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l苓为例

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以严歌苓为例

[内容摘要]海外华人写作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家国关怀，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传统，也是海外华人作家在特殊的文化境遇中做出的文化选择。而不同的文化身份使得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有着不同的切入角度和书写模式。严歌苓作为优秀的华人作家，以历史记忆对中国形象进行了阐释。

[关键词]中国形象;历史记忆;

王德威在《想象中国的方法》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讲到:“由涕泪飘零到嬉笑怒骂，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枚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生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尽管中国形象确实是一个具有多重的矛盾和歧义丛生的概念，但就文学而言，一直都充当这一形象的实践与阐释。中国文学中一直就有一种极其浓郁的家国关怀，尤其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走上了现代化的路途，在强烈的向往与焦虑之中，一代又一代的文人书写了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梁启超的理想是一个“少年中国”，在胡适的眼中，古老的中国仿佛是一个沉睡了太久太久的“睡美人”，只有来自西方文明的神奇的一吻方可将其唤醒，而在鲁迅看来，中国是一个无比郁闷的“铁屋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奋力将其摧毁。可以说，几乎每一个写作者都会在这一维度上留下自己的发言。“如果从形态的角度来看，

所谓文化有两个层次，其一是指精神文化，亦即哲学、宗教、艺术所体现的某种精神意识;其二是指社会文化，亦即某一民族的历史中具体的生活方式、行为结构、社会组织、实用技术、民俗习惯、礼制宗法等，。不难发现，在对中国形象的呈现中，这种种的文化质素都可以包括在内，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中国形象成为从文化和审美两个层而上理解文学时的一个交汇之处。

海外华人作家，作为在异乡的漂泊者，始终都与身处的社会、文化存在着隔阂与疏离，转身注视曾经的祖国，在时间与空间的重重阻隔之下，也有了别样的出口。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境遇中，海外华人作家在对中国形象的塑造上必然有其独到的切入点。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从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入手，来考察海外华人写作的种种文化心理机制的可能。本文正是通过对严歌苓这位海外华人作家的典型文本的细读和分析，梳理出在其小说文本中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形象，并通过对其人生遭际和文化心理的把握，力图窥一斑而见全豹，寻找到海外华人作家在书写中国形象时的主要叙事模式。

严歌苓是一位“旅美作家”，她有着长久的大陆成长经历，很小时就作为文艺兵在部队里生活，对那个时代显性的和隐性的规则都有着切实的体会，自九十年代去美国读书生活，可以说，不同的的生活和文化给了她很大的震动，使她的写作在原本就敏感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严歌苓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应该说是在她旅美以后的作品中才清晰起来的，也许只有处身于国外，才会有更多的心志和精力为自己身后的国家所吸引，而在这样的一种迁徙之后，严歌菩在其小说文本中呈现出的“中国形象”更多的具有“历史记忆”的特征。

《人寰》是严歌苓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的历史、政治及身在其中的中国人的情感、命运的言说。小说以一种极富意味的形式展开。“我”是一个四十五

岁的中国女博士，而临毕业，急需工作，和系里的舒茨教授陷入了一场感情纠葛，同时对多年前的记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成就了“我”对“你”的诉说。我们只知道“你”是一位心理医生。可以说，心理医生与对心理医生的需要都是美国特色的，由此，这种诉说在文化上转化成了对于美国语境的言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的差异中，我们所惯常熟悉的故事才呈现出了别样的意味。

在《人寰》中，故事始终是在多个不同的层而上展开，在纵向上，有对现实境况的书写和对历史遭遇的回忆，在表达方式上，“我”是以英语和汉语两种不同的语言诉说出了不同的故事，即便是涉及到的人，也存在着“我”和父辈两代人的悲欢。这层层的交错和纠集使小说显得有点扑朔迷离，叙述者在两种文化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真实与向往之间，呈现出了惆怅和苦涩相间的“中国形象”。而这种“Talk out”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赋予小说文本以行云流水般的流畅，我们从中感觉到了更多的是叙述者而对一种异质文化的为难和突破文化障碍的努力。

“我得先形容这个人。他是我爸爸的朋友。我们都这样说:领导。没有老板，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雇佣关系。有主人，没有仆人，主人是工人，农民，士兵。这些词在我们那时的中国是集合名词，具有高度象征性，无法单数或复数。是我们城市博物馆门口举着榔头、镰刀、步枪的大于真人数倍的两男一女铜塑。后来一天，三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添出一个戴宽边眼镜的男人，手里托一个人造卫星。这个人也是国家社会的主人，同前而那两男一女一同跨出一个大弓箭步，鼓着和平鸽式的圆饱的胸脯。这个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爸爸的这个朋友。这样的一种叙述方式在《人寰》中是随处可见的。因为而对的是对中国的文化历史背景并不熟悉的听众，伴随叙述的是更多的解释，正是在这种解释中，许多从前视为平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呈现一种略显突兀的特质。不是太长的一段话中，

不得不就“朋友”、“领导”、“主人”做出解释，而在这样的叙述中，简单的事实也有了丰富的涵义。《人寰》中诸如此类的解释比比皆是。诉说更多地成为了一种自我辨析，成为了事实和记忆在两种文化中的转换。

“我爸爸的朋友”贺一骑是小说中的中心人物，他和“我”以及和“我爸爸”的关系构成了书写的重点，也正是对于这两种关系的处理凸现出了这样一个“革命知识分子”的人格的多而性，映现出了历史和政治风潮在一个个人身上烙下的印记。这个从前的小乞丐在参加革命后凭借一篇小说《紫愧》获得了文名，小说中的故事是很感人的，其真实性却是极其可疑的。尽管如此，贺一骑仍不失为一个正直的人，他和“我”父亲相识之时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天真的富有文人气的父亲写了一篇可能招致祸端的文章，是蒙受了贺一骑的关照才逃脱了政治上的厄运，这种关照却以父亲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的付出作为代价。即便是借助政治上的形势，懦弱的父亲跳上台去打了贺一骑一个耳光，却又陷入了对于“背叛”的内疚。在长久的自我惩罚之后，父亲终于还是不顾妻子和女儿的反对和蔑视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宿命中，听从贺一骑的安排，为他付出了自己最后的时光。“我”和贺一骑的感情也是小说书写的重点。一个中年男子和一个少女的相互吸引与爱恋。但严歌苓并没有写就一个中国版本的《洛丽塔》，因为在单纯的感情之外有着如此多的内容。在长久的浓厚的政治的浸淫中，原本单纯的小女孩也会在情感中搀杂进不无悲凉的因素。尽管，这样一种解释很有可能是在“我”经历了许多事之后，同时也存在着对自己少女时期的情欲的遮挡心理的解释，可能选择这样的一种解释本身就说明了曾经的生命的灰暗。对于历史的记忆，甚至一直都影响着“我”的现实生活。“我”和舒茨教授，不是没有一点真心的，但“我”对于这段感情的开始难以释然。权力和强迫是无法忽视的，“我”决心逃脱这样一种宿命。当“我”用英语，这种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