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赫克曼北大演讲)

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全文）2003年12月22日 09:14詹姆斯·赫克曼教授简历詹姆斯-J-赫克曼，1944年生于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市。

曾就读于科罗拉多学院数学系。

1971年获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学位后，曾在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任教，从1995年起，赫克曼在芝加哥大学获任亨利-舒尔茨杰出成就经济学教授。

赫克曼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内容涉及诸如社会项目评估、非连续选择和纵向数据的计量经济学模式、劳工市场经济学以及收入分配的模式选择等等。

2000年以他在微观计量经济学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我今天是感到特别兴奋的介绍我自己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候的一位老师，詹姆斯·赫克曼，詹姆斯·赫克曼教授1944年出生与芝加哥附近，1971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经济学博士学位，1973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我到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是1982年，当时他到芝加哥大学工作也正好前后十年，那时候他虽然是芝加哥大学里面一个比较年轻的教授，可是我们同学之间都已经知道他一定会拿到诺贝尔奖，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第一年、第二年工作真是非常努力，没有白天，没有黑夜,但是对我们最大的安慰是说，当我们很累的时候，我们知道，赫克曼教授都还在工作，所以我们应该更努力的工作。

那我想这就以这样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请赫克曼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人力资本投资和中国经济发展》，让我们邀请赫克曼教授。

赫克曼：感谢大家对我的介绍，我今天很高兴能来到北大，能有机会谈谈我对于现阶段中国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的理解。

我准备谈谈中国的现象，由于中国的变化很快，以及数据结构不是很清晰，我们对于中国政策的理解是很有限的。

我想从我的亲身经历开始讲起。

我上次来中国是2001年，那是2001年6月我接受邀请，参加在重庆举行的一次关于西部资本市场的研讨会，作为会议的参与者，我惊讶地发现与会者对于建立资本市场很感兴趣，他们很重视实物资本市场，债券市场，股权市场和金融业等等。

但是我也很吃惊地发现，他们很少关注教育和培训。

让我们看看数据（图）。

离开重庆以后，我研究了这些数据，我很惊讶地发现，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各级政府对学校的投资只占GDP的2.5%。

同时我也很惊讶地发现，当时GDP的30％用于实物资本投资。

和我更为熟悉的美国的数字做一下比较，美国对于人力资本的投资占GDP的5.4%，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达到GDP的17%。

把1995年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状况和世界其他国家作比较，也会发现中国2.5%是比较低的。

美国是5.4%，印度达到了3.3%，泰国达到了4.1%，德国达到了4.8%，加拿大达到了7％，2.5%的数字看上去是低了一些。

中国各界经常比较历史数据，历年来的数据显示，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增加，不但政府对教育的投资随着GDP的增长而增长，而且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在增加，增加到了3.1%，据我了解现在已达到3.3%了。

所以今天我的讲演想提出六个要点：第一点，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非常可观的。

我想指出的第二点是，从世界标准来看，中国现在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是较低的，也低于最优增长所要求的水平。

甚至这种水平很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些投资在不同地区之间，在城乡之间，在地区内部，在那些进城的农民和城镇居民之间的配置是不适当的，是没有效率的。

经济学家认为，有时效率和公平此消彼长。

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某些促进效率的政策也会促进公平，减少不平等的现象。

我还想指出，在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与物质资本投资之间的不平衡，已经减少了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实际上浪费了本可以用来促进增长的物质资本投资。

而更加均衡的投资组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同时还能减少不平等。

通过放开劳动力市场，建立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贷款的市场以及减少对工人流动的限制，政府可以用很少的投入来提升人力资本，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中国来说，在决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不能仅仅通过提高政府预算来解决问题，应该重视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并利用他们的积极性去为人力资本投资进行融资，去促进人力资本的增长，同时使获取人力资本的机会更为公平。

我还想强调人力资本的两个特殊的益处，第一个益处也许很明显，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第二点对于中国来说也许更重要。

首先人力资本可以提高人们的技能，如果你接受会计，工程，法律方面的培训，你会成为更有用的人，因为你能担任会计，工程师和法律工作者。

第二个好处大家不经常提到，人力资本提高了人们的适应性，并且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我想这一点特别重要。

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变革的时代，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教育的投资的回报率是很高的。

迄今为止，几代经济学家都在讨论市场如何运作——有时他们用的词便是“创造性毁灭”。

因为新技术和自由贸易带来新的机会，同时使以前的机会变得过时。

不用我讲，大家都知道中国正处在快速的变化过程中，随着中国加入世界市场，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份子，中国经济的很多因素都在跟国际接轨，导致中国对于熟练技术工人的需求急剧增加。

跟世界水平相比，中国上过大学的工人，甚至没上过大学的熟练工人的比例还都相对较低。

北京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增长中心，这里有一支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劳动力队伍，但是你再看看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以外的情况，你会发现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很低，有很大的提高余地。

