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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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处理方法冲突研究——以黔东南州凯里市周边斗牛活动为例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处理方法冲突研究——以黔东南州凯里市周边斗牛活动为例杨江洪;李向玉【摘要】在贵州黔东南州这片热土上,民族节日多,民族风情浓,素有“歌舞之州,百节之乡”的美称.在每节必斗的斗牛场面中,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人员伤亡的事件时有发生.为了更好地处理意外事故,纠纷得到妥善解决,本文对黔东南州凯里市周边几个乡镇民间举行“斗牛”活动进行了个案例调研分析与探讨,试探如何在国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习俗或民族习惯)发生冲突时寻找解决的途径.【期刊名称】《凯里学院学报》【年(卷),期】2011(029)005【总页数】4页(P68-71)【关键词】黔东南;斗牛;意外事故;纠纷;冲突研究【作者】杨江洪;李向玉【作者单位】凯里学院马列部,贵州凯里556011;凯里学院马列部,贵州凯里556011【正文语种】中文黔东南斗牛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这种原生态的斗牛一直流传到今天并且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逐步形成一种独具中国特色的“东方斗牛”文化品牌。

斗牛在黔东南州十分盛行，斗牛场面规模大，人数多，精彩纷呈，深得人们的喜爱。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在苗乡侗寨举行斗牛比赛活动中，场面越来越隆重，规模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在这种发展过程中，由于斗牛场地基础设施条件差，安全管理不到位，不完善，公共娱乐活动潜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

一方面为了更好的传承民族传统节日，另一方面做好发生意外事故的纠纷得到妥善解决。

苗乡侗寨举行规模巨大的斗牛比赛活动，发生意外事故导致人员死亡，对于这类事件的处理，是以本民族的民族习惯法解决还是以国家法解决，这就在法律适用问题上存在冲突。

笔者就当前黔东南州凯里市周边几个乡镇在解决意外事故纠纷，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处理方法发生冲突作了个案分析，对其法律适用问题上找出一条解决的方式，并提出一些改进建议。

黔东南斗牛的地域分布目前没有较为统一的明文规定，但一般认为分有苗族斗牛和侗族斗牛两种。

苗族斗牛地域分布一般认为以苗族聚居地为主的凯里、雷山、黄平、台江、剑河一带;侗族的斗牛地域主要分布一般认为以侗族聚居地为主的榕江、从江、黎平一带。

民间法_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_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的思考与探析

法律园地理论研究121民间法、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的思考与探析甘渭花(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淮安223003)摘要: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是中国农村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

本文从民间法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分析、民间法的善与恶及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整合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对民间法与国家法的整合及农村法制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浅显探索。

关键词:国家法;民间法;法制现代化思考选择这个题目源于半年前在陕西农村得知的现行一个习俗:对于中老年人再婚后的配偶,双方子女均不负赡养义务,女方嫁至男方家中后,如男方先于女方死亡,无论是否办理结婚手续,女方均无权继承男方遗产。

代之的补偿,是由男方子女一次性给予女方2000-10000元补偿费作为其日后生活用度,此后女方返回原来家中,双方互不干涉,再无干系。

这样一个习俗,毫无法律根据,但在关中大地却通行无阻,且为大多数人所接受。

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进入转型时期以来,由于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等方面迅速变化,农村社会各种纠纷日益增多,在这些纠纷解决的过程中出现了国家法律与民间传统习惯法之间既相互矛盾、又相互融合的特点,由此引起学术界关于民间法和国家法的关系以及民间法对于法制现代化所起作用的讨论,本文就此问题做一粗浅的探讨。

一、民间法对法制现代化的影响分析我国历史悠久,但思想负担也很沉重。

人治观念、家族意识、权力至上的态度等,作为民间法的法律传统,不仅影响过去,还影响现在和未来。

这些法律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存在于普通民众的法律意识、心理、习惯、行为方式及生活过程之中,因而与一个社会的有机体密不可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民间法的传统与习惯成了社会成员信仰或认同的载体,不仅影响着当下社会法律发展的各个领域,进而与当下社会生活交融在一起,而且制约着一个社会法律文化的长期发展进程,有形或无形地左右着该社会法律的未来走向。

