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中谏言的艺术特征
分析比较《左传》《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分析比较《左传》《战国策》的语言艺术。
《左传》和《战国策》都是先秦时期的重要历史著作，它们在语言艺术方面有一些共同点，同时也有一些差异：共同点：1.古代汉字文化的影响：由于都属于古代文献，这两部著作都受到了古代汉字文化的深刻影响，使用了古代汉字的表达方法和词汇，使得语言更加古朴、典雅。
2.原始性的叙述风格：这两部著作都力求客观、详实地叙述历史事件和政治事务，没有过多修饰和雕琢。
它们追求史实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以原始的叙述风格呈现出历史事件的发展。
差异：1.文风差异：《左传》的文风相对庄重、严肃，注重客观描述和政治思考，语言简练而直接。
而《战国策》的文风更加活泼、生动，用词更灵活且富有感染力。
2.修辞手法的运用：《左传》在叙述中运用了一些修辞手法，如夸张、比喻、排比等，以增强表达的艺术性和修辞效果。
而《战国策》则更追求语言的生动性和形象性，通过描写细节和运用对比、排比等手法，使叙述更鲜活生动。
3.叙述的侧重点：《左传》主要关注政治斗争和君臣关系，注重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行为的评价和纠正。
因此，其语言更多地用于论述和陈述，强调客观性和客观评价。
而《战国策》侧重于战争和政治故事，更注重情节的展开和人物形象的描写，语言更富有战略性和感染力。
综上所述，虽然《左传》和《战国策》都是历史著作，但在语言艺术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左传》注重客观性和政治思考，采用简洁、直接的叙述风格和修辞手法。
而《战国策》更注重活泼、生动的描写，追求语言的形象性和感染力。
这些差异使得两部著作在文学表达上各具特色，丰富了先秦时期文献遗产的多样性。
春秋左传的语言艺术
春秋左传的语言艺术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
而在这个时期，《左传》作为一部重要的史书，记录了很多当时的历史事件和传说，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左传》的语言艺术非常高超，它以简洁、明了、深刻、生动的笔触，描绘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人物形象。
首先，《左传》采用了鲜明的表现手法，对关键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精准刻画。
例如在《鲁隐公二十五年》中，对鲁国宰相杜赫的描写，以“诈之以利，兵之以威”来概括其为人和做事的本质，使人一目了然。
还有在《周公世子》中，对周公的塑造，以“其见兆也如闻声，闻声则择善而从之，见兆则融融乎似有所得”来形容其听闻某种兆头时的反应，生动刻画出周公的智慧和姿态。
其次，《左传》也善于通过对具体事件的描述，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特征。
例如在《隐公元年》中，大夫公孙杵臼以一种十分优雅的方式对周王室的腐朽和自私进行了谴责，以此触动当时人们心底最深处的真善美情感。
还有在《晋献公十六年》中，晋国宰相贾诩的忠诚，通过他咬舌而死的场景，表达了当时忠于国家的精神追求，既有触动人心的情感表现，也有高度的思想深度。
最后，《左传》也透过事件揭示了当时人们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
如在《庄公二十年》中，楚国宰相薳為举劝说襄王迁都，但執政官子西对此说不，坚持位于原地。
薳為举的言辞明确且富有说服力，而子西的却描述了王室正直、明智和固执，表达了敬畏和遵从规则的历史价值。
总的来说，《左传》以其独特的语言艺术和新颖的史学方法，成为中国文化的宝库。
它不仅展现了当时文明的瑰丽风采，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左传》中的经典语录，深化自己的人文素养，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历史，发现和创造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左传》谏辞研究
《左传》谏辞研究《左传》是先秦历史散文的典范。
《左传》谏辞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谏者、被谏者与谏辞的关系、进谏形式与谏辞、谏辞内容类别、谏辞艺术特色、谏辞的价值与影响等五个方面入手,对谏辞进行多维度的系统的分析,以期探究《左传》谏辞之文化与文学特征。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如下:第一章,主要分析了谏者与谏辞、被谏者与谏辞之间的关系。
谏者来源主要有公卿贵族,地位相对低下的官员和朋友、妻子等其他人员,谏者的身份影响着谏辞的劝谏力度。
被谏者的态度者则直接决定谏辞的进谏效果,就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利国利民的谏辞而言,诚心纳谏者往往能够按照谏辞去实践,最后会取得成功;而拒绝纳谏者则没有使谏辞发挥它的价值,且这类人多是目光短浅,刚愎自用之人。
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发人深省。
第二章,对谏辞的进谏方式进行分析,进而考察进谏方式对谏辞的影响。
前人曾对进谏方式有过许多的分析与研究,不过从《左传》来看,大致来说,主要有直言诤谏、婉言曲谏、反言激谏等几种方式。
直言诤谏,当君主言行不当时,谏者往往能够针锋相对,直接指出被谏者之过失,为国家利益而不避自身之危害,其辞慷慨激昂,多据理力争,以理取胜。
婉言曲谏,谏者通过巧妙的设计,充分运用智慧,委婉地进谏,这样往往能够收到奇效,既符合人臣之礼,又在保全自身的同时争取可实现进谏的目的。
逆言激谏,激谏多是因情势紧急,不得已采取不同寻常的方式进谏,这需要谏者极大的勇气,可能给谏者带来生命威胁。
第三章,谏辞内容分析。
