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 程器

论《文心雕龙·程器》中的几个观点
[摘要] 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提出了写作主体应当“贵器用而兼文采”，为文应“以成务为用”，集中论述了文人学士所具备的品德修养和政治才能，应把写作活动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观点。

这些思想不但对革除魏晋六朝绮靡富艳的文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当时文人空谈性理的玄言之风有一定的纠正。

并且，他的关于主体德才修养的思想对当今为文做人也具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文心雕龙·程器》德行修养
一、“贵器用而兼文采”的观点
刘勰“贵器用而兼文采”的观点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大背景。

汉魏时期，儒学衰微、玄佛盛行，士族子弟往往不学无术，而一般才士也“务华弃实”，文学成为一种夸饰利己、粉饰太平的工具。

再加上社会的动荡，文人整日耽于饮酒享乐，不注重外在品行的修养。

《周书》有《梓材》篇，《诗经·鄘风·定之方中》：“树之榛、栗，椅、桐、梓、漆。

”郑玄笺：“树此六木于宫者。

”所以，梓为一种木名，可以制作木器。

刘勰指出《周书》论士，把他们比作梓才，是看中了他们“贵器用而兼文采”。

因此，刘勰就用“朴斫成而丹臒施，垣墉立而雕杇附”即砍削木器还得施以朱红丹漆的彩绘、建筑房屋又需装修粉饰，用这些来比喻士人不但要具备文采，而且还要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

作者在提出了士人应该“贵器用而兼文采”之后，列举了一些具有才学却不注重道德修养的文士之疵：相如窃妻而受金，扬雄嗜酒而少算，敬通之不修廉隅，杜笃之请求无厌，班固谄窦以作威，马融党梁而黩货等等。

接着又说“：文既有之，武亦宜然。

”说明了武将同样也有这样的毛病。

在列举文、武之人的疵行后，刘勰提出了文武之士的学习榜样“：屈贾之忠贞，邹枚之机觉，黄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

”即屈原、贾谊的忠直坚贞，邹阳、枚乘的机敏警觉，黄香的至孝，徐幹沉静淡泊，这六位文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也具有高尚
的道德修养，刘勰又指出“盖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全”。

由此可看出，刘勰所要求的“贵器用而兼文采”的“文采”，并非是道德品行方面俱优的完人，也并非完全排斥人的个性。

从他指出的“忠贞“”机觉“”淳孝“”沈默”这些道德品质方面来看，士人或写作主体不但要具备写作的才华，而且也要有优良的道德品质，所具备的可以是道德品质的某一方面。

这对我们当今写作主体的修养也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写作主体不仅要才华横溢，具备高超的写作技巧，而且要注重道德品质的修养，在自我修养过程中，可根据个性的发展，努力塑造某一方面或多方面优良的道德品质。

二、“以成务为用”的观点
“刘勰对文人‘不护细行’问题的论辩，不仅仅在于告诫文人要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更重要的是，他还认为讲究道德品行修养的目的在于‘以成务为用’。

”刘勰在《程器》篇中认为“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周易·系辞》曰“：夫易开物成务”，又曰“：成天下之务。

”成务的意思是通晓事物之理，办好事情。

但作者在其后列举了鲁之敬姜，“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并以杨雄、司马相如“有文无质“”终乎下位”作为反例来说明“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

可见，这里的“成务”并非是成就事务，而应该指的是儒家的出仕精神。

并且在段尾指出“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可见，作者认为作为文人的写作，除了要有文采、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外，为文还应涉及政事，为社会、国家服务。

可见，刘勰非常注重文章经世致用的社会作用。

那么刘勰强调“成务为用”的人才是否专指文人或只具备擅文的能力呢？答案是否定的。

刘勰所说的士人除了德才兼备外，还应该是兼备文武、华实相符的人才。

刘勰说：“文武之术，左右惟宜。

”言文武如左、右之相反相成，不可孤立。

为说明文武兼备，刘勰举“郤縠敦书，故举为元帅，岂以好文而不练武哉！孙武兵经，辞如珠玉，岂以习武而不晓文也？”郤縠因修治经典而被举为元帅，孙武的兵书具有珠玉般的文采。