具体说来,民间法对于法治现代化具有以下作用:(一)民间法是一国法制现代化的外部参照系和现实条件首先,由于某些民间法规则在处理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同时还能保证处理过程的简洁、快速,因此,民间法规则的适用更加经济实惠。

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博弈

南方论刊・０２２１年第１期０
氏主法制
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博弈
韩宏伟
（伊犁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新疆伊宁８５０）３００
【摘要】３下中国法制建设背景下，国家法在民间社会中面临多重困境，形成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博弈，在＂－
两者之间的价值冲突体现出的社会复杂性与路径抉择，需要以一种智慧性的理性的思维均衡分析，以期实现国家法
青年没有报案而是选择私了，当然国家法基于习惯法的尝不是一种很好的尝试。延展性能量也会睁一支眼闭一支眼，但是男女双方的博第一，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博弈均衡是一种利益最大弈可能会因为没有国家法的存在而产生对女方不利的结化的均衡。国家法的利益选择特性决定了国家法内部冲
性和不成文性不能提供给人们一种稳定的预期，容易形专家学者和有价值的作品。习惯法是建立某种社会权威成较大的风险。第二，国家法在习惯法的压制和贬抑，之上的，依靠某种社会组织的确信与认可而形成的具有致使在民间社会中具有良性影响力的某些习惯法被强
公信力丧失殆尽；另一方面，司法裁判的形式性带来的
一
使得人们往往选择具有现实性和实惠性的 “ 私了”来解了自己的女朋友，在国家法的强势法律规则面前，男青决，规避国家法的现象由此出现。国家制定法存在 “ 囚徒困境 ” 的同时，习惯法也同年要面临几年的牢狱代价，国家法也要付出相应的司法成本，然而女青年在地方也面临着无法做人的压力，达样遭遇多重 “ 囚徒困境 ” ，主要表现在：第一，习惯法不到真正的刑事制裁目的，社会效果无法凸显。假如女

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与和合

重要的方面。
王林敏的《习惯法中的 “ 的确信 ” 一文，专门探讨了习惯被援引到司法中的重要前提问题：法的论法》就 “
取了不同的态度，些诉诸怀柔，有兼顾民习和国法；些诉诸武力，力贯彻国法。其优劣得失，史勒铭。有一青 “ 共和 ” 以来，情此景，然如故，习与国法之冲突，直接的、间接的，隐性的。关注冲突的同时，此依民有有有基于一种理想情怀，作者在阐述了由民习主导人们的民事交往、国法主导人们的民事交往、由两者合和地共同作用于人们的民事交往这三种模式后，最终更倾向于要在寻求两者共性的基础上，到两者“ 和” 作用于达合地民事交往的模式。“ 兹认为和合是不同的事物基于某种共性和谐相处，种共性可能是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可能是共同认同的正义理念，能是共同的良知，可羌族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不仅仅是有冲突的一面，应更
时，容易忽视、至忘记法治的规训。我以为，很甚这种情形，些是法治初萌时无可避免的反复和不周延，有有些可能还具有某种合理性。例如，民事领域，在正式交往与日常生活交往，遵循的规则完全不同。正式交所
家制定法关系的研究，对我们的上述观察提供了一例较为典型的论据。作者把羌族民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

