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儒略《职方外纪》相关问题的研究评述
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述评
明清时期的西学东渐述评摘要：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和文化高压政策的阻滞，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文化之林。
16世纪末后西方将近代科学文化传入中国，使中西文化得到一次全面的交流，给中国社会注入新的生命力，使中国觉醒并随时代的变革和民族意识日渐增长，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伴随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关键词：明清时期西学东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述评一、绪言什么是西学？西学是指西方产生并且传播到东方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学，也泛指西方近代文化总称。
西学这一概念是历史的产物，明朝万历年间，我国就将欧美等国家传入中国的科学文化统称为西学。
二、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一）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中国自古是个农业大国，历代统治阶层对天文学都极为重视，曾多次进行改革历法，但仍不尽完善。
直到16世纪下半叶，传教士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测到月食与日食的出现时间，在中国上层社会引起很大的轰动。
他撰写《乾坤体仪》和《浑盖通宪图说》等，艾儒略于《天问略》介绍了伽利略借助望远镜而得出的最新天文成果。
明末由徐光启修成《崇祯历书》突破了传统历法的弊端，为中国天文历法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数学：中国历代注重历法而历法的推算离不开数学。
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所著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具有严密演绎体的数学著作。
徐光启曾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书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成”，它取代了中国数学的经典《九章算术》标志着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数学革命性变化。
明末的《割圆人线表》及《大测》《同文算指》等数学著作的传入，奠定我国算术的基础。
清朝康熙时期，将明末清初的数学传入汇编成《数理精蕴》是一部总结性的数学巨著，也代表当时我国数学的最高水平。
地理学：在明末以前，坚信中国是世界的中心。
直到1589年，利玛窦的《山海舆地图》，向中国人介绍了前所未有的地理知识。
测量经纬度、世界分为五大洲的概念、五带划分等使中国知识分子对原来除中国以外的世界感到震惊，并产生一种生存危机感。
艾儒略在《职方外纪》中介绍世界五大洲各国的风土风俗、气候名胜、经济政治，打破了中国“中国独居天下之中，东西南北皆夷狄”狭隘的世界观和愚昧的思想。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
戊戌变法运动历史回顾作者：苏沛文章来源：中华文史网点击数：884 更新时间：2007年12月01日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如果以1888年康有为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为起点，以1898年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为终点，前后经历十年左右时间。
接踵而起的是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每一次革命的规模都比上一次壮阔，提出和解决的问题都比上一次深刻，都更加接近中国的实际，取得了更大的胜利。
人们的认识在斗争中一步一步地提高了，因而事后来看以往的政治斗争运动。
难免把它的缺点看得多一些，把它的成就看得少一些，这是很自然的现象。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多年来有些著作在评价戊戌维新运动的时候，往往对它在中国近代所起的积极作用估计不足。
有鉴于此，笔者不顾浅学，谨抒己见，以就教于博学。
一、继承和发展了早期维新思想戊戌变法运动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出现的早期维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七十年代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冯桂芬、郑观应、马建中等人。
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马建中的《适可斋记言记行》，是其代表著作。
维新派所提出的许多政治主张，在早期维新思想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踪迹。
例如，设立议院的主张，就可以在《盛世危言》中找到。
维新派的说法是：“今吾国有四万万之民众，大地莫多焉，而不开国会，虽有四万万人，而不预政事，视国事如秦越，是有民众而弃之。
”(《请君臣合治满汉不分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Ⅱ（以下凡引自《戊戌变法》者均简称“资”），第238页)“设议院以通下情也。
……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
”(《上清帝第四书》资Ⅱ，第176页。
)《盛世危言》中的说法则是：“故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中国户口不下四万万，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合四万万之众为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
211047595_比较文学何为？比较学者何为？——读孟华老师三篇文章之感悟
①顾钧、尹文涓:《不惑的选择———孟华教授与比较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第3期(总第40期)。
2〇孟华:《汉学与比较文学》,《国际汉学》2003年第2期。
3〇孟华:《比较文学的“普及性”与“精英性”》,《中国比较文学》2004年第1期(总第54期)。
4〇孟华:《从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记与“浪漫法兰西”形象的生成》,《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总第62期)。
摘要:孟华(1944—)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其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值得后学借鉴学习。
基于对她的三篇代表性文章《汉学与比较文学》(2003)、《比较文学的“普及性”与“精英性”》(2004)、《从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记与“浪漫法兰西”形象的生成》(2006)的解读分析,评述其对汉学与比较文学学科关系的见解、对比较文学学科建设发展的设计构想及其在比较文学形象学领域的具体学术实践,旨在整体勾勒出她的述学文体之特色及作为治学主体的学者魅力和对治学传统的坚守态度。
关键词:孟华;比较文学;汉学;比较文学形象学;治学主体与实践孟华(1944—)是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专家,主要从事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1988年获得法国巴黎索邦第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从事教学研究工作。
