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高新区20年发展记之二--创新之梦起航反战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20年前，成都市高新区敢为人先，敢为人新，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成立了全国高新区第一家股份制公司，加快建设“体制新区”，不断提升服务能力，促进了经济腾飞，迈出了创新发展坚实的第一步。

而此后，在体制机制创新和服务创新，恰好是成都高新区20年后绽放异彩的秘诀之一。

2001年，成都西郊，金沙遗址，沉睡了3000年的“太阳神鸟”发掘出土，举世欢腾。

这枚小小的四鸟绕日环飞金箔，创意精纯，设计精绝，工艺精湛，内涵丰沛，体现了古蜀人高超的符号再现力、杰出的资源组织力以及对技艺的卓越追求。

回溯成都从未被阻隔的三千年历史长河，“太阳神鸟”虽曾长眠于西郊，但其内在的创新精神绵延至21世纪的今天。

其实，“太阳神鸟”刚刚出土，无数人已经从中找到了强烈的精神共鸣。

两年后，随着成都市“五路一桥”城市骨架工程的推进，“太阳神鸟”振翅飞上位于成都南北中轴线的天府立交上。

2005年8月15日，国家文物局第15次局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采用“太阳神鸟”作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长期以来中国文物界无一公认标志性图案标志的现状就此改变。

而太阳神鸟出土的时刻，恰值成都高新区成立10周年之际。

当时在全球经济竞合的大格局中，成都高新区已经意识到发展正在由资源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1991年到2000年，是国家高新区的“一次创业”阶段，这一阶段国家高新区以外延式扩张和技术成果转化为主，注重项目和人才的引进，规模不断壮大。

2001年，科技部根据国家高新区的最新发展情况，提出了高新区“二次创业”的目标，高新区由此从“一次创业”进入“二次创业”阶段。

这一阶段以内涵式增长为主，由集聚为主转向创新为主，由求生存转向求发展。

“二次创业”的冲锋号鼓舞了成都高新人的斗志，明确前进的方向，而“太阳神鸟”的出土，则使高新人提升了对本土创新前景的信心。

在隆重的10周年纪念活动中，高新人们认真回顾和总结了过去10年的创新经验。

创新是成都高新区发展的灵魂。

这是高新人的共识。

如今，光阴荏苒，又一个10年已经过去！20年的发展征程中，成都高新区曾经遇到过无数的问题，在省、市的支持下，同时通过自身不断丰富“创新”内涵，不仅成功消除了发展中的一道道障碍，而且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体制机制模式和创新服务模式。

1991年3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成都高新区。

此时的成都高新区，感觉到了前景与机遇，但面对的问题也是具体的。

首先，高新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落实。

管理权限不落实，高新区的体制优势就不能发挥，发展速度也就跟不上。

宇芯（成都）集成电路封装测试有限公司高素质的员工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一次，开发区要安装一根电线杆，花了半个多月时间也不见动静。

高新区管委会所在行政区的一名负责的乡干部面对批评却顶撞道，“管委会？你凭啥批评我？”1996年以前，成都高新区的拆迁工作委托所在行政区做，基础设施建设由成都市建委承担，体制不顺，增加了工作难度，徒增了许多烦恼。

一名村主任对管委会工作人员说，“你们搞一站式服务，可我这里还有一站。

”“制度创新是关键，让问题不再是问题。

”高新区在建设初期遇到的问题很快就得到了省、市的重视。

1991年，四川省政府确定了“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原则，从而使成都高新区从一建区伊始就得到了省、市的大力支持，把办好高新区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有效途径。

1992年，成都市赋予成都高新区市级经济管理权限。

此后，成都市对高新区建设发展的支持更加具有战略性、长期性、制度性，不仅解决了高新区在筹建中遇到的体制问题，而且被赋予充分的权限，为其后成都高新区一飞冲天打下了制度基础。

1992—1996年，成都市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建设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决定》、《关于调整和实施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几个问题的建议》、《关于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

市委、市政府对高新区的授权很充分，根据市委、市政府的授权，行使市级管理权限，全面管理高新区的党务、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

而且从1996年起，市级财政不从高新区另外集中收入，所有收益全部留给高新区。

简而言之，就是“钱不拿走一分，市级权限全给”，这一原则被坚持实行了十多年。

在“省市共建、以市为主”的框架里，成都高新区不是一级行政区，而是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集中发展区。

按照“体制新区”、“科技特区”的定位，成都高新区建设从一开始就属于较为典型的“政府主导推进”模式。

这种管理模式资源整合力强、决策流程短、工作效率高。

有了制度的保证，有了政策的支持，高新人于是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实际上，高新区既需要有外部的体制、制度保障，还需要在内部建立富有效率的管理、服务、激励等制度安排。

从内部体制建设上，1996年区划调整以后，成都高新区按照“小机构，大服务，高效率”的体制建设原则，借鉴了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的一些管理体制，实行“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作”，并在成都率先实行“一站式”管理。

这种管理方式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投资者不必在各部门之间来回奔波，只需要进一个门，就可以一次性办完所需的审批事项。

因此，这一创新，打破了传统行政架构中“条块分割”的局面，每个局都是一个综合部门。

这种架构不仅减少了人员，而且整合了资源，提高了效率。

在今天看来，这种做法已经极为普遍了，但在当时却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新。

成都高新区没有满足于“一站式”的创举，而是适应产业不断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使其服务向更完善、更高效、更便捷的方向纵深发展。

