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权利及其法律保护

文化权利及其法律保护摘要：就其本性而言，文化权利是一种人人享有的个体权利；但在现实意义上，文化权利及其实现与他人、群体以及政府存在着无法割裂的关联性。

就总体趋势而言，各国均有加强文化权利立法保护之意图，其模式大致有统一立法模式、融合立法模式和单行立法模式。

在我国，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强文化权利之立法保护已成为各界共识。

我国选择以文化权利保障基本法为核心的统一立法模式，更具现实性和针对性。

关键词：文化权利；统一立法模式；融合立法模式；单一立法模式；文化基本法文化权利不仅是国际法所承认的基本人权，也是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基本权利。

根据《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15条第1款的规定，所谓文化权利（cultural rights），是指人人享有的“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①等诸项权利的总称。

在逻辑上，基于主体的不同，文化权利通常有集体性和个体性两个不同的解读视角②。

集体性文化权利意指各个民族及群体有传承、发扬自身独特文化的权利；③个体性文化权利意指任何公民在社会文化事务中应当享有的不容侵犯的各种自由和利益④，即任何公民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以及创造、传播、消费、欣赏各类文化产品及享有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⑤。

就其性质而言，文化权利在现代人权体系中居于精神枢纽的地位，故此，有学者称其为“其他权利之精神源泉”。

⑥但就其现实性而言，文化权利常被认为是人权中的“不发达部门”。

按照《公约》的要求，文化权利通常是与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并列的，但现实中人们对文化权利关注甚少，甚至将其完全抛诸脑后……即便是在关于《世界人权宣言》和《公约》的研讨中，人们的注意力也更多地聚焦于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对文化权利则鲜有讨论。

在规范层面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宪法在列举了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之后，单辟一个条款来全面阐述文化权利。

在大多数情况下，宪法只提到受教育的权利。

⑦从此种意义上看，尽管文化权利并非什么新词汇，但有关文化权利及其保障的研究（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仍属于前沿性议题。

一、文化权利的解释与构造就其一般意义而言，文化权利包含文化与权利两个基本要素，相应地，可以分别从文化和权利两个视角来解读文化权利的基本含义。

从文化的视角看，文化权利意指社会群体或者公民个体享有的以文化为客体的权利⑧，主要涵盖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成果、保障文化权益等方面。

从权利的视角看，文化权利是权利概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常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并列，同属于权利的下位概念。

⑨基于视域的融合，文化权利大致可以描述为社会群体或者公民个体在文化领域中享有的参与文化活动、享受文化成果、保障文化权益的一种权利形态，它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并列，同属权利的下位概念。

⑩（一）文化权利的解释路径基于不同的视角，学界对文化权利的解释路径大致有概括抽象式、分类列举式和混合式三种。

概括抽象式解释以高度精练的语言抽象出文化权利概念的基本内核。

如莫纪宏教授认为：文化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一样，都是公民作为国家和社会主人翁所必须享有的法律利益，也是国家及其政府必须保障的一项基本人权。

B11在现实意义上，概括抽象式解释的优点在于把握了问题核心之所在，缺点在于其模糊性，可能导致界定范畴的伸缩空间过大。

分类列举式解释以一定的逻辑模型为依托，通过分类列举，以介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恰当方式尽可能穷尽文化权利的类别，以此实现对文化权利范畴的把握。

如R·斯塔温黑根教授认为文化权利是指“个体平等地享有积淀文化资本的权利、自由地创造和利用文化作品的权利，文化群体享有传承并发扬自身特有文化的权利”B12，概括而言，就是文化权利内在地涵盖了文化发展权、文化创造权、文化成果分享权和文化传承权。

此种界定方式的优点是清晰明了，缺点是其所界定的文化权利的范畴取决于逻辑模型的周延性，可能导致挂一漏万。

混合式解释是概括抽象式解释与分类列举式解释的混合。

如伊冯·东德尔斯（Yvonne Donders）认为：依据国际人权法案（the 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文化权利与社会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等项权利并列，同属于人权的范畴，主要包括文化参与权、文化创造权、文化享受权、文化收益权等方面。

B13此种界定方式聚合概括抽象式与分类列举式的优点，兼具清晰明了与精炼概括的特性。

（二）文化权利的基本秉性自魏玛以降，文化权利在宪法框架下的构造都被置于“文化国”的理念之下，并由此发展出所谓“文化宪法”体系——文化权利标志着权利主体关于权利的意识已从利己的本能冲动以及简单的利益动机上升为维持人之为人所固有的尊严及价值的层面B14，它具有广泛性、集体性、个体性、历史性、独立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秉性（见图1）。

广泛性关涉两层意思：一是表征权利主体的广泛性——文化权利早已不再为旧时代的权贵阶层所垄断而成为一项普遍性权利B15；二是指代权利内容的广泛性——文化权利不仅包括文化参与权、文化分享权，还内在地涵盖了文化收益权、文化传承权等相关权利。