《左传》谏辞的内容集中在邦交策略、战略战术、王族或统治阶层内部事务、治国理政、君王修身等五个方面。
他们几乎关系到春秋时代社会问题的各个方面,如果综合起来看,它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理政、处事、征战等理论,主要表现出明显的儒家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章,主要从修辞手法和说理两个方面对谏辞艺术进行分析。
《左传》谏辞主要运用的修辞手法主要有引用、排比、反问、比喻等,常常是多种修辞手法并用,这样可以使抽象的说理变得更加生动形象,还能增加谏辞的感染力,使被谏者更容易接受。
《左传》谏诤辞令语言艺术探析
为人处世 的根本法则。
事焉。得 志于齐， 犹获石 田也 ， 无所用之 。越不为沼 ， 吴其 泯
使 医除疾 。 而 日： ‘ 必遗类焉 ’ 者， 未之 有也。《 盘庚之诰 》 春秋时期 ， 往往被人们认 为是“ 礼崩乐坏 ” 的时期 ， 但是 矣 。 ‘ 其有颠越 不共， 则劓殄无遗育 ， 无俾 易种于兹 邑。 ’ 是 商 从整个 春秋时期 的社会面貌来看 ，其 实则 不然。不可否认 ， 日：
令疏直激切的言说风格 。 于上” 的职能已经接近 于“ 谏官” 职能 了。而“ 谏官” 的正式设
周文王时 ， 周王室内设有“ 保 氏” 一职 ， 《 周礼》 记 （ 一） “ 谏辞” 界定 。要分析《 左传 》 中的谏辞 ， 首先要 搞清 立 是在周代 ， “ 保氏下大夫一人 ， 中士二人 。” “ 保氏” 可算是中国历 楚何 为“ 谏辞 ” ？所谓“ 谏” 包含 多重意蕴 ： 《 说文 》 曰： “ 谏， 证 载 ： 也， 从 言柬声 。 ” 康熙字典》 详 细记载 了各家给出的含义 ： 史上最早 的谏官 ，谏官 的确 立也是谏诤制度 确立 的重要标
辑 性强 ， 字里行间充溢着强烈深切的使 命感与责 任感， 较之行人辞令、 盟誓辞令显得更加疏直激 切。文章从语言的角 度， 对 《 左传》 记载的大 量谏 诤辞令从修辞和逻辑两个方面 加以 探析。 关 键词： 《 左传》 ； 谏诤辞令； 修辞； 逻辑；
《左传》中儒家谏诤观之探析
《左传》中儒家谏诤观之探析李建玲（枣庄学院图书馆，山东枣庄 277160）［摘 要］谏诤制萌芽于上古时代，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
在君主专政的封建王朝，谏诤制起到了对君主的规谏与匡正作用。
《左传》作为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有大量关于谏诤内容的记载，从中可以发现儒家对于谏诤制的认可与推许。
研究《左传》，从谏者的行为品格和受谏者的态度以及谏诤的结果，可以概括出儒家谏诤观的深层底蕴和儒家的政治意识。
［关键词］《左传》；谏诤制；儒家谏诤观；存续 ①［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77（2021）03-0035-06 作为一部重要的先秦文化典籍，《左传》中大量记载了关于谋臣或卿大夫对国君的劝谏事件。
每当君主的行为、决策有不妥之处，或者是国家面临政治、军事等重大决策时，常常会出现谏者的谏诤事件。
君主们对于谏臣的谏言采纳与否，往往对整个事态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左传》是儒家的著述，其对谏诤、纳谏的重视与提倡，表明了儒家对于谏诤制政治功用和价值的认可与支持。
一、谏诤制溯源谏诤是指在封建社会臣下对君主言行缺失的直言批评与劝谏行为，作为监察君主行政与决策的重要机制，谏诤制度是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国的谏诤制，在上古时代就已萌芽。
黄帝所立的“明台”，［2］（P380）尧所设的“欲谏之鼓”，舜所立的“诽谤之木”［3］（P266）和禹所置的“钟、鼓、铎、磐、鞀”［4］（P51），这些都是纳谏的工具。
《尚书·舜典》中，舜帝说：“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5］（P12）这种“纳言”之官可以看作是谏官的雏形，在君王允许的情况下，纳言可以对君主的决策提出建议，还可以向君王反映民情。
《吕氏春秋·自知》篇记载：“汤有司直之士”［3］（P266），如果君主有了过错，司直之士可以直接对君王提出批评和改正的建议，“纳言”“司直”的设置客观上促进了统治者的勤勉为政与博纳众言。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左传》谈话艺术的表现形式——以《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为例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左传》谈话艺术的表现形式——以《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为例【摘要】《左传》因其突出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历来是语文教材选编的重点。
针对当前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左传》选篇数量明显降低的情况，在《左传》选篇的文本分析中更应该从语篇结构、语篇衔接方式以及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明确其叙事目的，梳理其话语结构，领会其内在思想，以便更有效地把握《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独特的语篇风貌。
【关键词】《左传》文本分析语篇特征先秦历史散文主要指春秋战国时期，记录我国境内诸国历史事实的散文，其出现是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发展的产物。
在先秦历史散文中，《左传》的思想性与艺术性都是最为突出的，不仅“奠定了我国记言体历史散文的基本范式”［1］，而且在语篇结构的完整度和语篇衔接的方式等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叙事艺术。