她曾主讲的课程有《比较文学概论》、《中法文学关系研究》和《形象学理论与方法论》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孟老师兼顾教学与学术研究,著述颇丰,对国内中法文学、文化关系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她的治学之路颇具传奇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便是她在1984年适逢不惑之年赴法国攻读比较文学博士。
4年后,她提交了题为《伏尔泰与中国》的博士论文,在国际比较学界获得了广泛声誉。
《伏尔泰与中国》在法国比较学界大获成功,不仅因该课题首次为中国人所研究,更因该论文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
该论文基于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史,对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接受进行了深入探讨,第一次提出“伏尔泰对中国的热情实源于他对儒家‘以仁为本’思想的认同”1〇。
论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及其主要成就
论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及其主要成就19世纪外国史地研究，非但开了近代中国研究世界历史的先河，在19世纪中国史学由古代向近代变革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递嬗、乃至走向亦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极具学术与社会价值。
一、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概况及特色虽然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古代历史中，由于历史、地理、交通、语言等因素，尤其是“夷夏之防”观念限制了人们对域外世界的研究，使其不得不囿于王朝史和区域史研究的狭小天地中，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阻断人们对域外世界的了解与探求，并留下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关于域外世界研究的论著。
对此，晚清姚莹经过认真研究与考察后指出：“自来言地理者，皆详中国而略外夷。
《史记》、前后《汉书》，凡诸正史外夷列传，多置不观，况外夷书乎？然今存者，宋释法显《佛国记》，乃异域传书之始。
自是而唐释玄奘、辨机有《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宋徐兢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四十卷，赵汝适有《诸蕃志》二卷，朱辅有《溪蛮丛笑》一卷元周达观有《真腊风土记》一卷，汪大渊有《岛夷志略》二卷，明董越有《朝鲜赋》一卷，黄衷有《海语》三卷，张燮有《东西洋考》十二卷，西洋艾儒略有《职方外纪》五卷，邝露有《赤雅》一卷，朝鲜无名氏有《朝鲜志》二卷，西洋南怀仁有《坤舆图说》二卷，国朝图里琛有《异域录》一卷，……王大海有《海岛逸志》二卷，七十一有《西域闻见录》四卷，松筠有《绥服纪略》一卷，和泰庵有《西藏赋》一卷，近时徐松有《新疆赋》一卷，及魏默深《海国图志》六十卷出，而海夷之说乃得其全焉。
”（注：《康輶纪行》卷九、自序。
）姚莹的胪陈虽然既不尽当，又不至备，但是他却以大量不争的事实说明，中国人对域外的了解与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成为一种优良的传统为历代学人所传承和发扬。
然而，19世纪前期外国史地研究的发端固然与这种史学传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自19世纪初，以英俄为代表的列强就开始骚扰和侵犯中国的边陲和海疆，因此推动了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留心外国情况，并出现了一批研究与介绍外国情况的论著。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第一篇：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论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谈近代之初国人的世界观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还必须追溯到近代中国的“前代”，具体是指从1527年葡萄牙人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300余年间的历史。
在近代地理学传人中国之前，中国人对整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
国人心目中的世界构想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人都是以“中国”与“四夷”(即四周世界)相对称，也就是用“中国中心”的世界坐标轴来认识世界，世界知识非常狭隘。
首先在地理世界观方面，中国人仍然认为“天圆地方”，“天处乎上，地处乎下。
居天地之中者日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日四夷。
四夷外也，中国内也”，认为中国人的世界就是中国，而中国即天下。
而他们心目中的世界仅限于中国的十几个省，疆土四面环海，旁无大国，对中国以外的地区不甚明确，往往以海洋表示。
这种狭隘的世界地理观念极大限制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视野。
其次，在文化上是独放异彩的，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之国与礼仪之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形影相伴的“华夷观”。
依照华夷之辩，“世界”是等差有序的，整个世界划分为华夷两极。
中国是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处于万方来朝的至尊地位。
夷狄通过朝贡制度定期向“天朝”朝贡，中国则负有教化恩典蛮夷的义务，并且“内中夏而外夷狄”是不变的天理。
这种畸变的世界观更加强化了中国传统的地理世界观，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想体系。
虽然在历史上外来文化也曾对中国产生影响，但终非主流，久而久之，中国上自统治者下至士大夫皆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最优秀的，形成了体系化、理论化的对外观念，这种模式的不断确认与推广，最终又形成了中国人一元世界观的思维定势，而不愿接受多国并存的多元世界观及国际观念。
这种支配从中国统治者一直到普通人的思维定势，对近代之初世界观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造成了极大的障碍。
伴随着地理大发现和环球航行，完整意义上的近代世界观形成。
高中历史热门阅读“中国”一词含义经历的曲折的变化素材
“中国”一词含义经历的曲折的变化“中国”词义考“中国”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中国”的含义却经历了曲折的流变——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1582—1649）等带来世界地图和五洲四洋观念。
瞿式耜《职方外纪小言》云：“按图而论,中国居亚细亚十之一，亚细亚又居天下五之一.”这是对传统的“中国者,天下之中也”观念的理性反思与修正.上为艾儒略《职方外纪》中的世界地图.“中国"一词出自汉语古典,是一个今人耳熟能详的词语，然而从古代到近现代，其词发生了深刻的内涵演变和外延拓展。
它是文化的古今更革、中外交会的产物.这种曲折的流变体现在：从古代的“城中"义到“天下中心”义，进而演为近代的与世界列邦并存的民族国家之名。