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律政策的冲突与融合——以海南黎族为例

… １吴宗金．敖俊德主编《中国民族立法理论与实践》【ＭＪ．北京：中国民族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２】陈云生．中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Ｍ】．北京：经济管理出
版社，２００１．
【３】牟军．民族自治地方法律变通权的界定Ｕ】．思想战线，
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也不能通婚。这样看来，黎族习惯法与我国婚姻法中结婚自由的立法精神不符。我国现行婚姻法对旁系血亲只规定了三代不能通婚，但是，黎族习惯法是无论旁系血亲经历了多少代都是不能通婚的。在黎族地区，有些地方不仅同血缘、同氏族不通婚，同个村的也绝对不通婚，而且仇家也不通婚。如果村里有两
是习惯法都是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秩序，所以可以适当的提取能够适应国家法和黎族习惯法两者的精华，更好的促进我国法律文化的发展，也更进一步促进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关键词】少数民族习惯法；国家法律政策；冲突与融合
民事领域（一）黎族婚娶习惯与婚姻法冲突与融合
参考文献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得以确立的基
础，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保
障。正确理解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的必须以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为背景，同时正确行使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变通权又有利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因此如何正确行使立法变通权是我们必须积极对待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点：１．从民族自治地方传统风俗的角度出发，从地区特色的实际出发，在具体制度的范围幅度内进行适当的调整。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生育调节规定、奖励规定作出变通规定；在坚持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原则基础上，可以

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的关系

传统习俗与法律制度的关系传统习俗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习俗的变迁，很多法学家认为传统习俗主要以道德、习俗形成的习惯法表现出来，且是与保守落后联系在一起的，是应该被改造的。

在強调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主要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便偏爱用习俗惯例以及道德这些非正式制度来解决问题。

因此，现代社会的法治需要厘清民俗惯例等本土资源对法律制度的作用，更好地完善社会主义法治，构建和谐社会。

标签：习俗惯例；法律移植；本土资源；社会主义法治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就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与中国传统相结合，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健康发展，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

传统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逐渐形成并沿袭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风俗，且已同民族情绪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1]。

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一是社会性，它从历史遗留下来，以习俗惯例的形式对社会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又深远持久。

二是民族性，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有独特的行为规范，去约束和管理自己的成员。

久而久之，这些传统习俗被保留下来，逐渐成为非正式法律制度。

在国家法律制度日渐完善的过程中，传统习俗演化发展而成的习惯法却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存在冲突，而大多数法学家认为应改造这种落后的习惯法。

本文通过解读传统习俗和法律制度的关系，使之能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共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一、内容摘要《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全书共三编，主要讲关注现实、反思法学及读书。

第一编关注的是社会热点问题，如婚姻制度、刑事诉讼法、不动产、司法审判及审查等。

通过对俗话、俗语及俗事的分析，使读者很容易地理解专业问题，且不枯燥乏味，让人百读不厌。

第二编是反思法学，通过对法学以及法律问题的反思，表现了苏力对于我国法律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融合

前，发挥着维持该民族最基本的生产、要由家族势力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二元社会秩序形态中的规则冲突在当
生活秩序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推行社
三、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代中国是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解决这
的作用方式应当从原有的替代型规则区法制建设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在研究社会制度的结构
少数民族法文化具有浓厚的宗教和功能时将制度划分为内在锚度釉
体表现为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兼容性意识，这是由于历史生存环境，使他制度。内在制度是社会内部诸因素以渐
则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志性和权威性。有传统法律制度和文化氛围中积淀起来的作用方式应当从原有的替代型规则学者将两种社会规范对应的历史传统的法观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交往模式转向规则共治的交往模式，具
概括为“ 小传统与大传统” 。“ 当代中国
的立法工作、灵活性的司法工作、区域（她）们都祈求着神的保佑，都信仰着不进的方式形成的规则系统。而外在制度
性的规则共治以及多元性的解纷机制。同的宗教。以青海地区为例：土族、裕固是由社会权力的代理人设计出来，并运
藏族信仰藏传佛教，东乡族、回族、用权力推行这些规则。民族习惯法属于关键词：习惯法沟通理性变通权族、
上，两者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张力，如前之中，与该国的法律文化遗产、传统的现不同模式的区域秩序治理。从这个一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民间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是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普遍性问题。

