里的惯性制度的指涉范围比后者的更大。

后者主要是从发掘民间资源的角度出发，站在民间社会的合法性及合理性的立场来对其进行定位和为其“正名”，而这里的惯性制度则既包括了后者的具有合理性的民间制度、民间规范，也包括许多并不合理但却发生着实际作用的“潜规则”。

而且，正因为如前所述的惯性制度所指涉范围的复杂性，所以这个概念本身不能表达笔者的支持或反对的立场，而只是把它作为展示社会现象的一个“肉身”而已，它本身并不具有或提供价值判断的功能。

在已有的理论著述中，我们还常常可以见到的是制度惯性这种说法。

那么此文中的惯性制度与已往的制度惯性有什么区别呢？如上所述，本文所提出的惯性制度，是指一种行为方式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得到扩张和重复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不成文的规则。

因此，一般而言它是一种不成文的而实际支配某一领域的行为规则，而不包括成文的规定。

而所谓的制度惯性，则一般指的是旧有的制度在新的时期留下的影响，即旧有的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心理定势、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因素对当下造成的潜在的影响。

如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一套思维模式还不时对当下的市场发生着的实际影响。

从表现形式上看，无论是旧有的成文的规定，还是不成文的“做法”、“规矩”等都可能产生制度惯性而对当下的生活形成影响。

当然，制度惯性大多指成文制度所形成的惯性。

从产生及形成的路径来看，制度惯性是旧有制度对当下的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惯性制度则是当下的行为对未来的行为规则的塑造。

或者如果说制度惯性产生的是一种形而下的影响，那么惯性制度则是一种形而上的型构。

那么，一种行为或现象要上升为一种惯性制度，需要具备哪些特征或要素呢？笔者认为有三个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上文所述的空间上的扩张性、时间上的延续性和频率上的重复性。

在空间的扩张性上，不一定要求该行为方式为多个行业或某个行业领域内的所有人的遵从，不过至少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该种行为方式应该得到占优势比例的人的遵循。

试举例说明之。

假设某城市出台了有关规范乞讨行为的法规，对乞讨的时间、空间范围作出了规定。

设该城市有10个乞丐，其中有6 人以上严格遵循该城市关于乞讨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性规定，而其余的人则依然置此法规于不顾，不分时间和空间进行行乞。

然而这其余少数人的行为得以长时间的存在和延续，一直没有受到干涉或者没有被取缔，并且后来又有2人以上加入到这少数人的队伍中来，那么原本只是少数人的行乞方式就成了该城市乞讨行为中的一种惯性制度。

在时间的延续性上，一般要求该种行为能够不间断的在相对较长时间内存在。

不过如果该行为在极短的时间里被打断或者被取缔，然而又迅速得以恢复和长时间的继续，那么也可以视为其具有时间上的延续性。

在上面的例子中，如果不遵循相应法规而行乞的乞丐因为其不规范的行乞行为而被当地政府禁止乞讨1日或是数日，然后又得以继续并且再也没有被取缔，那么也可以视为其行为具有不间断的延续性。

频率上的重复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即一种行为只有反复出现才有可能最终成为一种惯性制度，如果该行为虽然在空间上具有扩张性，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但是时隔数月才发生一次，那么是不能称之为惯性制度的。

同样以行乞为例，如果不符合当地法规的行乞行为虽然持续了数年之久，但是在频率上一个月仅出现一次，显然就不能把其上升为一种惯性制度。

三、惯性制度的生成原因分析笔者认为，作为一种潜规则，惯性制度曾长期在人类社会的实际生活当中与显规则相共存与博弈。

[4]只是在社会转型时期，旧有的社会秩序被逐渐打破，而新的社会秩序则尚未确立，在这样复杂的情势之下，惯性制度会更加常见。

作为一种存在于人类社会并对人类生活发挥着潜在影响的社会现象，惯性制度的产生，必然有其相应的理由和根基。

笔者从以下方面作简要分析。

（一）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在中国古代的成文法律传统中，大部分是关于刑事法律的规定，而很少单独有民事领域的法律规范。

或者说，在国家的成文法领域，“民刑不分”——民事行为的刑罚化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民事行为最后都需要靠刑法来规范，因为在国家成文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通行于民间社会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习惯法。

[5]这些习惯法常以商业惯例、行业规范（通常简称为“行规”）等形式表现出来，对从事特定行业的人们起到实际的规范作用。

现在还流传于民间的“国有国法，帮有帮规”或者“行有行规”等说法就是对民间习惯法存在的一个明显例证。

近代以来，中国虽然多次遭受诸列强的军事和文化上的入侵，然而，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华民族还是完整的延续下来。

因此，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文化现象固然已经失落，但是还是有不少的古代文化被留传下来，其中就包括了古代社会的一些行业规范。

另外，中国地域辽阔的特点也为古代社会的行规的流传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条件，避免了它们完全被国家制定法所强制改造的命运。

正是受这些古代传统文化的影响，某些行业的人拒绝按已有成文法的规定来行为，在心理上对新的成文规定形成抵制，还继续保持原有的行业规范或行业习惯，随着范围的扩大和时间的延续，这些传统行规的重复使用将会形成该行业的惯性制度。

当然，这里只是列举了传统文化在促成惯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所起作用的一个例子，而不可能对类似的情形予以完整的列举或归纳。

其他的比如中国人的人情世故，中国人的“变通”的处世方法都是促成惯性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

[6]（二）利益博弈的趋同选择这或许是惯性制度形成的最重要的原因。

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理性人”的概念可谓是深入人心，在许多学科中都有所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