古汉语中对“中国”的解释中国之“中”,甲骨文、金文像“有旒之旆”（有飘饰的旗帜),士众围绕“中"（旗帜）以听命，故“中”又引义为空间上的中央，谓左右之间，或四方之内核；又申发为文化或政治上的枢机、轴心地带，所谓“当轴处中”，有“以己为中"的意味，与“以人为外”相对应。
中国之“国"，繁体作“國"，殷墟甲骨文尚无此字,周初金文出现“或”及“國”字，指城邑。
《说文》：“邑，國也，从(wéi）”，原指城邑。
古代的城，首先是军事堡垒，“”示城垣，其内的“戈”为兵器,表示武装,含武装保卫的天子之都之义，以及诸侯辖区、城中、郊内等义。
由“中”与“国”组成“中国”，以整词出现,较早见于周初，如青铜器《何尊》铭辞记周王克商，廷告上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
"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周书·梓材》追述周成王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诗经》、《左传》、《孟子》等先秦典籍也多用此词.“中国"初义是“中央之城”，即周天子所居京师（首都），与“四方"对称，如《诗经·大雅·民劳》云：民亦劳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
论耶稣会士与国际法初入中国[摘要]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
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
1689年，中俄签署《尼布楚条约》，是近代中国和外国之间的第一个条约，使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
[关键词]国际法；耶稣会士；《尼布楚条约》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
在近代以前的中外交往中，中国一直奉行“我族中心主义”的“华夷之辩”，形成深厚的天下观念，以中国为天下，自视为“天朝”，自居为世界的中心。
与这种心理相匹配的，则鄙视外族人，视其他国家为藩属或附庸。
传统中国的对外指针在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还没有充分展露的前现代世界可保统治者安然无恙，当中原王朝兴盛强大、地理不发达、世界各民族之间接触不频繁的时候，这一天下观足够满足中国人的需要。
①虽然早在六、七世纪，唐朝《永徽律》就有了历史上最早的国际法冲突规范，也可以说是冲突规范的萌芽，“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其疏议称：“化外人，谓蕃夷之国别立君长者，各有风俗、制法不同，须问本国之制，依其俗法断之。
异类相犯者，如高丽之与百济相犯之类，皆依国家法律论定刑名。
”②但这种比较先进的国际法思想昙花一现，沿袭到宋代以后，绝对属地主义的法律思想得到了发展，唐律中的上述规定遂改易为“凡化外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
③明朝中后期，国家长期奉行“海禁”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中外人民长期隔绝，清朝初年，朝廷也曾下令“片舨不得入海”。
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度，国际法犹如天方夜谈。
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已经出现，在最早开放对外贸易的澳门和广东地区，对外国人的涉外审判也引起了中外矛盾，商业和司法领域是近代中外冲突有代表性的争议点。
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职方外纪》
我国最早的中文版世界地理专著《职方外纪》《职方外纪》是一部介绍世界地理的专著，书中介绍了五大洲各国的风土人情，气候名胜。
就连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的故事在书中也有介绍。
这部书的作者是传教士艾儒略，他是继利玛窦之后，在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人物。
他的著作加深了古人对世界的了解。
明朝后期，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东方的文明古国，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知识让明朝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感到十分新奇。
在明末，最著名的传教士是利玛窦，他是意大利人，在万历初年来到广州传教。
大概是在万历39年，他前往京城，遇到了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
利玛窦在徐光启的帮助下，翻译了《几何原本》等科学著作。
艾儒略也是意大利人，他在万历38年来到澳门，开课讲授数学知识。
其后他前往北京、扬州、杭州、开封等地开始传教工作。
大概在天启四年，他前往福建传教，此后就一直定居在那里。
艾儒略和其他传教士相比，他传教的方式有所不同，他通过教授明朝文人一些西方的文化知识，进行传教。
由于他精通汉语，在沟通方面少了很多麻烦。
艾儒略来华期间，出版了20余种科学著作，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哲学、神学等多个领域。
其中最著名的一部就是《职方外纪》。
为了便于明朝文人阅读，他把这本书翻译成汉文，让明代文人对世界地理知识有了最新的了解。
《职方外纪》开篇介绍了“万国全图”，通过插图的形式介绍了东西两个半球。
第一卷开篇介绍“五大洲总图度解”，书中的五大洲不包含南极洲，南美洲和北美洲被合并成一个大洲介绍。
此外，书中还系统介绍了四大洋，在这部分内容中有关于海岛、海产、航海等方面的知识。
南极和北极被艾儒略放到了四大洋部分，按照他的观点，地球两极属于海岛。
《职方外纪》中不仅有“总说”，还有“各论”。
总说，介绍每一洲，每一洋的总体概况。
各论，介绍每一洲中的各个国家的详细情况。
知识点这样编排，先引发兴趣，再仔细研究，很符合科学著作的编写规律。
艾儒略的著作，让明代文人知道了世界的模样。
有关“文学”名称由来的探讨
有关“文学”名称由来的探讨作者：张露之来源：《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1年第04期摘要：近代用于指语言艺术的“文学”（Literature）概念，首先是在西方生成、定型并得以广泛使用的。
1840年代以后，在中国士人和西方传教士绍介西方的文献中出现的“文学”用例，虽然已具有近代意味，但仍主要立足古典义层面。
直到1870年代初，日本学者西周以中国古典词“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具有近代意义的“文学”术语才开始在汉语世界中出现。
此后，伴随辞典编纂、文学史著作编写以及近代日本大学“文学”学科体系的确立，“文学”新词的内涵逐渐定型并得到广泛传播。
在此过程中，“文学”与Literature之间确立对译关系，“文学”观念实现近代转换。
关键词：文学；名称；由来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2-0134-01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的汉字术语“文学”的用例，首先出现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实际上，从其所论均为学校之事来看，此处所谓“文学”，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指中国和欧洲古典义“学问”，另一种则与今日之“教育”接近，二者均与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概念有很大差异。
前一义可以艾儒略所作的《西学凡》予以映证，后一义则在日本得到了普遍使用，具体用例，可参见聂长顺《Education汉译名厘定与中、西、日文化互动》（《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参照后一种用法，1896年，林乐知、任廷旭在合作翻译日人森有礼所编《Education in Japan》一书时，将其译为《文学兴国策》。
根据马西尼的说法，尽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对“文学”一词在汉语中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19世纪前期的中国已以Literature之意来使用，因此不能将其视作日语借词。
