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其人权思想三个理论来源的批判

马克思对其人权思想三个理论来源的批判作者：刘洁邹永凡来源：《学理论·上》2013年第09期摘要：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人类自由平等地寻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证。

它的产生不是凭空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现实基础与理论来源。

重点从其主要的理论来源进行解读：一是资产阶级的人权思想，主要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二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思想；三是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人权思想；试图通过对以上三种人权思想的批判和继承，进一步认识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所具有的社会性、历史性和批判性，以期为全面理解马克思的人权观提供有限的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人权；理论来源；批判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34-03引言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精神指导与大力提倡“公平公正”的新要求下，正确理解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承认人权的现实工具性价值，为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的人权观念，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在本文看来，马克思的人权思想是一个在批判西方人权基础上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要想弄清楚马克思人权思想的实质，最重要的是要从马克思人权观所具有社会的、历史的、唯物的角度对其批判性具有深刻的认识。

一、对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的批判早在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与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提出了以理性、自然法、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为主要内容的人权思想学说，其主要以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为代表，认为自然法体现着人类的理性或本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社会契约论、天赋人权等，主张自由、平等、人权和法治以反对教会特权和封建专制。

此时，正值青年的马克思因为出身的缘故，对自然法理论下的天赋人权观念自然也是积极拥护的，但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与摩赛尔地区农民状况的调查中遭遇到世俗社会的物质利益之争，其中明显的逻辑上的不平等现象引起马克思的极大关注，也正是从那时候起，马克思开始质疑并反思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问题。

这促使马克思开始从政治经济学中去解剖与寻求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钥匙，他试图通过对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来寻求物质的即市民社会的生活关系对法（即权利）的根源意义。

可以说，马克思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态度开始由赞颂转向了祛魅。

首先，随着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逐步发现，他开始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研究人权，揭示并批判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本质不过是阶级利己主义的抽象人性论，而非天赋。

指出“出生只是赋予人以个人的存在，首先只是把他设定为自然的个体；而国家的规定，如立法权等等，却是社会产物，是社会的产儿，而不是自然的个体的产物。

”[1]马克思认为个体的出生与其特定的社会地位、特定的社会职能等是无法直接的同一与符合的；同时，他对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划分，根本上冲击了资产阶级所大力倡导的“天赋人权”。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权利不是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而是社会的产物，是伴随着人的社会地位、社会职能等不断完善的。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2]马克思明确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并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真正独立。

可见，人权不是什么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在社会需要中产生出来的。

因此，马克思这一唯物主义的考察，不仅从历史的视角，社会的视角，更是从批判的角度对资产阶级所谓的“天赋人权”观念的抽象性进行了揭示，指出其实质就是为资产阶级的特权及其既得利益寻求合法化。

其次，马克思从生产领域中揭露资产阶级奴役和剥削工人阶级的本质，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人权观的虚伪性。

马克思敏锐地发现，在商品流通过程中，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的交易，表面上看来是一方出钱，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实行等价交换，事实上则是作为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当资产阶级把他们唯一的私有财产（劳动力），通过所谓的等价交换据为己有的时候，劳动者失去的便是人身自由。

马克思甚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赤裸裸地指出，工人生产的财富与他所得财富以及自身价值成反比，也就是说“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

”[1]因而，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雇佣制度实际上体现出来的就是人的异化。

通过这种人的异化，劳动者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及其产品在私有制的条件下变成异己的力量，反过来成为资产阶级手中的权力来统治自己，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者作为彻底的无产者，出卖了自己唯一的商品（劳动力），剩下的就是任购买者宰割的命运，由此，人的异化也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可见，在这种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下，流通领域中所谓的自由平等是难掩其虚伪本性的。

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他的巨著《资本论》中所极力揭露与批判的。

在马克思看来，“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3]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前提下所谓的人权极具虚伪性。

马克思通过对作为人权理论基础的市民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进行解剖，通过对私有财产的本质以及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人权的实质和奥秘的揭露，进一步认清了人权的本质和历史。

