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及其功能变迁_以里吏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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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初二年正月十五日，侍廷里父僤祭尊于季、主 疏左巨等廿五人共为约束石券里治中。迺以永平十 五年六月中造起僤，敛钱共有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 十二亩。僤中其有訾次当给为里父老者，共以容田 借与，得收田上毛物谷实自给。即訾下不中，还田， 转与当为父老者。传后子孙以为常。其有物故，得 传后代户者一人。即僤中皆訾下不中父老，季、巨等 共假赁田。它如约束。单侯、单子阳、尹伯通、錡中
收稿日期： 2012-07-12 作者简介： 王爱清（ 1974 ～ ） ，男，山东平度人，历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 秦汉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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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可看出，秦代对里吏的控制相当严格，这些人 必须按国家赋予的职责秉公行事，否则就会受到法 律的惩罚。西汉初年虽行“无为”政治，但对里吏的 严格责任控制仍是国家坚定不移的基层统治理念。 《二年律令·置后律》有律文曰： “诸当拜爵者后者， 令典若 正、伍 里 人 毋 下 五 人 任 占。”［3］185“任”即 担 保、保证之义，里中有人当拜爵为后的，里典或里正 必须承担保证之责，若担保不实自然就要负一定责 任。同简《户律》规定： “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 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盈十日， 皆罚金四两； 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 吏主及案户者弗得，罚金各一两。”［3］177 － 178 律文大意 是规定移居者的年籍爵细必须随本人移居别处而迁 到新的住 所，肯 定 是 交 给 新 到 地 的 户 籍 管 理 机 构。 相反，如果相关官吏滞留或不经封存迁转户籍，就会 遭到处罚； 户籍已经从原居地迁出，而相关民户滞留 原地不迁，也要受罚； 而且移徙者所在里中的里典或 里正必须时刻关注已获准移徙者的动向，一旦出现 当移而不移等情况，正、典不能及时上报，也要受到 连坐。《钱律》又曰：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 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 皆相除。”［3］160 显然，连坐超出了“同居”范围，将里 典、田典、伍人都包括在内。
从以上秦与汉初和里吏责任相关的诸律文来分 析，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里吏被完全置于国家行政 的股肱之中，“公”是其服务的目标，“法”是其行政 的唯一准则。那么作为这样的一种既存事实，它在 当时存在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 能够保证里吏在 这种责任连带机制下很好地发挥作用之深层原因又 何在？ 我认为，虽然可以说秦代与其自商鞅变法以 来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传统下法官法吏体制有 关，西汉初年这一体制在基层社会因为“汉承秦制” 而得以延续； 但从根本上说还当与这一时期基层社 会势力对基层行政的影响能力相关，也就是说与当 时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分不开。秦 与汉初国家推行国家授田制，这已被出土简牍材料 所证实。国家授田制一定时期内的有效实行，保证 了基层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则使国 家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支撑和专制集权的基础。与此 同时，当时的社会势力却相对不发达，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 “一则西汉时期基本上延续了秦以来限制豪
一
秦汉时期的里吏有里正（ 或曰里典） 、田典和伍 长等，里父 老 严 格 说 不 能 算 是 里 吏，与“比 庶 人 在 官”的里正不同，他们是“比三老孝弟官属”。［1］207 但 从里父老对基层社会的作用来看，将其归在里吏之 列也不算为过。关于秦和西汉前期里吏的选用完全 由国家决定我已结合新的简牍材料有过分析，此不 赘述。① 此处重 点 对 这 种 情 况 下 国 家 依 法 治 吏 的 效 果和里吏的功能倾向给予分析。
2012 年 12 月 第 31 卷 第 12 期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Dec. 2012 Vol． 31 No． 12