随着国家层面的法治范围不断向基层延伸,原有的习惯法资源不断被国家法系统所扬弃和整合。

在此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趋势:一方面,国家法不断吸纳以“良俗”为标志的地方性知识,获取实践合理性;另一方面,民间法逐步失去其主导规范地位,成为一种待选规则。

两大过程在推进中时常出现时间和技术上的间歇性混乱:在尚未有效整合民间法资源的情况下,国家法贸然扩张,造成乡村生活中的法律功能性失范,导致乡村治理的局部紊乱。

而克服这种紊乱的基本方法在于正视民间法的基本秩序价值,同时对国家法吸纳民间法的技术路径进行有效探索,其中,私法层面的“公序良俗”原则与公法层面的地方立法权都是现行法律体制中值得考虑的对象。

本文选取的样本来自于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车田镇的客家人聚居区,且以其婚姻和丧葬方面的习俗为主要视角。

该地区靠近珠三角经济中心,复杂的地形条件又使其相对闭塞,保留了大量有效运行的民间法规则。

客家族群的强大传统观念使这些民间法规则生生不息,而作为传统社会的仪式性基础,婚丧习俗又是其中的典型。

这些习俗与贯彻中的国家制定法存在多方面出入。

作为非少数民族的客家族群无法获得“民族区域自治”层面的地方立法权限,无法在立法层面进行变通;而当地的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也未能对局部“良俗”资源与“恶俗”资源有效区分并进行归纳与整合,这使得民间法和国家法的矛盾凸显。

民间法对国家法具有显而易见的补充和平衡功能,而这种功能发挥的基础在于国家法层面的开放性建设。

当前基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立法版图以“民族”作为划分标准,而划分“民族”的标准主要又是语言、文字而非习惯法。

因此,本文建议以民间法的地区性差别为基础重新划定民族性地方立法的版图,使拥有特殊民间法规范的地区能够获得与之匹配的便宜立法权,而不是单纯依靠民族和地区来划分地方立法权。

同时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以现有制定法的基本价值为导向,积极区隔“良俗”与“恶俗”,使用调解等非讼手段实现法外“良俗”的有效贯彻运行,使民间法与国家法实现良性互动,有效整合。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和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整合

收稿Ｅ期ｌ２０ — ７１０５０ —４
解决争诉。相反，习惯法受到了核心法律制度的影
响，的非正式的程序通常日益增加地合法它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州法律文书与民间法研究 ”０ＪＪ８ＯＯ）安徽省礼科徽（２ＡＺＤ２Ｏ１；
规划项目“ 州文书所见明清时期国家与乡村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研究 ”ＡＨＳＦ３０Ｄ０）徽（Ｋ０ — ４７
村规民约，也称 “ 乡规民约 ” 是指在某一特定，
民约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
一
乡村地域范围内，按照当地的风土民情和社会经济
与文化习惯，由一定组织、群共同商议制定的某人
一
、
明清徽州村规民约是国家法的必要补充和
的关系… …人们发现官方的法律制度使争诉求助
于非官方的调和方式，依赖于习惯性认识，通或或过官方自己的普遍性条款或无固定内容的标准来
共存，同时也有互相抵触、盾冲突。矛
本文拟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例，试探讨村规尝
维普资讯
第４卷第ｌ５期
Ｖｏ，５Ｎｏ１ｌ４．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人
ＪｕｎｌｆＨｕｚｏｇＮｏｍａｉｅｓｔ（ｍａｉｅｎｏｉｌｃｅｃｓｏｒａａｈｎｒｌｏＵｎｖｒｉＨｕｎｔｓａｄＳｃａｉｎｅ）ｙｉＳ