在中学语文教学中，有关先秦历史散文的教学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而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的扛鼎之作”，《左传》也一直是中学语文教材选编的重要内容。
《左传》中的一些代表性篇目，如《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秦晋殽之战》《晋灵公不君》等都曾在不同学段、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作为教学重点出现。
这不仅说明《左传》在先秦散文中的重要地位，也说明其对于学生领会和把握先秦历史散文的文本特点具有重要价值。
当前在统编版语文教材中，《左传》选篇的数量明显降低。
其中，初中阶段只有九年级下册的《曹刿论战》一篇，高中阶段也只有必修下的《烛之武退秦师》一篇。
《左传》的这种选编情况，已经引起了研究者对于《左传》语文教材功能的关注［2］。
那么在统编版教材的使用过程中，如何有效发挥《左传》选篇的价值，就显得尤为重要。
基于此，本文将根据《左传》的语篇特征，以《曹刿论战》一文为例，从语篇结构、语篇衔接方式以及语篇生成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通过文本分析，呈现《左传》作为先秦历史散文独特的语篇魅力。
明确叙事目的，整理语篇结构在先秦历史散文的阅读中，明确叙事目的其实是文本解读的关键。
简述《左传》的艺术特色
简述《左传》的艺术特色
《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春秋》的一部注释，是孔子弟子邹简所著。
它以文字平实、思想深邃、立意高远而闻名于世，具有独特的艺术特色。
1. 文字凝练：《左传》的文字非常简练，以短小的篇幅表达复杂的思想，不啰嗦反复，以点带面。
语言简练有力，深入浅出地传达了作者的观点和感情。
2. 思辨性和哲理性：《左传》通过描述春秋时期的政治、社会、军事事件，深入探讨人性、道德、政治、天命等问题，展现了孔子弟子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哲学智慧。
3. 多样化的叙述方式：《左传》采用多种叙述方式，包括实录、议论、训诂等，灵活运用，使作品更加生动真实，读起来既有故事性又有理论性。
4. 为君主服务的政治意图：《左传》旨在为齐国君主提供指导和建议，作者主张君主应尽其职责，以天命为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国家和人民谋福利。
5. 艺术上的追求：《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注重人物的形象塑造，通过对人物的言行和思想举止的描写，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和特点，使人物栩栩如生。
总的来说，《左传》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深刻的思辨和哲理
性、以及对人物形象的描写等艺术特色，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是中国古典五经之一，是古代历史类文献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左传》之中，作者凝视着古代历史，以其独特的语言来描述古代历史场景，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性的语言特色。
首先，《左传》写作中所采用的语言表达紧凑而清晰，充满着朴素的韵味。
在语言上，运用了压缩叙述方式，表达精炼直接，从而使文章更加流畅。
比如，《左传》对于历史事件的描述采用“及归于”的叙述方式，使叙述更加朴实直接，省去了历史叙事中的冗余描述，从而节约了篇幅。
其次，《左传》在抒发历史精神的同时，也展现出语言的表达能力。
在《左传》中，作者使用大量的夸张手法来表达那些历史性的、可怕的、可骇的、可怕的场景，使整个文章更加生动、更具有视觉效果。
比如，“边，疆有兵发，则必有大杀；朝，中有政临，则必有大乱”。
由此可见，《左传》所使用的语言渲染场景，表达历史的同时，也充满着强烈的情感色彩，从而使文章更加生动。
此外，《左传》着力描绘了古代历史的弱者形象，这也是其独特的语言特色。
作者通过把书中人物分为“强”“弱”两种，清晰地表达出历史中弱者在政治活动中的劳苦而又孤独的处境。
比如，书中描述“复安弱者”的故事，将古代历史的客观事实和弱者的精神进行有机结合，从而生动地描述了古代历史中弱者的痛苦和无奈。
总之，《左传》的语言特色是其独特的文学特点，清晰的紧凑的叙述，夸张的表达，对古代历史的客观描述，以及勾勒古代历史弱
者形象的精耕细作，都成就了《左传》作为一部古典文学的重要性。
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是先秦历史上著名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古典儒家文化的文学精品。
春秋时期，它便成为经典案例，让后世受益无穷。
《左传》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甚深，它的语言特色是创新有力而又不失传统的表达方式。
《左传》在文字表现上采用了大量的双关语，通过象征性的语言及多层次的推敲，将引证的史实下探层层深入，挖掘出历史脉络。
它还大胆使用双关衔接，牢记传统排比节奏，创造了一种有节奏性又有文字艺术效果的语言。
此外，《左传》还大量使用比喻和拟人手法，淋漓尽致展现了古代社会的风貌。
它语言中透着义务、婉转及故事性，表达传神，层次分明，堪称文学艺术的完美结合。
由此可见，从语言特色来看，《左传》所使用的语言融会贯通古今中外，既保
利传统，又考虑到审美效果。
它的语言既有自然的节奏感又有共鸣，让读者们感受到古代文化表达的深远度和高雅艺术的魅力，这正是它在古来留存的影响力的根源所在。
浅析“谏”之艺术与效果
浅析“谏”之艺术与效果从古代科举考试到今日的高考，都非常重视书面表达;现在对语文读说听写这四项能力的考查中，重头戏仍然是读写。
而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更需要较高的口语表达能力。
