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l苓为例

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为例[内容摘要]海外华人写作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做出的文化选择。

而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

严歌苓作为优秀的华人作家，以历史记忆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中国形象;历史记忆;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讲到:“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枚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

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

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生喧哗。

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

”尽管中国形象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重的矛盾和歧义丛生的概念，但就文学而言，一直都充当这一形象的实践与阐释。

中国文学中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浓郁的家国关怀，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路途，在强烈的向往与焦虑之中，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书写了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梁启超的理想是一个“少年中国”，在胡适的眼中，古老的中国仿佛是一个沉睡了太久太久的“睡美人”，只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神奇的一吻方可将其唤醒，而在鲁迅看来，中国是一个无比郁闷的“铁屋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奋力将其摧毁。

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这一维度上留下自己的发言。

“如果从形态的角度来看，所谓文化有两个层次，其一是指精神文化，亦即哲学、宗教、艺术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意识;其二是指社会文化，亦即某一民族的历史中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民俗习惯、礼制宗法等，。

不难发现，在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中，这种种的文化质素都可以包括在内，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形象成为从文化和审美两个层而上理解文学时的一个交汇之处。

海外华人作家，作为在异乡的漂泊者，始终都与身处的社会、文化存在着隔阂与疏离，转身注视曾经的祖国，在时间与空间的重重阻隔之下，也有了别样的出口。

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海外华人作家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必然有其独到的切入点。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入手，来考察海外华人写作的种种文化心理机制的可能。

本文正是通过对严歌苓这位海外华人作家的典型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梳理出在其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并通过对其人生遭际和文化心理的把握，力图窥一斑而见全豹，寻找到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

严歌苓是一位“旅美作家”，她有着长久的大陆成长经历，很小时就作为文艺兵在部队里生活，对那个时代显性的和隐性的规则都有着切实的体会，自九十年代去美国读书生活，可以说，不同的的生活和文化给了她很大的震动，使她的写作在原本就敏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在她旅美以后的作品中才清晰起来的，也许只有处身于国外，才会有更多的心志和精力为自己身后的国家所吸引，而在这样的一种迁徙之后，严歌菩在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具有“历史记忆”的特征。

《人寰》是严歌苓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及身在其中的中国人的情感、命运的言说。

小说以一种极富意味的形式展开。

“我”是一个四十五岁的中国女博士，而临毕业，急需工作，和系里的舒茨教授陷入了一场感情纠葛，同时对多年前的记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就了“我”对“你”的诉说。

我们只知道“你”是一位心理医生。

可以说，心理医生与对心理医生的需要都是美国特色的，由此，这种诉说在文化上转化成了对于美国语境的言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的差异中，我们所惯常熟悉的故事才呈现出了别样的意味。

在《人寰》中，故事始终是在多个不同的层而上展开，在纵向上，有对现实境况的书写和对历史遭遇的回忆，在表达方式上，“我”是以英语和汉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诉说出了不同的故事，即便是涉及到的人，也存在着“我”和父辈两代人的悲欢。

这层层的交错和纠集使小说显得有点扑朔迷离，叙述者在两种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真实与向往之间，呈现出了惆怅和苦涩相间的“中国形象”。

而这种“Talk out”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赋予小说文本以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我们从中感觉到了更多的是叙述者而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为难和突破文化障碍的努力。

“我得先形容这个人。

他是我爸爸的朋友。

我们都这样说:领导。

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

有主人，没有仆人，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

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

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

后来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

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而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式的圆饱的胸脯。

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

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

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在《人寰》中是随处可见的。

因为而对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并不熟悉的听众，伴随叙述的是更多的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中，许多从前视为平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呈现一种略显突兀的特质。

不是太长的一段话中，不得不就“朋友”、“领导”、“主人”做出解释，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简单的事实也有了丰富的涵义。

《人寰》中诸如此类的解释比比皆是。

诉说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自我辨析，成为了事实和记忆在两种文化中的转换。

“我爸爸的朋友”贺一骑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和“我”以及和“我爸爸”的关系构成了书写的重点，也正是对于这两种关系的处理凸现出了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多而性，映现出了历史和政治风潮在一个个人身上烙下的印记。

这个从前的小乞丐在参加革命后凭借一篇小说《紫愧》获得了文名，小说中的故事是很感人的，其真实性却是极其可疑的。

尽管如此，贺一骑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和“我”父亲相识之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天真的富有文人气的父亲写了一篇可能招致祸端的文章，是蒙受了贺一骑的关照才逃脱了政治上的厄运，这种关照却以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的付出作为代价。

即便是借助政治上的形势，懦弱的父亲跳上台去打了贺一骑一个耳光，却又陷入了对于“背叛”的内疚。

在长久的自我惩罚之后，父亲终于还是不顾妻子和女儿的反对和蔑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宿命中，听从贺一骑的安排，为他付出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我”和贺一骑的感情也是小说书写的重点。