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及其功能变迁
———以里吏为中心
王爱清
（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秦与西汉前期，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基层小吏的选用不受地方社会势力的左右，国家通过
三
在地方豪强大姓逐渐左右和操纵了基层小吏选 用的情况下，小吏在基层的行政行为不免会受到他
们的影响和制约。从前那种赖国家权力之庇护而完 全以“公”为行政目标、以“法”为准则的功能也随之 发生变化。那些出自豪强大姓或被豪强大姓推举为 吏者自不待言，就是以其他方式而登身为吏者也难 免于此。因为连国家都无法从根本上废止地方豪强 大姓武断于乡曲的现象，位低如里吏之类的小吏就 更得唯其眼色行事了。关于小吏有慑于豪强大姓的 例子频见于史书记载。《汉书·酷吏传》曰： “大姓 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 曰： ‘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5］3668《盐铁论·未 通》也记载“大 抵 逋 流 皆 在 大 家，吏 正 畏 惮，不 敢 笃 责”的现象。［8］34 不但如此，加上国家财政的青黄不 接导致官吏俸禄的无保证，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国 家利益的离 心 主 义 者，正 如《汉 书 · 宣 帝 纪 》所 言： “今小吏 皆 勤 事，而 俸 禄 薄，欲 其 毋 侵 漁 百 姓 難 矣。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5］263 像这样的加俸恐怕仅 仅是一时之举而已。左雄针对当时小吏情况指出：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 足，贪者充家。”［7］2017 这反映的是制度的缺陷，而不 是个别基层官吏的为政道德问题。当然担任地方小 吏的未必全是经济上的贫者，就是以一定量的家产 而“资选”的小吏也不得不唯豪强大姓眼色行 事。 南阳景 宁 可 花 巨 资 造土牛等，也“乞 不 为 县 吏、列 长、伍 长 ”，［9］ 其 中 的 “列长”、“伍长”指的应当是里正等乡里小吏。张景 是个家资颇丰的富户，却不愿任小吏，并不是因为嫌 弃吏职低下，而是因为任小吏可能会冒犯豪强大姓， 对此心有 余 悸 罢 了。 《汉 书 · 食 货 志 》在 谈 及 商 人 势力向政治 渗 透 问 题 时 说 他 们“因 其 富 贵，交 通 王 后，力过吏势，以利相倾。”［5］1132 在西汉文景之时尚 且如此，后来这些人对基层行政的影响力更可想而 知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地方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挑 战。
由于里吏是当时里内行政和生活秩序的直接责 任者，所以他们的活动领域比较广泛，国家对他们的
规定和约束 也 就 体 现 在 方 方 面 面。秦 简《秦 律 杂 抄》规定： “匿敖童，及占洚不审，典、老赎耐。百姓 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 典老弗 告，赀各一甲； 伍人，户一盾，皆迁之。”［2］143“典”指 “里典”，“老 ”指“伍 老 ”，即 一 伍 之 长。 显 然，在 户 籍登记过程中，不但当事人必须如实呈报，伍老和里 典更得 相 互 监 督，否 则 就 要 承 担 连 带 责 任。同 简 《厩苑律》有乡里耕牛评比的规定： “以四月、七月、 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又里 课 之，最 者，赐 田 典 日 旬； 殿 者，治 （ 笞 ） 三 十。”［2］30 － 31“里课之”即对一里耕牛的饲养和 使 用 状况进行评比，田典平日要督促和检查里中各有牛 之家的饲养情况，以防止因饲养和使用不当导致耕 牛意外死亡或衰弱，因而影响耕作； 评比下等，是田 典平时 督 促 检 查 不 力 所 致，所 以 要 笞 三 十。秦 律 《法律答问》： “律曰‘与盗同法’，有 （ 又） 曰‘与同 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2］159 又曰： “罪 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 闻号寇，问当论不当？ 审不存，不当论； 典、老虽不 存，当论。”［2］193“典 ”即 指 里 典，“老 ”即 伍 长。 以 上 这些针对里吏的规定涉及名籍登记、生产和治安，从
以法治吏，使其成为基层行政的忠实执行者。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势力的发展，基层小吏的选用由豪强大族所
操纵，他们的行政很大程度上为豪强大姓左右，其功能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把
握秦汉基层社会秩序的历史变迁，也可以加深对该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互动的理解。