法律冲突与理性选择——“死给”现象中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互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１１ＢＦＸ０２１）
作者简介：闫文博（１９８４一），男，河南项城人，博士，河４ｇ＿ｖ．－＿，Ｅ３ｖ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邢巍巍（１９８１－），
女，内蒙古呼伦贝尔人，博士，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讲师。
闫文博’ ，邢巍巍
（１．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天津３００４０１；２．天津理工大学法政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４）
摘要： “ 死给” 是凉山彝族地区在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 死给” 的发生非但没有解决矛盾冲
突，恰恰相反，“ 死给” 使矛盾冲突升级从而使被动一方变为主动。从国家法的角度来看， “ 死给” 作为一种自杀
、
“ 死给 ”现象的分析与描述
有采取行动，只要求将其丈夫交出来，让他说清楚。后经当地德古调解，按有关习惯法规定，由夫方家打
“ 死给” 是“ 死给某人 ’ 的简称，这种现象普遍发生于凉山地区，有学者指出， “ 死给” 案是在凉山彝族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中所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离开彝族文化来审视 “ 死给” ，它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而走人到 “ 死给” 案发生的文化环境中，它又显得如此合乎逻辑和顺理成章】。这种表面上看
德古调解，由夫家通过赔偿养女费及款待死者家支来解决矛盾。案例１：吴奇家的女儿，嫁给了阿朱家的儿子。女
儿本人不愿意。被迫结婚后，她就想离婚。可男方要

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融合

2020年第19卷第1期产业与科技论坛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及融合□苏雪菁叶富成【内容摘要】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有互动也有冲突，其对国家法治的运行有着重要影响。

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相互融合的可能性及契合的基础，国家法“取材”于习惯法，习惯法向国家法靠拢，二者价值相似、功能互补。

最后提出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融互补的建议。

【关键词】藏族习惯法；国家法规；冲突融合【基金项目】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7XZJC820001）和2018年度西藏大学政法学院院级培育项目（编号：2018－ZF－006）与2017年度西藏大学政法学院院级培育项目（编号：Zfpy2017－06）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苏雪菁（1978 ），西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习惯法叶富成，西藏大学政法学院一、引言习惯法是人类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于习惯法的定义，学界讨论至今没有统一。

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是从传统法理学教材中对法的定义的角度理解习惯法，认为所有法都应当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一种社会规范。

因此习惯法是指经由国家积极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某种社会规范只要与国家法有相似功能，具有一定的普遍约束效力、具有反复适用性等法的基本特征的，都可概括为“法”，而不能以国家是否认可为判断标准。

从现有的相关学术成果来看，学者们分析习惯法与国家法问题时，大抵将习惯法按照上述第二种观点来认识。

本文也不例外。

梁治平先生认为：“习惯法乃是这样的地方性规范，它是在乡民长期的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它被用来分配乡民之间的权利义务，调整和解决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且主要在一套关系网络中被予以实施。

”高其才将习惯法定义为：“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社会组织确立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的总和。

”［1］二、藏族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藏族习惯法是落后农牧经济下的产物，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民族特点，它源自旧时代藏族人民习惯的延续，以村规民约、宗教习俗、道德规范融合而成，并不断发展适应延续至今。

浅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

浅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浅析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调适一、引言从辩证法的角度看，任何对立的事物都有其统一的一面。

习惯法与国家法作为两种法律秩序存在于同一时空，它们之间存在冲突也存在协调互动，在冲突中实现互动发展。

法律多元理论表明，在我国不可能只存在国家法或习惯法的一元法律规范或单一社会秩序，在正式法律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非正式法律。

习惯法作为一种传承、积淀和整合了数千年的法律文明，代表和满足了一定区域、一定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成员的需要，我们在重视国家制定法的同时，应重视习惯法，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的冲突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不断调适二者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

二、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梁治平先生认为，习惯法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

1习惯法具有地域性和非正式性的特征。

国家法是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为规范体系。

国家法具有正式性、形式性的特征。

习惯法和国家法分属于不同的知识体系，他们的目的和价值取向不同，因此二者的冲突对立是必然的。

究其原因主要为：一是二者的法律文化不同。

习惯法建立在中国传统法制观念的基础上，强调的是礼治德治、礼法融合。

而中国现行的国家法深受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由、平等、民主等观念和现代法学理念。