可见擅文也应通武，习武也应通文。

管仲在《管子·霸言》中说“：文、武具备，德也。

”文武兼备也算是在“德”的范畴之内。

刘勰并非偶然地把习武与晓文联系在一起的。

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南朝齐梁时期“统治者和贵族文人偏安江左，耽好声色，体赢气弱，不但不能从政习武，而且连走路都要人扶持”。

所以，刘勰置习武与好文并列，可见，他提出文武兼备的主张，也是为了力矫时弊。

刘勰强调学文应兼通军政事务的才能是与当时的社会现状密不可分的。

汉魏时期，文人思想经历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与“东汉以来经学的危机与黄老之学的复兴、名教的破产与人物品评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社会的动乱，以及“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

魏晋士人对自我个体意识的逐渐觉醒，在对个性精神的自由追求过程中，有些文人便“不护细行”，对社会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为了纠正士人的这一劣行，本着儒家“行则兼善天下”的思想，刘勰提出了学文应兼通军政治国的才能。

三、写作主体应把写作实践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刘勰在提出写作主体应以“成务为用”、应兼备文武等具备多种才能外，他还定位了文士的人生道路：
是以君子藏器，待时而动。

发挥事业，固以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

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若此文人，应《梓材》之士矣。

首先，刘勰认为“君子藏器，待时而动”。

《周易·系辞》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

”器，德也，君子虽有德，但宜等待时机，然后行动，方有利。

刘勰对文人提出“待时而动”是从两个方面来考虑的。

一方面，文人应时刻不忘明道、修身，为出仕所具备的才能做准备，一旦受制于统治者，便可居官而为社会服务。

另一方面，在“待时而动”的同时，为文应“以成务为用”，应“达于政事”。

并且，他再一次提到了与“贵器用而兼文采”同样的意思的句子“：发挥事业，固以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楩楠其质，豫章其干。

”成就事业，应蓄积充满内部的德，才能使外在的行为散发出可贵的品质，就好比著文一样，不但要有内在品德的修养，而且还应该“散采以彪外”，即具有彪炳艳丽的辞华。

其次，刘勰认为“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

这就指出了文人学士应把写作实践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

“摛文必在纬军国”指出为文并不是无关政教的事情，应该是为经邦纬国服务。

萧统在《文选》里指出“：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贼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可见，魏晋时期文人以皈依老庄谈玄究理为荣，服药酗酒等消极行为非常风行。

刘勰对玄言游离社
会之上的写作态度与文人逃离社会现实的流风进行了批判，认为文人学士应该“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聘绩”。

这是继承并发展了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这对当时的文人生活方式指明了乐观的方向：不得志时要完善自己的品德，著文要有关政教；富贵得志时，便要及时担负有若栋梁般的重任。

最后，作者对写作主体提出了“有懿文德”“亦有光国”的要求。

刘勰指出，古代的圣贤都有美好的文德，凭借所著之文参与到国事治理之中，并且“声昭楚南，采动梁北”，成为历代文士效仿的榜样。

只图雕琢而不求实用“，贞干谁则！”这里又一次批评了齐梁绮靡富艳的文风。

也对写作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文要华实兼备，要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著之文要关政教。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程器》篇中主要论述了当代文士“不护细行”的问题，并对写作主体的道品修养提出了要求。

在《程器》篇中，他首先强调文士应当“贵器用而兼文采”，然后指出并分析了“近代辞人，务华弃实”“古今文人之类不护细行”的现象，最后强调文人应德才兼备、“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等。

这些思想对扭转魏晋时期颓废、不注重道德修养的社会风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对当今写作主体的德才修养也具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周振甫《文心雕龙》中华书局2012.4
[2]周振甫《文心雕龙》二十二讲重庆大学出版社2010.11
[3]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
[4]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6.6
[5]梁淑辉从《文心雕龙•程器》看写作主题的德才修养《传承》2010.12期
[6]巩本栋《文心雕龙•程器》新探南京大学学报1998.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