你也许会问我，我们为什么说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太低？为什么说这些投资的地区分布不合理？我想列举一些事实，中国各省区的财富状况大不相同，教育资金又主要是来自各个地方，虽然不是全部。

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发达省份比落后省份创造了更多的人力资本。

以教育投资的来源为例，不同地方的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占当地GDP的百分比差别很大，也就是说不但各地财富和收入水平大不相同，地方政府预算中投入教育的份额也有很大的差异。

现在的一项政策就是收学费，我们知道收费有时候是个好主意，因为它是一种配置稀缺资源的方法。

当政府资金紧缺，并且有人对教育有很高的需求，有很高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利用价格机制进行配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配置稀缺产品的方法。

在收费的同时，中国对于教育的补贴也是巨大的。

总之，现在的教育收费结构在经济上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在城乡之间的分配还是很不恰当的。

教育费用占农村家庭收入很大一部分，考虑到农村教育的质量也比较低，我们认为接受教育的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的价格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别。

如果你假定中国各地的人们在心智上都是差不多的，这就不单单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了，这也意味着经济上的无效率。

我在演讲开始的时候提出的问题是教育回报率是多少？有人估计，中国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只有约4%，而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达20%左右，在我和在座的李雪松合作的论文中，我们估计，过去一些年教育的回报率已经达到了7%或者8％，近些年教育的回报率可能高达10％到11％。

你们会发现，还有其他人估计教育回报率达到了20％。

我并不是说，虽然教育投资回报率在中国比较低，中国也应该在教育上投入这么多资金。

Fleisher等人利用历史数据直接估计生产率——而不是看工资数据，不看市场怎么运作，因为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不是完全竞争的。

如果你能观察到额外增加一年的教育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了企业的产出，来估计教育的回报率，这个回报率可能高达30%到40%，但是这仍然低估了教育的回报率，这仅仅是教育对生产影响的直接估计，没有讲教育在其他方面的好处。

就算我们把这个数字打个折，这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回报率了，和现在物质资本投资的回报率相当，甚至更高一些。

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对工人的激励是错误的，直到现在经济的许多部门还是这样的，接受更高等教育的付出和回报并不匹配，这时我们必须想得更开阔些。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方面考虑教育的收益。

现代技术和经济有一个特点，资本的回报率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是否容易获得熟练劳动力。

Fleisher等人过去的研究显示，除了北京、天津和上海以外，所有省区教育投资的收益都高于物质资本投资的收益。

因为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的教育水平实际上已经很高了；在其他省份，教育水平相对较低，教育是稀缺的。

这也降低了投资的收益，因为更为熟练的劳动力有助于实现更高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

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呢？我们应该意识到，教育的私人回报率低和社会回报率高并存的现象证明某些地方出现了扭曲。

我认为现在的政策不利于鼓励个人自发获取适当的现代人力资本。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在制定教育政策或者人力资本政策的时候——人力资本比教育要广泛很多，包括工作过程中的培训，也包括在家庭中培养出来的技能——为了改变教育投资的来源，我们必须超越政策中一个常见的前提，不能再完全依靠政府进行教育投资。

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很多人认为人力资本就是教育，很多人认为政府是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

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理解了市场是怎么起作用的，理解了激励是怎么起作用的，就会知道在不增加政府预算的前提下，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会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

但是这需要消除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扭曲，并且需要建立使劳动力市场和人力资本市场有效运转的制度。

一种促进教育和培训的措施是政府进行补贴，但往往很难再靠政府来增加教育投资，政府对教育的支持不可能无限制的增加，因为政府的预算是有限的，有人希望改变政府的支出结构，让政府把物质资本投资转变为人力资本投资，这么做既可以提高经济绩效又能提高社会流动性。

我们要强调另一个办法，就是放开人力资本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市场，允许私人的激励机制发挥作用，同时大力发展为人力资本投资提供借贷的市场，这样政府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以极大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

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些政策以外，另一项政策是通过促进资本和劳动的流动，使城乡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均等化。

我们知道，如果开放劳动力市场，让工资更有竞争性，熟练工人为社会创造了价值，让他们得到足够的回报——短期来看，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总会导致熟练工人的工资上涨。

首先经济发展需要熟练劳动力，经济越发展，越需要熟练工人。

第二，你需要利用熟练工人来培养熟练工人。

所以在经济增长阶段，市场通过发送价格信号，增加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不仅因为生产中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而且因为需要更多的熟练劳动力去培养新的熟练工人。

在这个演讲中我们不得不讨论不平等，当我们讨论不平等的时候，我们心里必须清楚，不平等的来源不一，各种原因导致了不平等。

一种不平等，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种不平等，熟练工人的工资被抬高了，因为他们制造的东西是有需求的，是稀缺的。

提高工资能激励人们努力的提高技能。

人们如果相信未来会有收入，他就会贷款，由于资本市场上存在一些限制，为人力资本进行借贷的市场是不完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