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_1815_1949_

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许鑫内容提要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总体上在不断生长，但由于缺乏体制保障，传媒公共性生存艰难，传媒公共性是局部的、有限的、不稳定的，且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传媒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性和批判性，政党报刊、商业报刊和同人报刊都具备一定的公共性。

近代传媒公共性的产生，同晚清民国时期的内外危机和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也深受我国古代文人崇尚清谈的传统和民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推动传媒发挥公共性的主要力量是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传媒公共性的强弱主要取决于传媒工作者的社会责任和公共意识。

一、引言传媒的公共性，从一般意义上讲，就是传媒作为社会公器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体现出的一种属性。

传媒公共性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公共性是公共领域的核心理念，包括公开性、公益性和理性批判性等含义，公共领域则是公共性发挥的场域。

传媒公共性就是传媒按照公共领域的规范要求展开其实践［1］。

只有当公众在传媒公共领域中就普遍利益问题进行公开、平等和理性的协商，形成公共舆论，公共性才能实现。

因此，传媒的公共性不是传媒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而是历史的、动态的存在，只有通过考察特定情境下的传媒实践，才能看清传媒公共性的“应然”与“实然”之间，或者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发现公共性实践的机制和限制，机械地照搬照套哈贝马斯等人对于公共性的经典论述，脱离中国现实的制度环境和媒介环境去讨论这一问题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关于近代中国是否存在公共领域的问题，存在“肯定说”和“否定说”的对立，前者以肖邦齐（R．Keitnscnoppa）、罗威廉（William T．Rowe）、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大卫·斯特朗（David Strand）、玛丽·兰金（Mary Rankin）、朱英、马敏、许纪霖等为代表，他们多以实证的方法，重点探讨了晚清民国时期以学校、商会、学会、通电、抗议游行、报刊书籍等为典型的公共领域或类似公共领域的存在形态，主张应用西方的公共领域理论解析中国社会。

“否定说”以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孔斐力（Philip Kuhn）、黄忠智（Philip C．C．Huang）、夏维中、萧功秦、曹卫东等为代表，认为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所形成的“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使得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存在和建构西方模式的公共领域。

不过，无论是持“肯定说”还是“否定说”观点的学者大都不否定公共领域理论的中国意义，只是在西方模式的公共领域理论是否具有中国解释力方面存在争议。

“肯定说”的学者往往简单套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来分析中国历史，试图从中寻找“中国也有”的历史依据，“否定说”的学者则故步自封，根本否定公共领域在中国存在和建构的可能性，两派学者的共同之处则是认定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模式为唯一判准，存在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公共领域本身存在多种模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t）、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罗尔斯（John Rawls）、汤普森（J.Thompson）等许多学者都曾提出过公共领域设想，哈贝马斯本人也至少在三种含义上使用过公共领域概念：一是指公共权威领域，二是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三是指多元的、宽泛的公共领域，我国论者多采用哈贝马斯狭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将其从特定的“资产阶级”历史情境中抽离出来，套用于中国情境。

实际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代表的只是哈贝马斯的一种民主政治理想，就算在西方国家也从未真正实现过，但其蕴涵的平等开放、自由讨论、理性批判、关注普遍利益、达成共识等思想原则具有普世价值，并可被置于任一具体语境中进行探讨。

所谓公共领域在中国建构的困难，实际指的是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中国建构的困难。

中国的公共领域有自己的特点、产生机制和动力逻辑，因此必须结合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制度环境，将哈贝马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视为价值规范和“应然”理想，同时采用哈贝马斯后期的多元公共领域模式来检视中国式公共领域的“实然”状态，分析两者的差距并探索从“实然”走向“应然”的现实路径，进而建构中国情境下的公共领域理论，如此方可提升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学理和实践意义。

基于以上研究取向，本文采用史论结合的思路，结合晚清民国时期的传媒制度和有关史料，对我国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历程进行宏观描绘，探讨传媒公共性生成和演变的机制和逻辑，进而分析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特殊性和限度。

二、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报纸的国家，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报纸是唐朝开元年间出现的邸报，后来又出现民营小报和京报。

不过，无论是邸报、小报还是京报，都与近代报刊有本质差别，其信息都比较单一，发行对象有限，内容都受到严格限制，无法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办报人也没有独自采访消息的自由。

其“唯一目的，为遏止人民干预国政”［2］。

因此，中国古代报纸谈不上公共性。

（一）早期近代报刊：公共性的萌芽（1815－1894）1815年，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马六甲产生，早期的中文报刊大都是外国传教士办的，其直接目的是传教和宣传西方科技文化，虽然后期内容有了明显变化，“由天国降至世俗”，《万国公报》等报刊开始鼓吹维新变法，但外人在华报刊，总体上是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服务的，是列强侵略中国的舆论工具［3］。

比如中国本土最早的近代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持人郭士立就曾宣称：“它的出版意图，就是要中国人认识我们的工艺科学和道义，从而清除他们那种高傲排外的观念。