马西尼所举的诸多用例，包含两类文献：（一）日译词“文学”传入中国之前的用例：（1）艾儒略《职方外纪》，（2）裨治文《美理哥国志略》，（3）魏源《海国图志》引马礼逊语，（4）艾约瑟《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六合丛谈》1857年1期）；（二）日译词“文学”的用例：如王韬《扶桑游记》、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傅云龙《游历日本》、黄庆澄《东游日记》等。
艾儒略 著作分类及摘要
艾儒略著作分类及摘要一、按年份排列如下：二、按学科分类：参考文献：[1] 叶农.“西来孔子”——艾儒略中文著述与传教工作考述[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2] 孙玲.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研究[D].河南：河南大学专门史，2005.[3] 龚缨晏，赵晖.《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1）.概要：《天文图说》抄本中收录有一幅题为“大地圆球五州全图”的世界地图，图中有这样一段注文：“横面九万里，纵面四万五千里。
揭暄绘。
”书中还有一幅“亚细亚一大州图”，图中注明“乙酉揭暄仿绘”。
乙酉年（清顺治二年，明弘光元年），即1645年。
明朝末年，在中国绘制过这类椭圆形世界地图的西方传教士有利玛窦和艾儒略（G.Aleni）。
学者认为，根据对比，“大地圆球五州全图”应当是摹自艾儒略的《万国全图》。
一个明显的证据是，在“大地圆球五州全图”上，美洲沿海的东太平洋被称作“小东洋”，“大东洋”则被标在现在的大西洋上。
这与艾儒略的《万国全图》完全相同。
而另一幅图“亚细亚一大州图”，对亚细亚洲（即亚洲）加注的文字说明与利玛窦在他的世界地图的界限划分并不一致，由此可知揭暄的“亚细亚一大州图”也是来自艾儒略的《职方外纪》。
但此书中的其他许多内容则是从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或《两仪玄览图》上抄录的。
综上，《天文图说》一书反映了明清之际欧洲传教士对中国人的影响，反映了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的流传。
[4] 王冰.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影响[J].甘肃社会科学，1999.概要：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出现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是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其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而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其中扮演了承担者的角色。
耶稣会士通过传教实践，认识到在中国“传扬圣道，总得凭书籍”这一道理后，不断地将大量的书籍运送到中国，以便帮助他们的传教活动。
《职方外纪》新词初探
“ 以下五 总大洲用 朱字。万 国大小不齐 ，略 以字之 大
潮 落 可 见 。避 之 新 河 海 口 到沙 岛 ，东 南 有 浅 挨 深 。行 南 门 小别之。”之后 又见于艾儒略 的 职方外 纪》： “ 因其地 可 入 ，东 可 门有 暗 礁 ， 西北 有 可 泊 。 ”
居三 大洲之 中，凡 亚细亚 、欧逻 巴、利未亚之 富商大 贾，
是 艾 儒 略 首创 的呢 ？
《 东西洋考每 月统 计传 》 以及 １５ 年合信 《 ８５ 博物新编 》中
都 用 到 了此 词来 表 示 漂 浮在 海 洋 中 的 巨 大冰 块 。
４ 大 洲 ． 该 词最 早 见 于 １０ 年 利 玛 窦 的 《 舆 万 国全 图》 ： ６２ 坤
由 明 代 章 潢 （ ２ ～ １ ０ 年 ） 编 ， 万 历 四 十 一 年 １ ５７ ６８ （ ６ ３ ， 其 门 人 万 尚烈 付 梓 成 书 的 《 书 编 》 上 有 例 １１） 图 句 ： “自芝 界 岛 好 风 半 日 ，过 抹 直 口有 金 嘴 石 冲 出 洋 内 ，
“ 极 ”首 见 于 １０ 年 利 玛 窦 的 《 舆 万 国全 图》 ： 北 ６２ 坤
“ 以天 势分 山海 ， 自北而南为五 带：一在昼长 、昼短
二 圈之 间，其地甚热 ，带近 日轮故也 ；二在北极 圈之 内，
经 三 在南极 圈之 内，此二 处地居甚冷 ，带远 日轮故也 ；四在 用 横 度 来 表 示 经 度 。古 代 虽 然 没 有 经 度 ， 但 是 有 “ ”表
因素 的影 响 。 我 们 探 究 汉 语 方 言 量 词 诸 方 面 的 特 殊 性 主 要 有 以下 几
［ 李荣． １ 】 现代汉语 方言大词典 （ 六卷本 ）［】 南京 ：江苏教育 出 Ｚ． 版
浅谈“西来孔子”艾儒略的学术贡献及与利玛窦的比较
人基本采取相同的传教策略 ，用西方先进 的科学著 作吸引上层人 士的 目光 ，获得认可 ，曲线传教 。因此两人在西学东渐这一 浪潮里起到 巨 大推动作用 ，翻译创作 了多部作 品，设计各个科 学学科。同时两人 都 是精通中国文化的大儒 ，利玛窦是第一个 用拉 丁语 将 中国 的 《 四书》 翻译到欧洲去的人 ，在那里产生 了广泛影 响。艾儒 略是继利玛窦之 后 中文程度最好的传教士。饱读经史 子集 ，引经据典 ，信手拈来 。他 的 中文著作超过利玛窦 ， 有３ ４ 部 。利玛窦被称 为 “ 西儒 ” ，而艾儒 略则 被称为 “ 西来孔 子”方豪说 “ 在中国天 主教外来传教士中 ， 在没 有 比 艾儒略更受学者欢迎的。《 圣教信微 》 中他被誉 为 ‘ 西来孔子 ’这 样 崇高 的尊称 ，连利玛窦也没有获 得。 ”足见 当时他 受广大 知识分子 的 极 大欢迎 。虽然利玛窦这个名字 已经成 为一种 中西文化 交流 的象征 ， 地位也 比艾儒 略高很 多 ，但艾 儒略在 当时 广大知 识分 子当 中的影 响 力， 起到 的作用也十分巨大 ， 他 的科学著 作和译著也有极强 的生命力 和影响。两人 皆为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做 出了巨大贡献。 艾儒略一生致力于天主教在中国 地区，尤其是在福建地区的传播 ，而 且采用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传教方法 ， 使其传教事业达到了顶峰。 通过其努 力， 他为 自 己赢得了 “ 福建宗徒”的美称。他有渊博学识 ， 与 中国知识分 子广泛交游 ， 虽然在中西文化交流上略显逊色 ，但他所传播的地圆学说 、 西方地理知识、哥伦布航海新发现、西方风土人情 、教育制度等知识及对 汉语言的贡献 ， 是均 比他为之献身的传教事业更有生命力与影响力。因 此，在中 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他同样发挥 了 重要作用，亦被誉为 “ 西来 孔子” ，与利玛窦并称 “ 利艾” 、“ 一代巨人” 。而且这样 的称呼，就连开 创中国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也未曾获得过。为了更好地传教 ， 他用汉语著述 的著作， 数量多达 ２ ４ 种，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大工程，他成为 利玛窦之后汉语程度最高的传教士。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
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明清西方传教士入华传教的l历史影响考察20世纪西方汉学的起点，必须谈到清末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
同时研究在华传教事业也不能忽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在一定的意义上，传教士不仅在华传播西学，而且向西方介绍中国和中学，在中国和西方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近代西方最初是通过传教士来了解中国的。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
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一再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
