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说》课文分析

《马说》课文分析一、整体感知“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韩愈《送孟东野序》）。

韩愈散文中，抒发不平之鸣的篇章不少，《马说》便是其中之一。

“说”是古代一种议论文体，用以陈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虽是议论文体，却讲究文采。

《马说》通篇用的就是托物寓意的写法，以千里马不遇伯乐，比喻贤才难遇明主。

作者希望统治者能识别人才，重用人才，使他们能充分发挥才能。

全文寄托作者的愤懑不平和穷困潦倒之感，并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进行了讽刺、针砭和控诉。

作者的这些见解和感慨，都是通过具体的形象表现的。

文章借伯乐和千里马的传说，将人才比为千里马，将愚妄浅薄、不识人才的统治者比做食马者，以千里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遭遇，写有才之人终身不得其用的遭际，以“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写千里马埋没的原因等等，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有才之士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和不幸的处境，行文中洋溢着强烈的不平和悲愤。

二、问题研究1．伯乐和千里马的寓意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千里马寓人才，伯乐寓能发现赏识任用人才的人。

先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要发现人才，爱护人才，否则，人才就会被埋没，有人才也等于没有人才。

在韩愈看来，世上缺乏的不是人才，而是发现人才的人。

所以说课文中流露的是作者怀才不遇之情和对统治者埋没摧残人才的愤懑和控诉。

2．本文在结构上有什么特点？本文虽短，结构却十分精巧。

先从正面提出问题：“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

”然后笔锋一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从反面展开议论。

千里马和伯乐的依赖关系是如此密切，而伯乐却不常有，千里马被终身埋没的命运也就不可避免了。

接下去，自然就写到千里马被埋没的遭遇，其才美不得外现的原因，对无知的“食马者”发出强烈的谴责，进行了辛辣的嘲讽。

本文虽短，中心却十分突出。

以“伯乐不常有”开始，中间以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千里马“才美不外现”写食马者的无知及其造成的恶果，然后对食马者的无知进行痛斥，最后归结出“其真不知马也！”这一贯穿全文的中心句。

练习说明一、背诵课文，说说作者借“千里马”不遇“伯乐”的遭遇，寄托了怎样的思想感情。

设计此题，意在落实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古文背诵的要求。

说的练习，要求学生口头说出作者在文中寄托的思想感情，即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愤懑心情。

既练习了口头表达能力，又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不同学生的说，还有相互启发、深入思考的作用。

二、翻译下面一段文字，注意划线的词的意义或用法。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设计此题，意在引导学生熟悉课文，理解关键语句。

译文见“有关资料”中的“参考译文”。

加点的字“策”和“其”的用法，弄清每一处的含义即可，至于语法意义，可以不要求学生掌握。

三、当今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怎样才能做到多出人才、人尽其才？这些话题是常谈常新的，请你联系现实谈谈自己的看法。

这是一道完全开放性的练习。

意在引导学生联系当今的社会现实，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这篇作品的思想内容，以进一步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

此题设计的几个问题，都是“常谈常新”的，所以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只要说出自己的理解，谈出自己的看法即可，即使个别同学的观点有些偏激也不要紧，尽量让学生畅所欲言，相信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多数学生是能够明辨是非的。

教学建议本文篇幅短而可读性强，文字也不算艰深。

根据以往的教学实践，学生不仅爱读，而且易于成诵，关键是教师要仔细而认真地指导学生诵读。

可以让学生反复朗读，当堂成诵。

内容也要讲讲，但不宜过深，要认真考虑学生在现阶段的生活阅历和接受能力，以粗知大意为标准。

教师讲述应当简而明，不旁征博引，以免剥夺学生诵读的时间。

从长远观点看，能够熟练地背诵这篇短文，才能使学生真正受益。

1．领读，即由教师（或选择1～2名学生）带领全班学生一句一句地读，目的是使学生从感性上体会文章的语气。

领读者事前应有充分准备，能流畅地背诵全文。

2．结合文中的虚词仔细品味作者的思想感情（见“有关资料”中《〈马说〉中的五个“也”字》一文），一边讨论，一边诵读。

还可以用比较的方式加深学生对这些虚词的体会，例如下列划线的字句如用括号里的字句来替换，效果就不一样了：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是马虽有千里之能）安求其能千里也（乎）其真不知马也（矣）3．逐层分析语调的变化，轻重分明。

有关资料一、作者及写作背景《马说》大约作于贞元十一年至十六年间（795—800）。

其时，韩愈初登仕途，很不得志。

曾三次上书宰相求擢用，“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门，而阍人（守门人）辞焉”。

尽管如此，他仍然声明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会遁迹山林。

后相继依附于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幕下，郁郁不乐，所以有“伯乐不常有”之叹。

跟《马说》同期的作品还有《龙说》（即《杂说一》）。

文章以龙喻圣君，以云喻贤臣，借“龙嘘气成云”，然后“乘是气，茫洋穷乎玄间（宇宙间）”的传说，阐明贤臣离不开圣君任用，圣君也离不开贤臣辅佐的道理，可以视为《马说》的姊妹篇。