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女的相互吸引与爱恋。

但严歌苓并没有写就一个中国版本的《洛丽塔》，因为在单纯的感情之外有着如此多的内容。

在长久的浓厚的政治的浸淫中，原本单纯的小女孩也会在情感中搀杂进不无悲凉的因素。

尽管，这样一种解释很有可能是在“我”经历了许多事之后，同时也存在着对自己少女时期的情欲的遮挡心理的解释，可能选择这样的一种解释本身就说明了曾经的生命的灰暗。

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一直都影响着“我”的现实生活。

“我”和舒茨教授，不是没有一点真心的，但“我”对于这段感情的开始难以释然。

权力和强迫是无法忽视的，“我”决心逃脱这样一种宿命。

当“我”用英语，这种年轻的语言说出了隐藏在心中的秘密之后，终于有力量逃脱那“主宰、恩典”和“给予、收回”。

“我”在“争取从此做一个正常的人”。

不难看出，在《人寰》中，有关中国形象的呈现是在历史记忆的书写中展开的。

沉重的灰暗的记忆在另外的语言的诉说中得到缓释，中国形象在文化的差异中得以展示。

严歌苓以这样一种方式抒写了她在生活中的经验和身处异国对于中国文化的反思。

杰姆逊曾说“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是那些看起来好象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严歌苓对于“中国形象”的书写，无疑是印证了这一点。

在凭借《扶桑》一举成名之后，严歌苓成为了当代美国的畅销作家。

即便是因为华人身份，她在美国与主流的社会曾存在过一定的隔阂，但其成长经历和最终的成功也说明了严歌苓在美国的文化和现实生活中己经取得了一定的位置。

她的写作更多的是而对美国受众，由于真正的中国生活经验的阀如，严歌苓小说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历史记忆”。

在这其中，既有她成长中从长辈接受来的传说和印象，也不无对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神秘想象的某种程度上的迎合。

毕竞，在自我身份的界定上，严歌苓始终认为自己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如果我们对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的认识仅只于此，又是远远不够的。

尽管她生于中国长于美国，对于美国的文化价值社会规范有着相当多的认同，中国却始终是她精神上的故乡，小说讲述了中国妓女扶桑，在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旧金山，与白人贵族少年的凄美爱情。

扶桑在20岁时被拐卖到旧金山，并与已经成了江洋大盗的“丈夫”相遇，彼此不知情。

最终“丈夫”为了维护“妓女”的尊严，甘心为警方所俘，俩人在死刑场上举行了婚礼。

其间，她与贵族少年的爱情断断续续，重生的美丽在烧杀抢掠和命运飘摇中一次次惨烈地展露……“个人、自我和情感是传统民族志架构难以反映的论题。

而对实验民族志来说，探究这些论题可以使我们进入文化差异的最深层而。

文化差异根植于情感当中，也根植于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本质思考之中。

”“没有对情感和经验的文化差异和表现形式进行细致的考察，我们就无法直接领悟它们的本质，更无法将进行建构的过程中，最终在情感的层而上肯定了中国的文化价值，使她的小说文本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实验民族志的功能。

以上，我以严歌苓的小说文本作为分析的对象，对其中映现出的中国形象做了描述，并以历史记忆和神话想象概括了两种书写中国形象的不同方式。

事实上，这两位作家并不是孤立的。

我们可以说，在严歌苓的背后，有客居英国的张戎和虹影，她们更具自传性质的书写方式，使历史记忆的特征愈发明显，在《鸿》和《饥饿的女儿》中，对于一个过去的疯狂和贫瘩的时代有着更直白的叙述一书中，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移民作家和华裔作家由于不同的生活体验、文化积淀，使他们在体现自己的家国关怀时有了不同的角度和关注焦点，而这一切，集中地体现在了他们所塑造出来的中国形象上。

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如何书写出一个更为全而、立体和丰满的“中国形象’是当代海外华人作家无法回避的历史责任。

应该说，无论是采用历史记忆还是叫话想象的书写方式，都对中国形象有着进构的作用。

历史记忆注重对历史的还原，在严肃的诉说中更具有心理的深度，尤翼是几位移民作家在其小说文本中多半会袋个人的生存记忆与时代相重合，使得个付的诉说转化为对国家和民族的慨叹，最丝获得了对人性思考的广度与深度。

华人与白人的冲突，在文化学和历史学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全球化是现代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走势，而一旦真的有朝一日“天下大同”郎鸟托邦成为现实，如何体现文化的差异将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

在这样的文化垮越中，对于中国形象的阐释成为保存中国夕化特质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