这事实上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相联系的。
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
教会建立和控制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这种情况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
美国直到19世纪末，大部分大学都是由教会创办的。
可见教会与教育学术关系之密切了。
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Demieville）评论利玛窦等的活动时说“这种研究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
”⑴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至少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中国近代史上。
19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赴东洋。
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
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研究著作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经多得不计其数了。
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1887）统计了1867年在华的338名传教士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787种⑵。
试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 诸暨市教师专业发展平台
试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 诸暨市教师专业发展平台1试评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艾儒略（Ｇiulio Alenis 1582――1649）是明末清初利玛窦以后又一位蜚声海内外的意大利耶稣会士，也是明末清初第二代入华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他在中国活动长达三十六年之久，先后到过开封、北京、上海、杭州、绛州、常熟、扬州、福州等城市传教。
他凭藉渊博的学识，继承其先驱沙勿略与利玛窦学术传教的方针，开创了在华传教的崭新局面。
一、生平简介艾儒略，意大利人，玛瑟勒达（Macerate）的学生，姓亚肋尼（Alenis）译音曰“艾”，名为朱古奥（Giulio），译为“儒略”，字思及。
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阿尔卑斯山下布雷西亚（Brescia）市的一户中产阶级家庭。
艾儒略的少年时代在老家渡过。
1597年到1600年求学于圣安东尼学院（St Anthony College），随后离开故乡成为诺维勒学院（Novellars）见习修士。
艾儒略略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1600年被接纳为耶稣会成员。
这在当时，并非易事。
1602年至于605年到巴玛学院（Parma College）学哲学。
在此．期间，他在数学、物理、逻辑、宗教哲学等方面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同时在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传教中国的影响下，已有志于海外教事业。
1603年，他曾向耶稣会会长克劳迪奥・艾奎维拉（Claudio Acquaviva）写信，要求派他到远方传教，信中写道：“一年前的一个星期五，当我冥想耶稣受难时，我热切地渴望用我所有的力量去帮助贫穷的人，我已向见习修士教习和行省神父表白过，这个念头至今萦绕在我心头，也是他们的建议??我决定向你表白到东方或西印度群岛传教的心迹，去哪儿由你决定??我成为耶稣会士已达三年，现已二十三岁，现在正在学习逻辑。
我容貌没有缺陷，并且身体健壮。
巴玛 1603年5月16日”① 1605年底，艾儒略奉命任教于波伦亚贵族学院（The College of Arisorcrats in Bologna）。
基于西学东渐探讨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基于西学东渐探讨外来文化的本土化摘要：西学东渐过程中发生的碰撞与融合主要集中在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领域，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但是，在该过程中，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融合并不是全盘吸收西方文化，而是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本文对基于西学东渐的外来文化本土化进行探究，分析西学东渐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发生碰撞的原因、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重要意义、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并对未来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原则进行探究。
关键词：西学东渐；外来文化；本土化从明朝末年到近代，中国经历了西方思潮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该过程统称为西学东渐。
在当时，西学东渐主要技术中在思想文化领域与西方科学技术方面，并逐渐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产生了影响。
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西方文化碰撞，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逐渐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
一、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重要意义纵观整个人类的文明史，不难看出，文化发展不仅要保持本土的族群文化，还要在与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中逐渐对其进行吸纳。
如果外部文化大量输入，则会导致各类的文化思想之间发生互相的碰撞、吸纳、融合。
不管是哪个民族的文化，如果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则只会导致该文化的停滞与落后。
中国的传统文化历经了几千年的发展，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长期发展、积淀的成果。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发展的灵魂与根本。
进入到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意义，中国传统文化要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发展，就要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的同时，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只有兼容并包，科学化、民族化、本土化，才能实现中国文化的长久繁荣。
二、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具体表现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之所以保持了较大的融合能力，实现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转变。