2008年，成都高新区再次优化了政务服务中心的“一站式”服务体系，设立企业方面，原有的7个审批环节被缩减到4个，原来需要5至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的审批缩减到50分钟；项目报建方面，原先需要68个工作日才能完成，现在只要17个工作日。

而企业要做的，只是把“材料递交到一个窗口而已”。

在建设初期，除了体制机制问题“让人头痛”，基础设施薄弱也是一大难题。

1991年，位于成都市南部郊区的2.5平方公里土地上，绝大部分是农田，农舍和荒地，有的村庄甚至没有公路连接，遇到雨天，“自行车也难以骑进去”。

当时入驻的企业也仅有成都电缆厂、电视设备厂、冰淇淋厂等几家企业，全区年产值仅6651万元，利润848万元。

面对这样的场景，不要说招商引资，吸引新的企业进来，就是留住现有企业，助它们持续发展也成了问题。

而更让人头痛的是——开发建设所需资金严重不足。

当时开发区拥有的最大资本是土地，但土地不是商业用地，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变出钱。

于是，高新创业者们跑银行求助，2000万元贷款有了，2000万元的债券也发了。

高新人的手里终于有了4000万元的开发资金。

但是，4000万元实际上办不成什么大事儿，因为当时开发1平方公里至少需要1．5亿元。

而面对最棘手的资金问题，高新人感觉到用传统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也必须依靠一些新办法。

1991年，趁着科技部派人来成都高新区调研之际，高新区领导请他们就资金问题出出主意。

开始他们建议高新区去找市政府帮助解决，但市里其实也没钱。

思想碰撞来碰撞去，碰撞出了定向募集资金的办法。

“说干就干”，高新人嗅到了前所未有的创业机遇，思想也因此得到了飞跃性的解放。

1992年，他们决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定向募集资金。

成都高新区规划建设处随即设计了100股、1000股、10000股三种股权证。

同年11月，成都倍特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成都市体改委批准成立。

那几天，人民南路热闹极了。

5天内募集资金就达1．1亿元，资金瓶颈问题迎刃而解。

高新区从模式创新、重视市场中尝到了甜头，加之有省、市强有力的支持，此后逐步走上了一条良性循环之路。

后来，定向募集的做法，得到了科技部领导的肯定批示。

一些同样受困于资金问题的兄弟高新区先后派人到成都取经。

体制机制和开发资金有了保证，区域的发展日新月异。

随之而来的是，发展空间不够了。

高新区最初规划的2.5平方公里土地，还不到4年，更多的企业想进高新区就已经没有空间了。

更为棘手的是，高新区的区域功能也不够完善，虽然路在慢慢修通，但是又发现配套设施已经跟不上发展的速度。

成都市委、市政府认识到高新区必须扩展了。

当时，市委、市政府组织三个考察组，由主要领导带队，分别到华东、华南考察，大家深受震动。

不久，成都市委、市政府研究决定，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区建设和发展。

成委发〔1996〕17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快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发展的决定》的出炉给了高新区强有力的政策扶持。

文件下发后，成都高新区有了发展空间，从2．5平方公里扩展到了47平方公里。

无论是思想观念的突破，制度、机制及体制的创新，最终的落脚点是一个服务型政府的建立。

对于当时的成都来说，招商引资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进得来，留得住，能发展”成为高新区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强化政府服务意识的一条至关重要的守则。

实际上，千方百计求发展的不止是政府，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敏锐的人希望从市场中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在高新区自身不断破解一个接一个的问题时，高新区的科技型企业也逐步找准了方向，鼓足了劲儿，希望在市场中去经受考验。

1991年4月，北京召开全国“863”计划工作会。

“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创新使命由此响彻中国。

这10个字让无数困在实验室的科技人员兴奋不已。

要知道当时的科技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一套，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经常是“奖状挂在墙壁上，成果锁在抽屉里”。

科技人员萌发了创业的激情，高新人也看到了创业的机遇。

地奥集团现任总裁李伯刚，1982年是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

当年，他带领的课题组经过5年艰苦攻关，一种以甾体皂苷精制而成的纯中药制剂“地奥心血康”诞生了。

成果通过鉴定后，荣获了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

令李伯刚意外的是，这一重大科研成果居然引不起企业家的兴趣，最“慷慨”的一位老板只愿给20万元转让费。

倾注自己全部心血和智慧的科研成果难道就此尘封在实验室？坚毅的李伯刚没有向命运低头。

1988年，他和6名同事贷款50万元，租用院内一个旧图书馆100多平方米的场地，开始了艰苦的创业之旅。

1991年，当成都高新区领导找到李伯刚时，看到的是极其简陋的生产条件，工人在手工压原料。

随即，高新区领导向李伯刚介绍了高新区的优惠政策，包括在财政和信贷上给予扶持，在税收和土地使用上给予优惠，在发展成果上给予奖励等服务措施。

要让李伯刚及其创业团队感受到高新区对企业“亲商”，“惜商”，“育商”的真挚诚意。

可以说，不仅仅是李伯刚在创业，高新区也在创业，两个创业的团队惺惺相惜，共谋发展。

经过20年的发展，地奥集团已经成为年销售收入超过19亿元的知名高科技企业和制药行业的巨人，是国内实力最强的药物研制、中试、生产基地之一，是世界上最大的高纯度甾体皂苷和高纯度胸腺肽生产企业。

地奥集团的成长，就像其他许许多多扎根于成都高新区的企业一样，见证了成都高新区强化和完善服务企业意识的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