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升级_产业结构升级与珠三角经济发展

・产业经济面对要素价格的上升和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珠三角企业纷纷倒闭或外迁，为了追求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中央及各级地方政策相继制订了一系列有关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但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政府预期相差甚远，本文对产业结构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案例的形式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问题的提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起步，发达程度提高后却升级缓慢，以至更高的产业结构（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产业）形成于后起之秀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长三角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第三轮即以装备业为主的资本密集程度更高的产业结构开始在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出现。

改革开放前，上海制造业产品曾占据着国内市场的半壁江山，２０００年前，“广货”对中国市场也大有一统天下之势，但是，“民工潮”向“民工荒”等一系列外部条件的转变对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珠江三角洲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因此，以配第－克拉克定理为理论基础，地方政府提出了产业结构升级的区域经济政策，按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拐点”已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因此，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被市场力量和非市场力量挤压。

实际上，劳动力资源仍然是我国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人口红利最少可以持续１０年时间，政府采取过快、过急的非市场性力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过早破产或转移到国外，一方面，造成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另一方面，当地的住房、厂房出租，大排挡和杂货店等将成为半真空状态，直接减少了当地居民的收入。

产业结构升级应该以市场行为导向，政府最多也只能以经济手段进行引导，直接以行政干预的方式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不仅会扭曲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经济运行效率，也会严重影响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

香港工业总会对在内地投资的港资企业调查显示：３７％的企业有从珠三角地区转移工厂的计划，其中，６３％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港资企业表示承受不了日益上升的市场和制度压力；亚洲鞋业协会的统计显示，２００８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有上万家工厂倒闭和外迁，陶瓷业更为严重，佛山陶瓷生产线与过去的高峰期相比，９０％的企业已关闭或正被强行关闭。

产业结构优化要求产业发展具有内在均衡性，虽然在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产业部门发展速度呈现不均衡性，但如果差距过大会造成再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失衡。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过急造成产业衔接脱接，二是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忽视对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导致产业交替不均衡，同时产业结构的突变性调整造成市场和劳动者难以适应，从而对区域经济产生严重影响。

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珠三角经济发展佘时飞正确理解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是保证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关键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倒逼劳动密集型产业搬离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原因是其对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认识不够，甚至认为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指相同的两种变化趋势：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主导产业从第一产业升级为第二产业，再从第二产业升级为第三产业的变动过程；发生在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动趋势，即第二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到技术密集型的变化过程。

经济学关于产业发展研究的重点是产业之间关系的变化过程（产业结构升级），而对某一产业自身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产业升级）研究不足，但是，区分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最早开始于格雷菲等人所做的东亚服装产业研究，他们研究了服装产业链内企业从简单加工到制造商再到出口商角色提升的路径选择与条件。

格雷菲分析了亚洲纺织品与服装业的多次生产转移过程和亚洲服装产业链调整的原因，研究了伴随着纺织服装生产转移发生的产业链内的产业升级现象。

格雷菲的研究认为产业升级通常有如下几种类型；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

根据图１，我们可以将产业升级定义为：在产业链内部，产业由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新技术水平、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趋势和过程，即在同一产业内部的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演进过程。

产业升级的过程即产业自身的发展过程，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每一次延伸都会将产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产业升级是指资源在同一产业内部的再配置过程，而产业结构升级是指资源从低端产业向高端产业转移的过程，现代经济学关于产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国民经济中三次产业的变化趋势；第二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趋势。

前者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配第－克拉克定理，即随着工业水平的发展，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转移的过程。

后者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霍夫曼定理，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整个工业中轻工业的比重不断下降，重工业的比重不断上升。

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可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发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自身的改造和升级。

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三个步骤。

第二阶段发生在第二产业内部的不同产业之间，即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转移。

第二阶段也可以分为二个步骤：主导产业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和从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产业发展过程中，当低水平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后，多数企业首先不是放弃该产业，而是采用流程升级的办法优化工业流程，甚至以机器代替劳动力，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价格不断发生着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伴随着资本价格的降低，以资本替代劳动力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降低成本，提高竞争优势的有效策略，它能使已失去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新的要素组合下实现新的增长，获得第二次活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攀升，资本替代劳动已经不再能支撑企业的发展，此时企业转而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设计水平、不断开发新产品和快速的市场反应实现产品升级。