二、参考译文世上有了伯乐，然后才会有千里马。

千里马是经常有的，可是伯乐却不经常有。

因此，即使是很名贵的马也只能在仆役的手下受到屈辱，跟普通的马一起死在马厩里，不能获得千里马的称号。

日行千里的马，一顿或许能吃下一石粮食，喂马的人不懂得要根据它日行千里的本领来喂养它。

（所以）这样的马，虽有日行千里的能耐，却吃不饱，力气不足，它的才能和美好的素质也就表现不出来，想要跟普通的马相等尚且办不到，又怎么能要求它日行千里呢？鞭策它，不按正确的方法，喂养又不足以使它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听它嘶叫却不懂得它的意思，（反而）拿着鞭子站在它跟前说：“天下没有千里马!”唉!难道果真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他们真不识得千里马啊!三、伯乐与千里马的故事汗明见春申君，候问三月，而后得见。

谈卒，春申君大悦之。

……汗明曰：“君亦闻骥乎？夫骥之齿至矣（能驾车的年头满了）服（驾）盐车而上太行。

蹄申（同“伸”）膝折，尾湛（同“沉”）（同“肤”）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行动迟缓），负辕不能上。

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衣（苎麻织成的衣）以（覆盖）之。

骥于是（同“俯”）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者，何也？彼见伯乐之知己也。

……”《战国策•楚策四》四、《马说》中的五个“也”字（江枫）“也”是个常见的文言虚词，大多置于句末表示说话人的语气，有时也放在句中表示短暂的停顿，用来提醒读者注意下面将要说到的内容。

这些用法看起来很平常，但运用恰当，也能表达出某些微妙的意思，引起读者的回味。

《马说》中的五个“也”字就是如此。

这篇文章共分三段，每段最后一句都用“也”字收住。

这三个“也”尤其值得品评，它们所表达的语气是由各段的内容决定的，同时又反转过来表达了作者在叙述这些内容时的感情状态。

第一段主要写千里马被埋没的原因，即“伯乐不常有”，而写得有声有色的却是千里马被埋没的情形，即“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这一形象的概括已经显出作者的愤愤不平之意；最后用“不以千里称”作结，再着一个“也”字，更流露出无限痛惜的感情。

第二段从千里马的特点出发进一步揭示它的才能得不到施展的原因，把责任归于“食马者”的无知，然后步步紧逼，到段末再用反诘句“安求其能千里也”，把作者愤怒谴责的感情发展到高潮。

而这句话中的“也”字，不仅凝聚着作者这种强烈的感情，而且包含着诉诸读者的正义感的意图。

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把“真无马”和“真不知马”对照起来，“无马”一句用“邪”字轻轻带过，而“不知马”一句则用“也”字收住，其间固然有作者的痛切之感，而对“食马者”的深刻嘲讽也跃然纸上了。

以上三个“也”字，都跟文章的全局有关，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可以说是全篇脉络的标志，是应当反复推敲的。

剩下的两个“也”字都在行文中间：一个在句末，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中的“也”字，这是作者故作顿笔，有暂时了结，不再说下去的意思，可以省却一些无用的话。

另一个在句中，即“是马也，虽有……”中的“也”字，则显然是提醒读者注意“食马者”的无知给千里马所造成的难堪的后果。

我们要体会“也”字（包括其他虚词）的这些微妙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反复朗读课文。

要努力读出语气，读到烂熟于胸，好像其中的句句话都出于自己的口，再来体会就不难了。

（选自《中学生阅读》1984年第11期）五、《马说》赏析（吴小如）韩愈是唐代散文巨匠，同时也是对宋代作家极有影响的诗人。

人们对他的“以文为诗”（把诗歌写得散文化）谈得比较多，却很少注意他那更为突出的“以诗为文”的特点。

所谓“以诗为文”，是指用具有诗的情调、韵味等特色来写散文，即是说把散文给诗化了（但这并不等于从西方引进的新文体“散文诗”）。

我们说把散文诗化，或者说把散文写得很带诗意，并不限于写自然景物、抒情小品或对人物进行典型塑造和对事态进行艺术描绘；而是也可以用诗的情调、韵味来写说理文或评论文。

韩愈的散文特点之一就在这里。

据说伯乐姓孙名阳，是春秋时代秦国人，会给马看相，善于识别什么是千里马。

这原是《战国策•楚策》中一个名叫汗明的对春申君黄歇讲的一个故事里的人物。

这故事可能是古代传说，也可能就是汗明用艺术虚构手法创造出来的寓言。

伯乐的典故曾几次被韩愈引用（见他所作的《为人求荐书》及《送温处士赴河阳序》），可见由于韩愈本人命运的坎坷，对伯乐能识别千里马的故事是很有感情的。

但平心而论，还是他的这篇《马说》写得最好，读者也最爱读，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像一首诗了。

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

当然，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余味无穷。

而从常识论，一篇说理散文，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韩愈的《马说》肯定是一篇说理文，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

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

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语助词、感叹词和连接词），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但仔细品评，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

这种“以诗为文”的本领，始自西汉的司马迁（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到了韩愈、柳宗元，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至宋代的欧阳修、苏轼（尤其是欧阳修）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

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

”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必须从社会上（或说自然界）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