整体分析来看，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中华文化传统，进而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
从中华文化的思想文化方面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为例进行分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西方科学技术的本土化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是西学的核心内容。
新时代大学生如何过有意义的大学生活
新时代大学生如何过有意义的大学生活作者：赵长林来源：《教书育人·高教论坛》2019年第05期[摘要] 中华民族进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需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当代大学生是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继承者、建设者，是民族的未来。
新时代大学生只有立大志、立鸿鹄之志，克服“享乐的大学”弊病，不虚度光阴，成长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国家才有更强大的未来，民族复兴才有希望。
[关键词] 新时代；大学生；有意义的生活[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2549（2019） 05-0014-02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希望当代大学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关键时代”，“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要求当代大学生成长为“具有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
习总书记的“四点希望”和“四点要求”为当大学生的成长指出了思想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和素养标准，是每位大学生自我成长的尺度。
一何为大学和大学生？大学生对自我角色和使命的清晰判断是大学生活的逻辑起点。
要理解什么是大学生，首先要回到历史的视角，了解什么是现代大学。
现代大学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我国的现代大学体制总体上是从西方学来的，同时融入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时代政治元素。
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895年成立的私立大学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和1898年成立公立大学京师大学堂。
最早将“大学”一词与英文university一词对译的是明代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艾儒略（JuliusAleni）。
艾儒略于明天启三年（1623年）在《职方外纪》和《西学凡》书中，首次将University译为大学[2]。
我国亚述学研究述略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对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介绍从16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中国，旨在传播天主教教义，宣扬天主教精神，但同时也把西方文化带进了中国，其中就有一些古代两河流域的史地知识。
例如，1623年，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用中文撰写《职方外纪》一书，该书提到了古代两河流域历史，尤详于八别塔的传说和巴比伦城的空中花园（注：艾儒略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版。
）。
清康熙年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用中文著《坤舆图说》一书，其中也提到了巴比伦城和空中花园的形制及建造过程（注：南怀仁：《坤舆图说》卷下《七奇图》，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页。
）。
遗憾的是，明清士大夫把这些海外知识“视同邹衍谈天目，笑存而已”（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
），根本不予接受。
这种对世界史地知识的怀疑和排斥，使耶稣会士引介的古代两河流域史地知识难以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鸦片战争的失败深深地刺激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们搜集西方传教士用中文撰写的书籍，访问来华的西方人士，研究西方文化，其中一些著作就涉及了古代两河流域的知识。
例如，1843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提到了巴比伦（注：魏源：《海国图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记载了古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并且指出巴庇伦（即巴比伦）为“西土第一国”（注：徐继畲：《瀛寰志略》，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69—171页。
）。
然而，在此期间，由于亚述学尚未诞生，西方人的古代两河流域知识主要来自希腊古典作家和《圣经》的记载，其中不乏谬误。
通过西方传教士带来的二手材料，中国知识分子获得的两河流域知识是模糊的。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的一些驻外使节和其他旅欧美人士，接触到了有关古代两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手材料，并在他们的游记中多有记述。
1876年，江宁（今南京）商人李圭赴英国参观了大英博物馆，见到了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之为“树叶书，若钟鼎文”（注：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2页。
“重心”“形心”考
“重心”“形心”考作者：黄河清来源：《中国科技术语》2020年第03期摘要：“重心”和“形心”是两个科学术语。
它们的出现比较早，前者出现于1623年的《职方外纪》，后者出现于1627年的《奇器图说》。
两个词都来自拉丁语，分别是centrum gravitatis和centro figure（或geometrica centrum）的仿译。
“重心”后来还传到了日本。
但“形心”一词，在《奇器图说》之后的30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人使用。
后来在1935年的一本数学名词汇编中再次出现，但它是《奇器图说》中的那个词的沿用，还是后来另行创造的，现在还不能确定。