传统法律文化强调的是亲情伦理和人情义务，现代法治倡导的是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利毕业论文二是二者调控方式手段的冲突。

习惯法主要采取调解的方式，简单易行，不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它依据双方当事人对于调解者的敬畏，这种方式不会伤及熟人社会的感情，容易为社会成员接受。

国家法解决人们的冲突主要采取诉讼的方式，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适用，方法和手段复杂，成本也较高，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损及了人们间的情感，即使赢得诉讼，结果可能会遭到当事人的抵制或周围人的否定性评价，赢了官司输了理。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整合[摘要]我国把以城市社会的交往规则为主导的国家法律体系确定为标准的参照系之后，地方性规则与全国性规则。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将不可避免。

面对冲突，本文论证了两者整合的可能性，并在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多种互动可能性中。

提出了整合建议。

[关键词]民间法；国家法；冲突；整合一、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关系权力是权利产生的根源，权利是被法律赋予的权力，权力不同于权利的一个最大的特性是其主体的意志所产生的支配性具有无限性的特点。

而国家的权力是人的意志与能力的集合，权力间的共存与冲突产生国家权力，而法只能因权力与权利间的冲突产生。

民间法是由个人的权力所合成的一种集体的权力生成的一种规范。

与国家法不同的是国家法只能由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产生，而民间习惯做法既可以产生于权力与权利的冲突，也可产生于权力与权利间的共存。

国家制定法是由民间法而来，正如历史法学派人物萨维尼所说：“一切法律本来是从风俗与舆论而不是从法理学形成的。

”也就是说，法是从不知不觉的活动力量而不是从立法者的武断意志形成的。

立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冲突转化为共存，那些由权力与权利间的共存关系产生的民间法不需要由国家的强制力来规范，将仍以原有的形式规范人们的行为。

同时，决定国家法产生的权力与权利冲突关系也并非全部的冲突关系。

卢梭说过：“除一切人所共同的准则而外，每个民族的自身都包含有某些原因，使它必须以特殊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秩序。

”笔者认为，卢梭所说的“原因”应是指不同的人对权力间的冲突与共存程度的认识不同。

决定国家法产生的权力与权利冲突关系总是那些人们普遍认同的冲突关系，因此说，国家法具有普遍性与强制性。

国家法强调集中与统一，具有自上而下的特征，而民间法则表现出分散与不系统，具有由下而上发展的内生表现。

国家法突出对国家政府权威的维护，而民间法更多地体现社会中个人或群体的自我利益。

国家法强调对社会事务、国家事务进行控制和规范，民间法则与民众日常的事务、身边的劳作生活紧密相关。

[民间,国家,论文]浅谈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论文

浅谈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论文民间法对于民间法，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法学家都曾经给其以各种各样的称呼。

当关注其权威渊源或管辖范围时，它被称为非国家法、非官方法等等，以下就是为您提供的浅谈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梁治平先生认为，在中国的传统语汇中，与官府相对的是民间，因而在国家法之外，可用民间法的概念来区别。

他认为国家法可以被一般地理解为由特定的国家机构制定、颁布和自上而下予以实施的法律，而民间法是指这样一种知识传统，它生于民间，出于习惯乃由乡民长期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

有代表性的观念认为民间法就是习惯法。

王学辉先生认为: 民间法就应该指国家统一制定法之外的习惯法。

周勇先生认为: 习惯法是根据一定的社会权威而存在，并被保证在违反时强制执行或对违反者予以责罚的行为总和。

这些定义很显然揭示了民间法所应具有的某些基本内涵。

可以说，民间法的通常表现形式就是习惯法。

但据此便把民间法全部认定为习惯法或把习惯法全部认定为民间法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

所以，此概念有些混淆不清的缺陷。

庞德明确指出: 法学家使用法的意思，即系统和有秩序地运用政治上有组织社会的强力的思想。

乡土社会的民间法有两个主要特点: 民间法具有地域性。

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民间法往往出自特定的社会区域的人类群体和组织，具有很强的分散性。