关键词： 秦汉； 基层小吏； 选用； 功能； 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612x（ 2012） 12 － 0090 － 04
对于秦汉时期乡官里吏的选用及其功能，以往 学者给予较多关注。但从研究的成果来看，侧重点 乃在于静态的分析，而少见将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 给予动态的考察。实际上一定时期乡官里吏的选用 及其功能趋向直接反映了该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的 情况，更反映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消长和 互动。本文拟通过对该时期以里吏为中心的基层小 吏的选用及其功能的动态考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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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旧贵族以及地方豪强 的家族势力； 一则一直到西汉中后期以前，贵族、官 僚的家族发展也不很通畅，所以总的看来，西汉中期 以前的家族势力不很强大，同居共财的大家族难有 一见。”［4］84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小吏既非出自强宗 豪右，又可不受他们的操纵，他们完全可能按国家的 行政律令规定行事，成为国家基层行政的忠实执行 者。
我们知道，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 家的统治思想，“孝”与“廉”成为基层小吏选用的重 要衡量标准，而这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乡曲之誉。在 豪强大姓武断乡曲的情况下，这势必会使得乡曲之 誉为豪强大姓所操纵。再加上被择为吏乃是入仕的 捷径，豪强大族的子弟成员自当捷足先登。河南偃 师出土的“侍 廷 里 父 老 僤 买 田 约 束 石 券 ”有 关 于 当 时里父老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里吏的选 用问题。为便于分析，将碑文抄录如下： ②
二
本来秦和西汉前期的里吏选用完全是国家说了 算，从“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 者为里正”来看，［1］207 个人才能是国家选用里吏的基 本标准。虽然国家在选用官吏的标准中也存在訾的 规定，如陈平 也 曾 因“家 贫 不 得 推 择 为 吏 ”，但 与 其 说国家将着眼于訾，倒不如说是将一定的“訾”作为 衡量个人才能的一个标准而已，汉景帝时国家降低 对择吏的訾限标准正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说明。虽然 当时来自乡里的毁誉也会对能否推择为吏产生一定 的影响，至少这种毁誉还不至于受到地方强宗大姓 的左右和操纵。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以宗族豪右为 代表的基层社会势力的发展，基层小吏的选用逐渐 受到他们的影响，从而在选用原则上发生了某些变 化。
都、周平、周兰、口口、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 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錡初卿、 左口口、于思、錡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
石券的大意是说侍廷里的居民二十五人在东汉 明帝永平十五年组织了一个名为“父老僤”的团体， 敛钱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单中成员中有 按家产数量当轮次充当里父老的，即借与此田，以其 收获充当里父老的用度。如果家产不够充任里父老 的规定，即 将 此 田 退 还，转 给 单 中 继 充 里 父 老 的 成 员。如果单中所有成员家产数量都不够充任里父老 的规定，此田就假赁给单中成员经营。单中成员的 这些权利，死后可由其后代继承。从石券内容不难 发现，当时里父老需要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方能轮次 充当，即券文中的“訾次当给”，如果家资不够标准， 便失去担任 里 父 老 的 资 格，甚 至 有“僤 中 皆 訾 下 不 中父老”的可能性。可见担任父老的“訾次”标准绝 不是由里中百姓自定的，而是由国家决定的。至于 这种“訾”的 衡 定 很 可 能 与 当 时 社 会 上 实 行 的 资 产 评估有关。③ 这样里父老的选用标准无疑又增加了 “訾”的要求。本来以德为主的里父老尚且如此，不 难推知其他基层小吏的选用也会出现这样的倾向。 王符在《潜夫论 · 考 绩 》中 说 的“以 钱 多 为 贤，以 刚 强为上”可谓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6］68 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应当从社会结构变化的层面 上去找深层原因。