新编高中语文教材更是增加了“口语表达”的学习内容，就是从学生的实际和社会的需要出发的。
人教版高中《语文》课文选了四篇古代说谏名篇:《烛之武退奉师》、《勾践灭吴》《邹忌讽齐王纳谏》、《触龙说赵太后》，配套《语文读本》又选了《召公谏厉王弭谤》。
这几篇文章都巧于言辞，长于说理，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说谏”是我国从古至今的优良传统。
说谏者大都是地位显赫，威望高的“忠诤”之臣,其说谏对象自然是当朝最高统治者。
综观历朝说谏文本,说谏者说谏一般须具备以下内外条件和自身素质。
第一,要有非说谏不可的国内外危及国家存亡的形势。
第二，说谏者要有忠心爱国的赤诚之心。
第三，要有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说谏口才。
第四,要有明确的说谏目的和内容。
第五，要有不怕杀头、罢官、灭九族的勇气，要有出众的胆识和精神。
第六，要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威信和资历。
第七，要有审时度势、随机应变的能力、高超的说谏策略和技巧。
第八，要有诚实恳切的态度、真挚动人的感情、委婉平和易于接受的语气以及准确恰当的说谏分寸。
这些条件和素质在说谏者说谏过程中发挥着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要达到说谏的真正目的，收到说谏的良好效果，还取决于被说谏者的性格素养和纳谏程度。
说谏者只有采用委婉手法才能收到好的说谏效果，这就是说谏艺术对于说谏效果的作用。
《烛之武退奉师》中的烛之武面临秦晋围郑、郑国危亡的严峻形势，担负拯救国家于危亡的使命去劝秦伯退兵。
见秦伯后,他避开让秦不要亡郑的主题，从处处为秦着想的角度陈述灭郑对秦的害处：①“越国鄙远”很难;②亡郑利晋而弊秦③晋贪得无厌，欲“肆西封阙秦”④ 保郑结盟利秦。
烛之武劝说成功，不仅在于只身入虎穴的胆识和魄力，更在于其巧舌如簧,能言善辩的外交才能,在于其避开亡郑之事，充分利用秦晋矛盾，从处处为秦着想的角度晓以利害、明以道理的说劝艺术。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特色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特色《左传》的语言特色《左传》的语言，是历代文人学者推崇的典范。
从唐宋至明清，如刘知几、陈骙、苏轼、刘熙载、冯李骅等有过许多精当的评论。
《左传》叙述语言的特点是准确和精练，生动而富于色彩，同时因简洁凝炼而蕴藉含蓄。
苏轼说：“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然而言止而意不尽，尤为极致，如《礼记》、《左传》可见。
”（《苏文忠公全集》）刘知几的评论是：“言近而旨远，辞浅而意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句外。
”（《史通·叙事》）《左传》叙述语言的这些特点，说明它在语言方面已获得了超越于当时许多经典著作的成就，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左传》人物语言同样富有文学特色。
《左传》所记之“言”，主要为人物对话、外交辞令和谏说、议论之辞。
人物的对话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作者常常通过记录一两句性格化的语言，以突现人物的形象。
例如郑庄公在制胜公叔段的过程中，说了三句有典型特征的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毋庸，将自及”；“可矣”。
在作者笔下，郑庄公老谋深算、虚伪阴险的个性特点跃然纸上，在整个事件中他复杂的心理活动亦昭然可辨。
僖公二十三年所记重耳避难至楚，与楚成王的一段对话，将楚成王施恩望报、乘机敲诈的心理和重耳自重自信、不亢不卑的态度，都表现得淋漓尽致。
《左传》中的外交辞令和议论、谏说之辞，是历来为人们称道的。
记写行人辞令，尤为《左传》独擅之处。
例如书中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篇章：僖公四年屈完对齐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秦师，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宣公三年王孙满论鼎至轻重，成公二年国佐对郤克，成公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二十二年子产对晋人征朝，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毁馆垣答士文伯等等。
它们有的委曲婉转，陈述利害，有的辞气激切、语挟风霜。
能够紧紧抓住矛盾的焦点，从分析利害入手，说理透辟、用辞雅正，是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
特别是一些小国使者应对大国的言辞，更是充满机警和智慧。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
论《左传》的语言艺术
，分析全面，无水贴
《左传》作为社会史中重要的遗产，其独特的语言艺术被许多学者肯定。
为进一步了解其独特的语言艺术，本文从文字风格、修辞技巧和叙述艺术三个方面来探讨《左传》的语言艺术。
首先，《左传》的文字风格独特华丽而弛柔。
它嵌入了很多精湛的比喻，犹如花样翻新的多彩缭绕，具有表情象征的特殊魅力，营造出沉郁的历史气氛。
其次，作者掌握了修辞技巧，通过有效地处理比喻，反复贴切地把握文本，使《左传》犹如一部完美的诗歌，令人回味无穷。
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叙述艺术上也有很强的创造力。
《左传》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形式，采取历史式解释的方式叙述出历史上的名人、谋士、志士以及重要事件，以及社会文明的发展变化等，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和热烈的讨论，彰显了作者的风格和雅量。