”“这个月刊是为维护广州和澳门的外国公民的利益而开办的。

”［4］由此可见，外人在我国境内所办报刊大都服务于殖民者利益，充当殖民侵略的舆论工具，虽然有不少外人办的中文报刊为我国读者提供了各种信息，甚至也有报刊聘用中国人担任主笔或编辑的（如早期《申报》），但其所有权均为外人占据，不太可能代表我国公众的利益，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公众的舆论公器，而类似《申报》这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外报，为了在清廷压迫下生存一般都持论保守，实行不偏不倚、轻言论重新闻的方针，不敢公开批评清廷当局。

在外报影响下，大约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国人自办报刊出现，艾小梅于1873年在汉口创办的《昭文新报》被认为是国人办报的开端。

不过，早期近代报刊中，外人报刊占据绝对优势，据统计，从1815年到1894年，国内总计出版230余种报刊，其中外国传教士和商人出版的中文报刊约有80多种，外文报刊约有130多种，而国人自办报刊只有约20种［5］。

这些报刊刊登的大多为宗教性、商业性和文化科技方面的内容，关注社会生活实际、注重思想启蒙的近代报刊极少，敢于公开讥评时事、揭露弊政的报刊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早期报刊中，公共性的实践还是零星存在。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该报也部分发行到内地，其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

”从其宣传内容来看，《循环日报》主要宣传变法维新，大量刊登政治评论是其特色，该报因此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政论报刊，王韬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政论家。

《循环日报》的新闻和政论常涉及公共事务，对清廷政晚清民国时期传媒公共性的生成与演变（1815－1949）策也多有批评。

“在中国近代新闻业初期，出版报纸仅是为了获利，很少对某问题表态或影响群众舆论。

王韬的报纸却是少见的例外，经常刊登社论，且多出自王韬本人手笔。

”［6］不过，由于该报地处香港，全国影响有限。

有人认为，“报纸和学会是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核心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公共领域形成的重要标志，就是政论性报刊的出现”。

［7］从这一意义上看，《循环日报》是我国近代报刊文人论政的开端，可谓早期近代报刊公共性的代表。

不过，《循环日报》之所以敢公开议论时政，与该报地处香港有很大关系，相比之下，内地媒体言论就要受很多限制，国人办报也未获得合法性，在封建统治者钳制舆论的高压政策下，当时不少国人办的报刊都生存艰难，有的挂靠在外人名下出版以躲避清廷迫害，有的被迫不断改名，容闳创办的上海第一份中文报刊《汇报》就曾经多次改名。

总之，从报刊性质、办报目的、报刊结构、报刊内容、言论环境等方面来看，早期报刊的公共性只是零星呈现。

1815－1894年期间，我国近代报刊的公共性尚处萌芽状态。

（二）三次办报高潮：公共性的生长（1895－1926）维新运动前后，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以《时务报》为代表，各类报刊纷纷创办。

据统计，从1896年8月到1898年9月两年多时间内，全国创办报刊达70余种，而从1873－1895年二十余年内国人自办报刊不过30种［8］。

第一次办报高潮以维新派政党机关报为主，还有各种行业报、专业报、白话报、官报和文艺报等等，报刊种类开始多样化，内容以政论为主，兼有新闻、文艺等等，报刊立场以宣传维新变法为主，也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开通民智”、“浚导文明”、“改良风俗”成为各类报刊的主流意识。

“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

有一种社会，各有其表之之报。

会有若干之阶级，而报之阶级随之矣。

”［9］由于报刊性质、种类的多元化，不同性质的报刊往往就是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代表，表达不同利益集团的呼声。

社会舆论因此更多元化。

从报刊结构来看，1895年以前，外报和官报占据了绝对的垄断地位，维新运动以后，民营报刊增长迅猛，逐渐占据主流。

据统计，1905－1912年，全国发行报刊近六百种，其中大部分为民营报刊，清廷控制的不到10%［10］，作为当时全国报业中心的上海，据粗略估算，民营报刊在全部中文报刊中的比例不低于90%［11］。

民营报刊大都从事商业经营，经济独立，使报刊从政治上、经济上与统治者拉开了距离，较能代表民间发声。

此外，1895－1911年，全国出版白话报刊约160种［12］，白话报刊的大量出现，为报刊读者群的扩大创造了条件，报刊开始为普通市民阶层所接触。

维新报刊虽没有公开反对清廷统治，但其对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介绍启迪了国人的思想，对社会陋习和弊端的揭露可谓振聋发聩。

最重要的是，维新派的办报活动实现了两个突破：突破了外报和官报的垄断，突破了清廷的言禁。

从梁启超主办《时务报》开始，一系列以维新宣传为主的报刊创办，从事实上打破了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实施的言论控制，最终在戊戌变法过程中，光绪皇帝下诏允许士民官绅办报，允许报纸“据实昌言，不必意存忌讳”，虽然变法失败后有关条例很快被废除，但国人办报的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士民言论获得一定的自由空间，为报刊公共性的发挥创造了条件。

维新运动的领袖对于传媒的社会公器属性已经有所认识。

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中说“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并进而提出“设报达聪”的建议［13］；梁启超认为，报刊是舆论机关，而舆论是“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报馆要造成健全的舆论必须具有五要素：一曰常识，二曰真诚，三曰直到，四曰公心，五曰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