产品升级不仅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从而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了第三图１ 产业升级示意图・产业经济次活力。

企业为了进一步吸收要素价格压力，提高盈利水平，通常会实施功能升级：实施品牌战略，进一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提升企业在该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向高端转移，将产业价值链低端领域外包出去，专注于价值最高端，功能升级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带来了第四次活力。

纵观发达国家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升级在先，产业结构升级在后。

产业升级不仅可以使已经丧失资源禀赋优势的产业得以为继，持续的产业升级还促进了该产业的不断发展，将该产业推向一个个新的高度。

产业自身发展变化的过程实质就是产业升级的过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变化的过程是在产业升级以后才出现的现象，跨越产业升级过程，直接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会导致产业间的衔接失调。

产业结构升级的具体变化过程可以以下图表示：从图２可知，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不是相互孤立的两个过程，相反，二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产业结构升级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但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是从天而降的产物，而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产业升级中派生出来的。

当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提升技术装备水平时，才产生了机械设备的巨大需求，为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机械设备等生产手段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才可以得到迅速的发展，并逐步上升为主导产业。

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巨大拉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２００７年年底开始，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诸如东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纷纷倒闭或者外迁。

据此，政府认为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已经逐步消失，并提出大力发展资金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替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

因此，以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和土地价格上涨等市场因素为诱因，以政府的非市场因素为“推动剂”，珠江三角洲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的“多米诺效应”一触即发。

从长远来看，产业结构升级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珠三角的产业结构升级政策来得太急太猛。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某地区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能在短期内取得显著的经济成效，而且其持续时间可以长达２０年左右，在此期间，如果该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强力拉动的基础上形成了更高级别的产业结构，那么其经济发展便可以实现连续性。

这可以从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的经济发展史得到验证。

而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时间陶醉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快乐中，“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更是刺激着粤人以为世界经济中心已来到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珠三角３０年发展历程中，广东劳动密集型企业一直将利润源泉锁定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上，致使珠三角民工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货膨胀）３０年来几乎没有增加，企业根本不愿意花钱去进行产业升级，甚至连这些意识都没有，更谈不上企业的自主创新。

因此，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力“剩余价值”归宿的矫正使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利润瞬时蒸发，此时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政策调整更是雪上加霜：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最大，深圳的加工贸易因此减少了１７１亿美元，占加工贸易额的１８．６％；新一批《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实施，抑制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广东企业因此纷纷停产；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外商投资某些传统制造业，国内企业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又缺乏热情，从而形成了经济效率图２ 产业结构升级示意图“真空”领域；“两税合一”更是对珠江三角洲企业的致命打击。

珠三角地方政府的产业调整政策更为急促，短时间内制订出一系列诸如《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决定》　政策，试图一蹴而就地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遏制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如此过急的产业结构调整将会造成产业衔接不稳并可能出现“空心化”危机。

实际上，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大量使用劳动力的生产环节为主，产业链条不均匀，代工方式（ＯＥＭ）比重过大，研发设计、销售和服务等环节非常薄弱，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因此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改造升级远比重新打造一个新的产业容易得多，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潜力巨大，通过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吸收企业的成本上升压力，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案例分析及建议中国台湾的计算机企业大部分都是美国式的单一电子公司，发展初期，首先选择了风险小、不与国际著名品牌竞争的代工方式（ＯＥＭ）进入美国跨国公司的信息产品生产体系，主要订单来自美国企业。

台湾计算机产业的发展借助了国际产业分工的良好机遇，但是代工模式也将台湾企业锁定在“打工族”的地位，处于利润最低的生产环节，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台湾电子产业遇到了来自中国大陆等地低成本制造的强烈冲击，面对成本上升的压力，台湾电子产业没有选择放弃和逃避，而是选择了产业升级，通过提高产品设计能力制造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提高产品的附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