总之，《左传》在语言艺术上的艺术表现十分出色。
它以诗意的语言、超凡的技巧和丰富多彩的叙事形式提现出历史的精髓，令读者深受启发，有助于加强高校师生们对语言文学的认识和汲取正确的学术思想，把传统文化深植人心。
古代谏言的艺术
古代谏言的艺术在中国传统的政治社会中，皇帝专权独揽全部，“天下之事，皆决于上” ，因此，在古代，下级建言献策显得尤其重要了。
本文经过中国历史上几个擅长谏言献策的名臣对皇帝的进言，显现我国古代下级建言献策的艺术。
一、拐弯抹脚，以谬制谬以谬制谬，就是用不合理的言论推出荒唐的结论。
采纳这类方法的目的，是经过荒唐的结论使上司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防止与上司产生正面矛盾，这类谏言保护了上司尊严的同时，让上司认识到决议的失误从而改变想法。
春秋期间，齐景公爱好射鸟，便委任烛邹掌管这些鸟。
有一天烛邹一不当心让鸟飞走了，齐景公特别痛惜，并且愤慨不已，命令要杀掉他。
这时晏子正幸亏齐景公身旁，见刽子手要行刑，赶快遏止他们。
晏子熟习齐景公的性情，假如直言强谏不只救不了烛邹，还要拖累自己挨一顿骂，那怎么办呢？晏子决定采纳“以谬制谬”的方法来劝慰齐景公，于是他对齐景公说：“烛邹的罪有三条，我恳求列出他的罪事后再杀掉他，否则这个人死来临头了还不知道他犯下的罪是多么严重，多么的罪大恶极。
”齐景公听了感觉很有道理，就说：“能够”。
晏子装作很生气的样子训斥烛邹，他说：“烛邹，你可知道你犯下了多么严重的罪吗？你为国君掌管鸟而鸟丢掉了，是第一条罪；使我们的国君由于鸟的事情而杀人是第二条罪；让诸侯们知道了这件事儿，认为我们的国君重视鸟而小看人是第三条罪。
”听完烛邹的罪行，齐景公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知道自己错了，便把烛邹放了。
很明显，晏子采纳这类方法获得了很好的成效。
他不是直接恳求，而是成心顺着齐景公的意思，推论出连齐景公自己都感觉不当的结果来，从而特别奇妙地说服对方改变想法。
二、投其所好，巧设激将投其所好，即找到上司的兴趣所在，以这个为切入点奇妙进言。
它的利处在于能够和上司产生感情上的共识，让上司放下警戒与下级谈话；巧设激将则是在适合的时候把上司引向早已设计好的话题中，与之进行商讨，并在争辩中刺激上司，使他认识到自己看法的不当之处，从而接受下级的进言。
左传艺术特色分析
左传艺术特色分析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书《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是古代史书中的一部，由古代思想家左丘明所著。
左传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鲜明的个性化叙述风格左传以左丘明自己的视角进行叙述，以自己所见所闻为依据，有选择地展现了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形象。
左传用字简洁明快，语言生动鲜活，多用比喻和修辞手法，使文言文具有一定的表现力和感染力。
例如，描述晋国国君重耳在放逐中的情景时，左传写道：“追赵伐韩以谋归，道卒幷于荈。
引质以入泽，践河水以求寝于岸。
”通过短短几句话，使读者感受到了重耳追求归国的坚定决心和艰难险阻。
二、注重人物刻画和思想描写左传描写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形象，并通过记录他们的言行举止，展示了他们的性格、品行、理想和追求等方面的特点。
左传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不求全面，更注重个性化和特色化。
通过对人物的思想描写，左传反映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例如，左传对于孔子的描写主要从教育的角度出发，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来形容孔子的教育态度和传承古人经典的精神。
三、注重事件的起因和结果左传对事件的叙述通常都会交代其起因和结果，通过揭示事件的背景和影响，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并从中体会到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例如，左传中对于各国间的争斗与联盟，都会揭示事件的原因，以及最终的后果。
通过对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的叙述，左传展现了历史的连续性和发展规律。
四、以史为鉴左传注重揭示历史人物和事件的道德观念，强调通过对过去的反思和总结，为人们提供借鉴和教益。
在左传中，经常可以看到对于忠诚、仁义、孝道等价值观的强调。
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表现和言行的描写，左传以历史为镜，让后人深思自身的道德行为和价值取向。
例如，左传中对于齐宣王的描写主要是强调他不惜诈术而违背盟约的行为，以此警示读者不要背弃自己的信义。
总的来说，左传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鲜明的个性化叙述风格、注重人物刻画和思想描写、注重事件的起因和结果以及以史为鉴的特点上。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左传》谈话艺术的表现形式
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左传》谈话艺术的表现形式——以《齐晋鞌之战·成公二年》为例
虚词的使用——“姑”、“然”、“其”和“固”：
“然”、“其”、“固”和“姑”四个词在本文中使用为虚词,众所周知虚词在具体语言环境中不充当句法成分,只起语法作用。
然而,虚词的使用为表达效果增色不少,如“姑”副词，暂且、姑且”义。
此句为开篇第一句话，齐侯自负的语言为后文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然”用在破折号之后，用作连词,表转折。
出现在郑丘缓分析当前诸侯国形势后,联想之前自身事件,认为邻克所说的“病”并不算什么伤痛。