B16集体性意味着文化权利乃是一种集体维度的权利，一个民族或群体有传承、发扬自身独特文化的权利。

B17个体性意味着公民作为一个个体，可以自由地参与各类文化活动以及创造、传播、消费、欣赏各类文化产品及享有由此产生的合法利益。

B18历史性意味着一切文化都是历史的，它内在地包含继承和发展两个维度：继承即前溯性，指一国的文化权利事项天然地具有历史传承性，不可孤立地看待之；弘扬即发展性，指文化权利不仅具有传承的品质，而且兼具开拓进取的品质。

独立性意在表征文化权利已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早已摆脱了从属于经济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地位，而成为一项需要单独提出、认真对待的重要权利。

B19开放性即当今文化权利的包容性。

在今天这样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对待文化权利不能再采取一种保守的姿态，而应以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之。

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裂变式增长，文化权利的内涵也需要相应的延伸。

（三）文化权利的内在构造就内在构造而言，文化权利包括主体、客体和内容三个基本要素（见图2）。

其中主体是指因参与文化权利法律关系而享有相关法律权利的人或组织；客体是指文化权利法律关系中的权利所指向的标的B21；内容是指文化权利所涉及的作为抑或不作为B22。

在主体层面上，基于集体性与个体性之双重秉性，文化权利主体的解释可有两个维度：一是集体维度，即将文化权利主体解释为民族、国家或群体，据此，各个民族及群体都有传承、发扬自身独特文化的权利，民族或者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因参与到文化权利法律关系当中而成为享有文化成果、传承文化传统的权利主体。

B23二是个体维度，即将文化权利主体解释为独立的个人——具有某国国籍并依据该国的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法定义务、享有法定权利的自然人个体，据此，文化权利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任何个人在社会文化事务中享有的不容侵犯的自由和权利。

B24在客体层面上，基于其开放性，很难对文化权利的客体作规范界定。

但为研究的需要，对其作描述性解释还是可能的。

以发展的眼光来看，文化权利的客体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1）表层次的文化客体，即那些一定生活方式所承载的具体文化存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器物形态B25，文化学中的各种器物文化大致可以归诸其中。

（2）中层次的文化客体，即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各种制度，文化学中的各种制度文化尽可归诸此列。

（3）深层次的文化客体，即一个民族或相对固定群体的思维方式及价值体系，它既不属于哲学范畴，也不同于意识形态，而是介乎二者之间。

文化学中的各类观念文化当可归诸其中。

在内容层面上，目前理论界尚未就文化权利的内容形成通说，学者们见仁见智。

一种观点认为文化权利包括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积极权利涵盖了文化自决权和占有、使用、受益、处分文化的权利；消极权利意指防止文化权利未经其所有者授权而被滥用、盗用的权利。

B26另有观点认为文化权利的内容包括文化创造权、文化所有权、文化传播权、文化享受权和文化传承权五个部分：文化创造权意指每个公民或群体都有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创造特定文化产品的权利B27；文化所有权意指文化权利主体对其所创造的文化产品天然地享有独占的抑或排他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B28；文化传播权意指文化权利主体在遵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具有自由地传播自身文化产品的权利；文化享受权意指文化权利主体具有享受文化所独有的教育、审美等社会功能的权利B29；文化传承权意指文化权利主体具有传承和发扬自身特色文化的权利。

二、文化权利保护的立法模式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可藉由立法、司法和行政三种主要的模式进行系统的保障。

《公约》第2条第1款提供了国家保障文化权利的一般路径，其中“尤其包括用立法方法，逐渐达到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的充分实现”具有重大的指示意义。

因为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具有原则性和概括性，在“文化国”与“文化宪法”的语境下，舍弃对国家和公民生活中法律问题的概括与涵摄，要将宪法所意欲背负的价值凝成国家的基本法就难免挂一漏万、顾此失彼，不能关照到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保障，故宪法中基本权利规范的立法具体化成为探讨近代宪政国家权利保障路径的重要方向。

B30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通过立法程序才能将文化权利保护定位于法律的高度，才能将其上升至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层面。

从各国立法实践来看，文化权利保护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1）统一立法模式，即采用一部统一的法典来调整文化权利的相关问题B31。

（2）融合立法模式，即将文化权利保护对象的内容融合到其他私法规范中，而不以统一法典或分别的部门法规范性文件形式对文化权利进行保护。

（3）单行立法模式，即通过单行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对不同文化权利所涵盖的对象实施分门别类的保护。

以上三种模式代表了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在文化权利事项上的立法模式，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参照和借鉴意义。

（一）统一立法模式统一即标准划一，统一立法是指立法对于同一问题适用无差别的标准。

从世界范围来看，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或区域组织在规范构成上均采用了统一立法标准，制定了保护文化权利的“公约”、“宣言”等形式的文件。

如1948年第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第27条强调了公民文化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性与普遍性；1966年第2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约》明确了公民文化权利的主要内容B32；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人民大众参加文化生活并对之作出贡献的建议》旨在通过技术、经济、财政等措施来保障人民的文化权利；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Right to Development）第5条、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第5条、1948年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的权利及义务宣言》（America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and Duties of Men）第13条均是保护文化权利的重要法律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