二、对空想社会主义人权思想的批判相比较而言，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思想是在以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人权思想基础上的一大进步，它不仅对封建制度以及资产阶级的平等论和人权的虚伪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而且揭露了封建社会里僧侣、贵族和资产阶级侵害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的暴行，并预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表达了他们对资产阶级革命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通过以早期基督教的平等为依据，把实现人人平等视为人权的重要内容；到十八世纪以后，转为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为依据，并从资产阶级启蒙学派所大力推崇的政治平等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观点，提出必须消灭阶级特权和阶级差别本身，才能实现真正的、实际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剥削制度下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人权，压在农民头上的是社会的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

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一个帝国直属贵族、一个主教、一个寺院，还是属于一个城市，他们都毫无例外地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连牛马还不如……主人可以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

”[4]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还从具体的人权规定出发，分别从财产权、自由权、民主权、受教育权、生存权等角度提出了详细的人权主张，充分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如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欧文综合资本主义条件下广大工人的人权要求，还制定了《人权宪章》，以政治宣言的形式把无产阶级的人权要求固定下来，其内容主要包括私有财产权、工作权、自由权、受教育权、良好环境权、平等权等。

但是此时的人权还没有达到摆脱宗教和财产束缚的自由地步。

实际上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根本谈不上有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最终被冷酷无情地“依法”变成了统治阶级欲望的牺牲品。

尽管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中和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并在口头上得以承认，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能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追求幸福的欲望绝大部分只能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因而所谓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并不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一些。

而所谓的改良也不过是对不平等的粉饰而已。

当然，不可否认，《人权宪章》的出台，使无产阶级的人权从理论发展到政治纲领，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英国工人阶级积极地争取人权的斗争的开展，在人权思想史上意义重大。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毕竟是乌托邦式的，唯心的，这种人权不仅具有以唯心史观作为理论基础的局限，而且具有与实际相脱节的空想性弊病。

这就决定了他们指不出真正的出路，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并且找不到能够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他们大多数只能把理想诉诸富人的劝说而反对革命的暴力，只能把理论诉诸适合“人类天性”和理性，找不到真正的具体的实践方案。

而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反，马克思却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

他首先通过对资本主义剩余价值规律的揭示，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剥削人的本质，并通过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研究，指明了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社会的客观发展规律。

其次，在此基础上，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还系统地阐明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并创立了自己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观，提出无产阶级必须放弃一切对资产阶级的幻想，把理想的实现诉诸无产阶级的革命和专政，使生产资料摆脱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广阔天地，并最终通过实现共产主义，使人成为真正自由的人。

因此，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权思想的空想性上，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自由必须是巨大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共产主义的实现。

只有通过无产阶级斗争的形式推翻阶级压迫，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力基础上实现共产主义，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真正实现，使人权真正由空想成为科学。

三、对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人权思想的批判德国唯心主义人权观，主要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

首先，在康德看来，人是有天赋权利的，那就是与生俱来的自由，根据这个权利，人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因此，在康德那里，人权首先就是人的自主权，并且康德同时强调天赋人权作为一种人性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是不可转让和不可侵犯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可分离的关系，这也就是康德思想中“将人当作目的”的最好体现。

但是在对公共权利绝对不可违抗的权威上，康德思想是具有妥协性的。

在康德看来，不论人的权利的来源是什么，服从君权及最高权威始终是公民的义务，但是国家最高权力对臣民却只有权利没有义务。

显然，在这一点上与康德所主张的权利与义务不可分离是相矛盾的。

这也就表露出康德人权思想中所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以及其对专制制度所表现出来的软弱与妥协。

马克思正是深刻地认识到了康德人权思想中的缺陷，所以他极力去克服康德思想中对专制制度妥协的一面。

而黑格尔的人权思想则是明确地反对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所提出的天赋人权，他主张“理性权利”说，即“权利应以理性为源泉”[5]。

他认为权利并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人本身所固有的，而是理性的产物。

从《精神想象学》中我们可以得知，在黑格尔那里所谓的“理性”就是指客观理性或绝对精神，而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和源泉，因此他是以绝对精神作为权利的基础的。

同时，由于客观精神是历史的发展的，那么作为客观精神的基础“自由意志”也是历史地发展的，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权利也必然是历史地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