“然”字的使用一方面表现郑丘缓对这种小伤痛的蔑视,另一方面将郑丘缓对邻克的鼓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语气词，表疑问语气。
用在张侯对邻克职位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之后，再对邻克放弃战斗的情况进行假设，说明邻克的职位在整场战争中的重要性，进而对克进行言语鼓励。
“固”副词，意为本来用在分析战况时使用，既然已经“援甲执兵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固”字体现战士们同仇敌忾的精神，进而对邻克进行鼓励。
综上所述，四个虚词的使用在此次谈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使不影响话语的基本意义，但对说话人意图的表达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虚词的使用，包括语气词和副词，即使没有实际意义，但结合具体语境能更好地体现出说话人的意图，于无形中为交际的成功准备了条件。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采用典雅深邃的文风，是中国最具特色的文学作品之一，
其散文和诗歌语言格调晶莹剔透。
其中蕴藉十足，字句感情细致深沉，清新淳朴、节有层次，运用着诗文色彩十分鲜明，文字雅致、生辉耀眼。
在《左传》中，表达思想的艺术和抒情的艺术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语
言笔触清丽细腻，富于寓意，流露出细节。
注重时代性，紧紧围绕着
传说的主题，在每个人物的台词和行动的描写中，作者采用了包罗万
象的语言，表达出复杂的感情，深入感染读者。
在表达手法上，《左传》用词有着明确的节奏感，在形式上灵活多变，一句方面平淡无奇，而另一句却可以给人带来深深的感动。
语言韵律
怡人，篇章抒发出一种语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变的语言美学。
总之，《左传》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独特语言风貌，语言具有象征、艺术、精巧、智慧的特点，为文学研究者提供了语言的深度研究和持
久乐趣。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简述《左传》的语言特色
《左传》是春秋时期湘军将领公子鲁肃撰写的史书，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献之一，也是古代政治史学和文献学的代表作。
它既记载了历史上的大事，也反映了古代的社会状况，文辞优美，结构严谨，深具时代特色和文学性质。
《左传》的语言特色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左传》以文辞优美的古老文字为主，表现出古人的传统文化素养和文学技巧，遵循春秋时期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文笔优美，总体上表现出优雅状况。
此外，内容也十分重要，穿插风物、论述政治、记载古今社会也成为它的特色。
其次，《左传》采用古风，它的文字不仅语言文雅，而且层次多、表达准确，体现出时代的文学气质，有很强的文学性质与艺术性，可以说是一部精美的古典文学作品。
最后，《左传》遵循古典文学的风格，其中成语、比喻、拟人等独特的修辞手段，都被巧妙地使用，显示出它的文笔优美，措辞精辟，情趣幽雅，使读者感到耳目一新。
从上面可以看出，《左传》的语言特色非常丰富，由于它在文章上使用优美的文字、极具艺术性、极为精致的修辞手法和独特的写作风格，被认为是古典文学的杰作。
《左传》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的珍宝，它明显提升了我国古代语言文学的精英水平。
- 1 -。
左传外交辞令特色
左传外交辞令特色《左传》记载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辞令，这些辞令的共同特点是委婉巧妙，典雅从容，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下包藏着锋芒。
即使是敌国交战，在兵戎相见之际，也不失温文尔雅之态。
例如齐晋鞌之战前夕齐侯与晋人的一段对话中，齐侯的态度极为强硬，晋国也不示弱，但双方的辞令却又委婉谦恭，尽力表现出文雅安详的风度，使人难以相信这是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
在论辩方式上，《左传》中的辞令又往往援引典章，依礼而论，用道义的力量使人折服，也有些辞令直率有力，以鞭辟入理的分析见长。
《左传》虽以细密婉曲著称，但又不尚铺陈，不事夸张，无论记事记言，都能言简意赅，韵味悠深。
《左传》所描写的春秋时代是个能人辈出的时代。
在这个巨变的世纪里，由于宗周的衰落，诸侯大国争先称霸，大国与大国之间，小国与小国之间，大国与小国之间频繁的交战与纠纷，为身为国之使者的行人造就了发挥自己才干的广阔舞台，他们穿梭于诸国之间，以自己优秀的个人品格，优雅的辞令风采折服他国之君，保全自己国家的尊严，使之免于祸难。
本文通过对行人品质及其辞令艺术等方面进行探讨，从而展示出春秋行人们的些许风采。
一、晓谕大义。
春秋时期虽然周室衰微，礼崩乐坏，但是社会上依旧盛行崇尚礼义，忠君爱民的道德观念。
各诸侯国虽然明争暗斗，但他们都不愿践踏道德而令别国所不齿，所以在外交的时候，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方面，通过申明“大义”而使对方折服。
《宋人及楚人平》中，解扬曰：“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而行之为利，谋不失利，以卫社稷，民之主也，义无二信，信无二命。
”大义凛然，使楚王深受感动。
二，辩明利害。
在春秋时期变化多端的复杂局势之中，诸侯国间的战争往往采取盟约合作的方式，在获得利益的时候，就会存在着分配问题，外交使者们往往抓住这一点，挑拨盟国间的关系，从而使其统一战线瓦解，进而扭转自己的不利局势。