它只对该地区的全体成员有效，作用范围非常有限，有的仅适用于一个村镇。

没有国家法律那种普遍统一的效力和权威。

不同地区的民间法、习惯法各有差异，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民间法具有非正式性。

农村的民间法孕育和根植于农村这块特定的土壤上，紧紧围绕着农村的生产、生活，如丧娶婚嫁、喜庆节日、人情往来，并且多偏重于对财产、婚姻家庭及本社区的生产资料的保护，以朴实、简洁、方便、合理、易操作的行为模式规范人们做什么、如何做，实体内容和程序内容混杂。

当关注其文化起源时，它被称为习惯法、民间法等。

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的矛盾与整合

我们应重视关注地方习惯法，积极推动并实现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地方习惯法家法族规国家法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09-05 92(200 9)02-37 2-01
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法律的唯一或全部，而只是整个法律秩用分不开的。
现，习惯法包含了许多人们通常所说的习俗和惯例。根据法社会学的土农村进行无限扩展与单项控制。也不能理解为把国家法简单地抛
一般立场，胡平仁先生认为，所谓习惯法是国家和社会认可的，对他人离乡土社会，无情消灭与压制地方习惯法，当然更不能将国家法与地
有影响力，并由公共权利保证实施和实现的习惯。习惯法和习惯的区方习惯法进行地理上的疆界划分，强调两者在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平起
会舆论、民间组织等社会强制力保障其实施。”③
就会被规避、无效，而且可能给社会秩序和文化带来灾难性的破坏。”⑥
在清代，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府都要利用家法族规来作为对国法但我们强调国家法尊重地方习惯法并不是让国家法退出乡土社会。
的补充，对家法族规中与国法不符的内容多取宽容的态度。“在一千地方习惯法自身存在着一系列的弊端与缺陷，因此地方习惯法的适用
注释：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348． ②胡平仁．宪政语境下的习惯法与地方自治——“萨摩亚方式”的法社会学研究．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5．5． ③胡平仁．法理学基础问题研究．湖南：中南大学出版社．2005．11 ． ④费成康．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187． ⑤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

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作者：董令雷来源：《学理论·下》2011年第12期摘要：习惯法不同于习惯，也不同于民间法，只是民间法的一种表现形式。

根据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关系不同，习惯法的地位也不同。

作为法源的习惯法取得了国家法的地位，但这里的习惯法不是指作为规范的习惯法，而是作为待证事实存在。

作为辅助地位的习惯法是国家法的补充，与国家法并行不悖，但一般存在于法的放任性调整领域。

还有些与国家法相冲突的习惯法战胜了国家法的强制、禁止，依然活生生地存在着，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这种强势与习惯法的优先适用不同，对习惯法的特征及其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习惯法；国家法；关系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36-0127-02近代以来，在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对传统的民间习惯法重视不够的现象。

相反，对西方的某些法律却推崇有加，甚至西化，然而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样的法律。

从目前情况看，国家制定的有些法律往往是悬空的，只有部分国家法在少数基层社会有影响，而多数尚未深入人心，只是形式上进入了中国乡土社会，导致在许多地方出现了法律规避现象。

笔者在学者们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新的视角去解读习惯法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对于推动社会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习惯法定义分析关于习惯法的定义，众多学者在他们的研究中给出了不同的表述，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认为:“习惯法反映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国家产生以前的原始习惯并不具有法的性质。

”北京大学法律系编写的《法律基础理论》也认为：“习惯法是经国家认可并赋予国家强制力的完整意义上的法。

”这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否认了有未被国家认可的习惯法规范存在，其共同的特点是只承认习惯法是与国家相联系的、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由国家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

这种认识缩小了习惯法研究的范围，也是我国法学界长期奉行“法律一元论”观点的必然结果。

以案说法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

以案说法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村规民约与国家法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农村治理中的一个重要议题。