关键词：重心;形心;质心中图分类号：O4;N04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3-8578.2020.03.013Abstract：“Zhongxin”（center of gravity ）and “xingxin”（center of figure） are two Chinese terms in science. The former appeared in Giulio Alenio's Zhifang waiji（The World Geography，1623），and the latter appeared in Johann Schreck's Qiqi tushuo（Description of Mechanical Instruments，1627）.Both words are from Latin， which are the loan-translations of centrum gravitatis and centro figure（or geometrica centrum）. The word “zhongxin” was later passed to Japan. However，the term “xingxin” has not been used for more than 300 years after the Qiqi tushuo. Later we saw this word again in a vocabulary of mathematical terms in 1935. However， it is not certain whether it is the use of the word in Qiqi tushuo， or it was later coined separately.Keywords：center of gravity，center of figure，centroid，center of mass收稿日期：2019-11-13作者簡介：黄河清（1958—），男，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研究员，香港《语文建设通讯》编委，主要研究近现代汉语中受外来文化影响而产生的词语。
读《海错图笔记》有感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读张辰亮《海错图笔记》海洋是生命起源的摇篮，人们总是对神秘的海洋充满好奇。
2016年中国电影票房排行榜上，周星驰执导的《美人鱼》以33.9亿元的票房排在第一位，比排名第二位的《疯狂动物城》足足高出18.6亿。
这里面，除了周星驰这块金字招牌外，“美人鱼”的噱头也功不可没。
关于“人鱼”，《山海经》中载：“赤鱬，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书中又说：“人鱼，四足其音如婴儿”。
宋代《徂异记》则载：“沙中有一妇人，红裳双袒，髻发纷乱，肘后微有红鬣……此人鱼也。
”清康熙年间聂璜《海错图》里说：“人鱼，其长如人，肉黑发黄，手足眉目口鼻皆具，阴阳亦与男女同，惟背有翅，红色，后有短尾及胼指与人稍异耳。
……此鱼多产广东大鱼山、老万山海洋，人得之，亦能着衣饮食，但不能言，惟笑而已。
携至大鱼山，没入水去。
”聂璜所记与古书所述略有不同，倒与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职方外纪》相仿，《职方外纪》“海族”条载，荷兰曾于海中获一女人，“与之食辄食，亦肯为人役使，且活多年，见十字圣架亦能起敬俯伏，但不能言。
”《禹贡》上说：“厥贡盐絺，海物惟错。
”《海错图》取海中生物错杂繁多之意。
作者聂璜字存庵，号闽客，生物学家，擅工笔重彩博物画。
据《海错图序》载，1667年前后，聂璜在浙江台州和温州东南海滨生活20多年，期间云游贵州、湖北、河北、天津、云南等地，实地考察不同生态环境中水生物的种类和习性，所见所闻怪物异兽众多。
康熙三十七年（1698），聂璜将所见鱼、虾、贝、蟹等及传说中的水族怪物绘图成册，编纂成博物学著作《海错图》。
实际上，早在战国时期，“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山海经》。
西晋大司空张华读过这本包罗万象的奇书后，意犹未尽：“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
”于是，张华编纂了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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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艾儒略《职方外纪》相关问题的研究评述作者：陈海峰叶嘉馨来源：《文教资料》2013年第05期摘要：艾儒略《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万国图志》后最早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著作。
历来关于《职方外纪》的研究基本围绕“书名、作者和…增补‟问题”、“地名、地理知识和航线”、“各大文明及…世界奇迹‟”和评价等问题展开。
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价值还包括：全球一体：预示海洋时代的到来；文明气象：初现中西会通的端倪。
关键词：艾儒略职方外纪四库全书近代化艾儒略《职方外纪》是继利玛窦《万国图志》后最早系统介绍世界人文地理的中文著作，是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早期代表性著作。
它曾深刻地影响了当时诸多中国士大夫，成了《四库全书》和《明史》收录或所列较少的西学书目之一。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以下称《简目》）载：“职方纪要五卷：明西洋艾儒略撰。
皆绝域土风，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外纪。
凡分天下为五大洲，而冠以万国全图，附以四海总说。
大抵《山海经》、《十洲记》之流，存之亦足广异闻。
”[1]以寥寥80余字高度概括了《职方外纪》的基本信息：作者、书名、内容和评价。
历来关于艾儒略《职方外纪》的研究基本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
1.《职方外纪》的书名、作者和“增补”问题“职方”出自《周礼》，夏官所属有“职方氏”，掌天下地图，主四方职贡。
取名“外纪”，是因为“凡系在职方朝贡附近诸国，俱不录，录其绝远旧未通中国者”[2]，正如《简目》所言“皆绝域土风，为自古舆图所不载，故曰外纪”。
《职方外纪》是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于明天启三年夏在杭州著述完成，是年秋付梓的。
《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称《总目》）有“成于天启癸亥”[3]P632的说明。
同时，该书还经由杨廷筠润色加工，“故书中署名为…西海艾儒略增译，东海杨廷筠汇记”[4]P133。
《总目》还简述了成书经过：“自序谓利氏赍进《万国图志》，庞氏奉命翻译，儒略更增补以成之。
盖因利玛窦、庞我迪旧本润色之，不尽儒略自作也”，[3]P633留下了一个“增补”的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职方外纪》是增补《万国图志》而成的。
艾儒略《自序》却说：“吾友利氏赉进《万国图志》。
已而吾友庞氏又奉翻译西刻地图之命，据所见闻，译为图说以献。
……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乃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5]P281。
以此为依据，谢方认为“所遗旧稿”当为庞氏旧稿，《四库全书》“曲解艾氏自序，以致后人相沿致误至今”[4]P139。
2.《职方外纪》涉及的地名、地理知识和航线利玛窦《万国图志》以图为主，而艾儒略《职方外纪》则是以文字为主的“图说”。
其中，“图”总计7幅，分别是“万国全图”、“北舆全图”、“南舆全图”、“亚细亚（亚洲）全图”、“欧逻巴（欧洲）全图”、“利未亚州（非洲）图”、“南北亚墨利加（南北美洲）图”。
文字则包括《自序》、《五大州总图界度解》、各洲概况和《四海总说》，洋洋数万言，“总计介绍了鲜为中国所知的大陆国家42个、岛国（屿）21个及海洋名称27个”。
[6]P20-23同时，《职方外纪》反映了当时世界较先进的地理知识和观念，主要体现在“地圆说”、“五大洲说”和关于经度、纬度的知识等方面。
当然，由于个人世界观和时代的局限，艾儒略并未采信“日心说”，对“墨瓦蜡尼加州”（大洋洲）记录甚少，“万国全图”也并没有标注国界，就连《明史》收录的对中国日渐产生重大影响的和兰（荷兰）和佛郎机（葡萄牙）在“欧逻巴全图”上都没有标出其名。
《职方外纪》还重点关注了地理大发现以来的新航线。
记录了“阁龙”（哥伦布）发现美洲和“墨瓦兰”（麦哲伦）环球航行等重大事件，并详细介绍了“海舶”和“海道”，向中国展示了从“欧逻巴”到“大明”的东西两条航线[6]P24，从而大大拓展了明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认识的航线。
当然，《职方外纪》并未透露新航线背后的一个客观的世界情势：欧洲殖民者正在经由这些航线逐步开辟海外殖民地，进行不对等的贸易和野蛮的掠夺。