《烛之武退秦师》中烛之武一席“舍邻以为东道主’,分裂了齐国和晋国的合作，使郑国免除了亡国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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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左传》中谏言的艺术特征作者：郭惠芬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5年第11期摘要：《左传》载有大量的谏言，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体系统一，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以“德礼”为叙述系统；以“义正辞严、怨而不怒”为风格特征；以引证、例证为主要论证手段。
关键词：《左传》谏言艺术特征《周礼·司谏》注曰：“谏，犹正也。
以道正人行。
”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纳谏与进谏是君臣之间的一种道德契约。
《左传》中载有大量的君臣对话，其中大多是臣下就君王不当或错误的言行、政策直言进谏、献言献策。
这类谏言不同于后代兴盛的书谏，不仅增加了历史人物的血肉和厚度，对历史事件的叙事有很大的作用，而且这些谏言大多独立成章，体系统一，情辞激切，理据充分，逻辑性强，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艺术特征。
一、以“德礼”为叙述系统《左传》是为《春秋》作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明确说到“仲尼厄而作《春秋》”，所以关于《春秋》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孔子。
孔子一生以维护、恢复“周礼”为己任，然而身处乱世，孔夫子积极奔走却收效甚微，只能将其恢复周礼的伟大理想诉诸笔端，留下了寓褒贬、别善恶的《春秋》一书。
因此，《左传》必然与周礼有着天然的联系。
有很多学者也把“德”“礼”作为先秦时期思想史的关键词，作为史传叙事的一部分，言谏叙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德礼”的成分。
更重要的是，对国君的劝谏都是因为国君不守礼、不修德，作为臣下，在对君王劝谏时，德礼就成了他们最合法、最有力的理论依据。
（1）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
非礼也。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左传·桓公二年》）臧哀伯明确地说：“作为百姓的君主，要发扬道德而阻塞邪恶，以为百官的表率，即使这样，仍然担心有所失误，所以显扬美德以示范于子孙。
”（2）蔡侯归自晋，入于郑。
郑伯享之，不敬。
子产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过此也，君使子展劳于东门之外，而傲。
吾曰：…犹将更之。
‟今还，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其为君也，淫而不父。
侨闻之，如是者，恒有子祸。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蔡景侯从晋国回国，郑简公设享礼宴请他，他却表现得不恭敬，子产由此对郑公说出了这样一番劝谏之言：“蔡侯恐怕要不免于祸难了吧。
”因为身为国君的景侯傲、惰、淫，都表现了对礼的不敬。
终于，襄公三十年“太子弑景候”。
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内心恭敬、循礼，是人君必备的素养。
（3）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
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左传·昭公五年》）其后，女叔齐进一步揭示了鲁侯只是“仪”，而非“礼”。
他认为礼是用来保护国家，推行政令，不失去人民的；而昭公违反大国的盟约，欺凌虐待小国，利用别人的祸难，不忧虑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对礼本末倒置。
可谓以“礼”为据，大胆揭露，毫不留情。
以上诸例均反映出德礼系统在《左传》的言谏叙事中所承担的角色，而且德礼有点不分家。
顾颉刚、刘起釪也认为：“所谓的礼就是有德者的行为仪节的规范化。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很多人要求恢复周朝礼制传统，在劝谏时用礼谏就显得很自然。
在现实中，德是劝谏的策略和准则，在历史叙事中则使言谏的存在具有了历史的意义，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二、以“义正辞严、怨而不怒”为风格特征同《左传》中行人辞令委曲达意、婉而有致的特征不同，《左传》中的谏言明显地呈现出义正辞严、怨而不怒的风格特征。
谏臣以“德礼”为叙述依据，他们匡君之过、矫君之失的举动就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充分表现出谏者的正义与责任，编者也时而借他人之口对他们的勇气与卓识给予热烈的歌颂。
如“季梁谏追楚师”（《左传·桓公六年》）、“司马子鱼谏宋公勿以人祭祀”（《左传·僖公十九年》）、“蹇叔谏秦穆公勿伐郑”（《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等等。
由于这些谏言都是为了进善卫道、匡救君失、拯世济民，所以谏辞疏直激切、词气慷慨、义正辞严，充分体现了进谏者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所畏惧的大丈夫品格。
但另一方面，与行人辞令以“智”为灵魂不同，谏言以“忠”为中心，森严的等级制度要求人臣对君王忠贞顺从，“敬王命，顺之道也”（《左传·周语上》）；而谏臣的使命又是“谏过”，因此谏臣很容易陷入一种尴尬境地，不谏是罪，谏也是罪。
“谏”体现了忠心与职责，“不谏”是不忠与失职，话语权完全掌控在君王手中，“谏”而不中听也会罹罪。