农村的传统习俗、规矩和村规民约在一定程度上是村民自发形成的自律规范，而国家法律则是国家强制力量的体现。

在实际的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过程中，村规民约存在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情况，也存在与国家法律融合的情况。

如何在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达到合理的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们来了解一下村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基本概念。

村规民约是指村民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自律规范，一般通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的形式制定，内容涉及村级事务和村民生活。

而国家法律是国家权威机构依法制定并加以公布和执行的法规，是国家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的基本依据。

从形式上来说，村规民约是村民自发形成的规范，属于习惯法的范畴；而国家法律是国家机构制定的法规，具有法定的强制力。

从内容上来说，村规民约涉及村民自身的生产生活、传统习俗和公共秩序等方面；国家法律则涉及国家的行政管理、社会秩序、公民权益等方面。

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和融合，也存在一定的冲突和矛盾。

在实际的村民自治和农村治理中，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往往存在一些冲突。

一方面，由于农村地区的文化传统、习俗和氛围的影响，一些村规民约往往偏向于保守和封闭，甚至存在一些违反国家法律的规定。

比如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土地承包等规定，存在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法的情况；一些地方对于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教育公平等方面的规定存在不尽合理的情况；一些地方的藏獒、村规民约对于环境污染、垃圾处理等方面的规定，也存在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相符合的问题。

一些村规民约也存在过于宽松、随意性太强的情况，导致一些社会管理和公共秩序方面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甚至影响了村民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

作为村规民约与国家法律之间关系的调和者，村委会、乡村社会治理机构和村民自治组织等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具体实践中，他们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推动村规民约的改革和完善，促进国家法律的落实和执行。

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背后——从法人类学角度解读《马背上的法庭》

作者：胡红梅[1]
作者机构： [1]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出版物刊名：西部学刊
页码： 74-76页
年卷期： 2020年第12期
主题词：�马背上的法庭》;习惯法;国家法;基层法官;冲突
摘要：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与融合的关系是一个很久以来存在的话题,电影《马背上的法庭》中,塑造了三个人物形象,讲述了六个案件,这六个案件反映了在特定环境下国家法与习惯法之间的博弈与冲突。

这种冲突的背后,反映了在传统村寨中除了正式的国家法律外,还存在着传统习俗与权威的影响;显示了习惯法在偏远地区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国家法在偏远地区渗透的艰难;基层法官在两者产生冲突时的处理困惑以及在不违背国家法前提下习惯法对处理民间纠纷的特殊效率和补充作用。

论习惯法和国家法冲突和协调

中图分类号：D90 密级：公开UDC：300 学校代码：11832河北经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学历硕士）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Common law and the law of the state of conflict andcoordination作者姓名：张晶晶指导教师：甄树清教授学科专业名称：法学理论论文完成日期：2013 年 3 月I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论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是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原创性成果。

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

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标明。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确认（签名）：年月日年月日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河北经贸大学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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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学位论文在年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论文作者（签名）：指导教师（签名）：年月日年月日II摘要中国的法治现代化从长远的角度看是一项非常体系化的工程。

因此不论是在原始时期的人类社会中，还是在出现国家后的不同国家及不同的历史历史阶段，整个社会体系都需要有多种规范以符合如民族、社区、宗族、家庭等社会基本单位的需求，那些规范从不同方法使用法律的符号和发挥法律的功能，但实际上它们均是法律规范。

因此习惯法就这样和国家制定法共同调整和维护着公民的普通生活。

但是因为两种规范的来源、表现方式等存在着不同，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常常出现冲突、矛盾。

在某些特定情形下，习惯法和国家制定法间的关系严重影响了法治实践的严重进程。

因此法学家们不得不对全部依靠国家制定法的途径进行谨慎的反省，对国家法和习惯法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更能清楚地了解法治的问题，从而在实现国家法治道路中要求国家制定法与习惯法的沟通与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