3.《职方外纪》叙述的各大文明及“世界奇迹”《职方外纪》在介绍世界各国地理知识的同时，也介绍了世界各大文明，包括欧洲文明、非洲文明、西亚文明，甚至印加文明和玛雅文明。
在重点叙述的“欧逻巴”文明中，艾儒略介绍了西方的制度文化，列举如下：（1）一夫一妻制度。
“国主互为婚姻”、“临时议娶，不预聘通”、“通国之中，皆一夫一妇，无敢有二色者”[5]P301。
西人“无敢有二色者”绝不仅是伦理道德的进化，更是制度的规范。
（2）教育文化制度。
“各国皆尙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一郡，有大学、中学，一邑一乡有小学”[5]P302、“其都会大地，皆有官设书院，聚书于中，开门二次，听士子入内抄写诵读……”[5]P303可见，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一体并重。
其中，学校教育制度规定，小学“文科”（“古贤名训”、“各国史地”“各种诗文”、“文章议论”），中学“理科”（“落日加译言”、“费西加译言”、“默达费西加译言”分别为逻辑学、物理学或自然哲学、形而上学），大学“四科”（“医科”、“治科”、“教科”、“道科”）层级递进，内容广泛，透视出近代教育的端倪。
（3）词讼审判制度。
“官府必设三堂词讼……终不服则上之国堂”，判事“不先事加刑”，词讼费用“因事大小为多寡，立有定例，刊布署前，不能多取”，旨在“官府无恃势剥夺，吏胥无舞文诈害”。
[5]P305这里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权和抑制腐败的思想。
（4）社会保障制度。
“皆有贫院，专养一方鳏寡孤独处其中者，又各有业，虽残疾之人亦不废”、“又有幼院，专育小儿”。
[5]P303此外，还介绍了科技发明情况，如意大利的“日晷法”、“巨镜”（聚光镜）、滑轮、玻璃和“自动浑天仪”（钟表）等。
艾儒略津津乐道地介绍“欧逻巴”文明的同时，还“带着强烈的种族意识和救世主的观念”介绍其他文明，其中关于“北亚墨利加”文明的叙述，称言：“人好战不休，不尙文字事”、“男妇皆衣羽毛及虎豹熊罴等裘，间以金银饰之”、“数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栅为城，其俗好饮酒，日以报仇攻杀为事”。
[5]P327《职方外纪》还展示了世界自然人文奇观，如“天下七奇”（世界七大奇迹）、“以西把尼亚（西班牙）三奇”、“谙危尼亚（英国）三奇事”、“印弟亚（印度）二奇木”，“利未亚州”各种“奇形怪状之兽”等。
4.《职方外纪》的评价和对中国近代化的价值《四库全书》和《明史》对西学书籍的评价是持审慎态度的，正如《总目》所言：“欧罗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造之巧，实愈前古，其议论奇诈迂怪，亦为异端之尤。
国朝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具存深意。
”[3]P1081《职方外纪》也不例外。
《职方外纪》“大抵《山海经》、《十洲记》之流”，“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
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3]P633在西洋天文、历法、算学、制炮等已经被证实了胜于中华的事实面前，全盘否定是虚妄的，然而《明史》在评价西学时还是说：“其说荒渺莫考”，只是补充道：“然其（意大利）国士充斥中土，则其地固有之，不可诬也。
”[7]P8459除却因时代或个人学识所产生的知识性错误外，这样的评价与当时中国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的视野有关，实质上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
因此，对于明末清初的中国而言，《职方外纪》作为一部具有近代化价值的世界人文地理著作，它的价值并没能发挥出来，而只能沦为“录而存之，以广异闻”。
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价值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全球一体：预示海洋时代的到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是地理大发现的产物，从而透视出地理大发现的辉煌成果。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艾儒略才能踏寻着利玛窦、庞迪我的足迹，东来传教，才能“偶从蠹简得睹所遗旧稿，更窃取西来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增补之”。
五洲各国和东西航线的介绍预示着一个崭新的海洋时代已经到来。
海洋时代到来的背后更隐含着足以承载海洋时代来临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基础、政治动因和文化背景，这就涉及第二个方面。
其二，文明气象：初现中西会通的端倪。
尽管《明史》认为：“其所言风俗、物产多夸”[7]P8462，但“欧罗巴”展现出来的文明形态事实上逐步奠定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形势。
首先，《职方外纪》介绍的西方教育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东西教育制度的对比中，至少可以推断出“中国传统教育在规模和系统性等方面都是远不及西方的”[8]。
其次，就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而言，张之洞在1898年尚义正言辞地说：“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
”“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
”[9]而《职方外纪》早在275年前就已经介绍了西方凸显民权的词讼审判制度和男女平等的一夫一妻制度。
再次，即便是《职方外纪》作为地理学著作的价值也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重新受到重视，国人才逐渐从以华夏为中心的地理观念中解脱出来，直至认识到这是会通中西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上述三点只是艾儒略《职方外纪》所呈现的西方文明的冰山一角。
有世界史学者认为：“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和相互影响。
只有那些最易接近、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民族，才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而那些与世隔绝、缺乏外界刺激的民族，多半停滞不前。
”[10]这样的评价虽然略带偏颇，也并非针对艾儒略《职方外纪》而言，但仍然能够带给国人对于这部著作的无尽的思考。
参考文献：[1]永瑢等撰.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294.[2]谢方.职方外纪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6：6-7.[3]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4]谢方.艾儒略及其《职方外纪》[J].中国历史文物，1991.[5]纪昀等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九四册）[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6]霍有光.《职方外纪》的地理学地位及当时地理知识的中西对比[J].中国科技史料，1996（1）.[7]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8]刘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体制形成的认知逻辑基础——重评京师同文馆的创立及1866-1867年关于添设天文算学馆的争论[J].浙江大学学报，2007（6）：110～111.[9]张之洞.劝学篇[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5.[1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