于是，除了讲究谏之技巧之外，在谏言风格上也明显呈现出“险而不怼，怨而不怒”的特点，也就是对君王的违礼行为，心中虽然怨恨不满，也不会情绪失控，怒形于色，而《左传》中的言谏大多数则以“王弗听”而遭拒斥，谏臣也大多不了了之。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而“我”不动气、不动怒，不会因为自己动怒而加剧当权者的怒进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但以“忠”为精神核心的谏臣虽“怨而不怒”，但也有用自己的方式改写“王弗听”这结果的例子。
如“石碏谏宠州吁”（《左传·隐公三年》）里，石碏为了劝谏庄公不要过分溺爱州吁，先分析了导致邪恶的四种恶习，然后正反假设论证立不立州吁为太子的区别，再正反罗列了六种背理和顺理的事，可谓据理力争、辞恳意切、头头是道，但庄公仍“弗听”。
石碏“其子厚与州吁游”，石碏“禁之”，然“不可”，等到桓公即位，石碏告老还乡。
后来州吁果然变本加厉，暴虐异常，杀死卫桓公而自立为君，石碏借陈国之手杀了州吁，自己派人杀了自己的儿子，即所谓为救国而“大义灭亲”。
自始至终，石碏并没有因为劝谏受阻而怒，而是用行动解救了国难，于是编者在《左传·隐公四年》中借“君子”之口大力表扬石碏为“纯臣”。
三、以引证与例证为主要论证手段（4）公曰：“吾享祀丰洁，神必据我。
”对曰：“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
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冯依，将在德矣。
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左传·僖公五年）这段文字引自《左传·僖公五年》中有名的“宫之奇谏假道”，它典型地反映了《左传》在艺术手段方面的特色，即经常引用历史故事、古人名言或《诗经》《尚书》等典籍中的语句，乃至谚语民谣来进行论证。
进谏者若既要尽到为人臣“忠”的职责，又要保住自己的脑袋，必须在谏言的技巧上狠下工夫，既达到谏的目的，又实现对“忠”的追求。
外交辞令虽以婉曲为主要特征，但有时为了达成效果，使臣也会十分熟练地使用对比和反问，以求把利害关系一目了然地摆出来，如“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烛之武为秦穆公清楚地罗列了“亡郑无益而有害”与“舍郑有益而无害”，利弊明显，又进一步用反问挑拨离间——“夫晋何厌之有？”“不阙秦，将焉取之？”与此很不相同的一点是，谏言擅长论证，除了引证法之外，也通过大量喻证法、例证法展开论证。
这是因为考虑到进谏者与君主之间对话地位的不平等和谏言本身的目的性，就必须顾及君主的心理变化，既要用十分有力而充分的论证予以阐明，又要采取一些聪明而巧妙的技巧，把道理说得形象，把指责说得委婉。
（5）夏，公如晋，晋侯见公，不敬。
季文子曰：“晋侯必不免。
《诗》曰：…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命不易哉！‟夫晋侯之命在诸侯矣，可不敬乎？”（《左传·成公四年》）（6）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
晋虽无道，未可叛也。
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左传·成公四年》）以上两例均出自《左传·成公四年》，季文子为了劝谏鲁成公，引用《诗》《史佚之志》之言作为例证。
（7）……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会稽使大夫种因吴大宰嚭以行成。
吴子将许之。
伍员曰：“不可。
臣闻之：…树德莫如尽。
‟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
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
……”（《左传·哀公元年》）例（7）中，越王勾践与吴王夫差交战，越王退守到会稽山，并派大夫文钟通过吴国太宰伯嚭去求和。
吴王夫差准备同意越国的请求，伍员劝阻。
他先以谚语铺垫“树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除病痛不如越彻底越好”。
然后又讲述了一个留下后患的例子证明不可放过越王，接着又比较了越国和少康的实力，说：“比越国弱小的少康都能东山再起，何况越国呢？在我们战胜越国时不把它灭掉，却要保存它，这就违背了天意，助长了仇敌，日后即使后悔，也无法消除祸患了。
”可惜吴王“弗听”，事实果然如伍员所说：“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值得一提的是，技巧终是表皮。
对照僖公十三年和十四年，晋国闹饥荒时，秦穆公问臣下给不给晋国粮食，有的说给，有的说不给，有的请求乘此机会攻打晋国，而秦公说：“我们厌恶他的国君，他的百姓有什么罪呢？给！”他的臣子也没发表多言论。
但到了十四年，秦国闹饥荒了，派人到晋国购买粮食，晋国不同意。
庆郑列举了不仁不孝不义的行为，又运用了反问“何以守国？”“弃信背邻，患孰恤之？”“近犹仇之，况怨敌乎？”终究是“弗听”。
“多行不义，必自毙”，晋公最终没有好下场。
臣下说得好不好真不是关键，关键还在于“受谏”之君王从主观上是如何决策的。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先秦谏言文学研究”[编号：2015SJD38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1]左丘明.左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2]何等红.《左传》谏例叙事研究之叙事模式[J].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5，（1）.[3]宁登国.论《国语》《左传》的谏体文学特征[J].殷都学刊，2008，（29）.[4]何等红.浅析言谏叙事中语境话语叙述[J].铜仁学院学报，2005，（1）.（郭惠芬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21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