本来以国家授田制为基础而建立 的编户齐民社会是秦汉国家集权的基础，也是国家 权力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的根本所在。西汉中期后 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国家 的集权基础发生了动摇，而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与 国家财源的枯竭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后汉 书·桓帝纪》载桓帝时就出现“减公卿以下奉，贷王 侯半租”的现象，［7］309 削减百官俸禄的现象更是不胜 枚举。国家基本的财政支出有时都无法保证，变通 行事，由一定资财的人担当基层小吏就成为国家的 最佳选择了。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使得他们中很 大一部分改由豪强大姓来担任，以前选贤与能的选 用原则自然发生了质的变化。
收稿日期： 2012-07-12 作者简介： 王爱清（ 1974 ～ ） ，男，山东平度人，历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 秦汉政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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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可看出，秦代对里吏的控制相当严格，这些人 必须按国家赋予的职责秉公行事，否则就会受到法 律的惩罚。西汉初年虽行“无为”政治，但对里吏的 严格责任控制仍是国家坚定不移的基层统治理念。 《二年律令·置后律》有律文曰： “诸当拜爵者后者， 令典若 正、伍 里 人 毋 下 五 人 任 占。”［3］185“任”即 担 保、保证之义，里中有人当拜爵为后的，里典或里正 必须承担保证之责，若担保不实自然就要负一定责 任。同简《户律》规定： “有移徙者，辄移户及年籍爵 细徙所，并封。留弗移，移不并封，及实不徙盈十日， 皆罚金四两； 数在所正、典弗告，与同罪。乡部啬夫、 吏主及案户者弗得，罚金各一两。”［3］177 － 178 律文大意 是规定移居者的年籍爵细必须随本人移居别处而迁 到新的住 所，肯 定 是 交 给 新 到 地 的 户 籍 管 理 机 构。 相反，如果相关官吏滞留或不经封存迁转户籍，就会 遭到处罚； 户籍已经从原居地迁出，而相关民户滞留 原地不迁，也要受罚； 而且移徙者所在里中的里典或 里正必须时刻关注已获准移徙者的动向，一旦出现 当移而不移等情况，正、典不能及时上报，也要受到 连坐。《钱律》又曰： “盗铸钱及佐者，弃市。同居不 告，赎耐。正典、田典、伍人不告，罚金四两，或颇告， 皆相除。”［3］160 显然，连坐超出了“同居”范围，将里 典、田典、伍人都包括在内。
从以上秦与汉初和里吏责任相关的诸律文来分 析，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里吏被完全置于国家行政 的股肱之中，“公”是其服务的目标，“法”是其行政 的唯一准则。那么作为这样的一种既存事实，它在 当时存在的社会基础又是什么呢？ 能够保证里吏在 这种责任连带机制下很好地发挥作用之深层原因又 何在？ 我认为，虽然可以说秦代与其自商鞅变法以 来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传统下法官法吏体制有 关，西汉初年这一体制在基层社会因为“汉承秦制” 而得以延续； 但从根本上说还当与这一时期基层社 会势力对基层行政的影响能力相关，也就是说与当 时国家权力和基层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分不开。秦 与汉初国家推行国家授田制，这已被出土简牍材料 所证实。国家授田制一定时期内的有效实行，保证 了基层小农经济的稳定，而小农经济的稳定则使国 家获得了稳定的经济支撑和专制集权的基础。与此 同时，当时的社会势力却相对不发达，正如有学者所 指出： “一则西汉时期基本上延续了秦以来限制豪
一
秦汉时期的里吏有里正（ 或曰里典） 、田典和伍 长等，里父 老 严 格 说 不 能 算 是 里 吏，与“比 庶 人 在 官”的里正不同，他们是“比三老孝弟官属”。［1］207 但 从里父老对基层社会的作用来看，将其归在里吏之 列也不算为过。关于秦和西汉前期里吏的选用完全 由国家决定我已结合新的简牍材料有过分析，此不 赘述。① 此处重 点 对 这 种 情 况 下 国 家 依 法 治 吏 的 效 果和里吏的功能倾向给予分析。
2012 年 12 月 第 31 卷 第 12 期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Mi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Dec. 2012 Vol． 31 No． 12
秦汉基层小吏的选用及其功能变迁
———以里吏为中心
王爱清
（ 山东政法学院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秦与西汉前期，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基层小吏的选用不受地方社会势力的左右，国家通过
三
在地方豪强大姓逐渐左右和操纵了基层小吏选 用的情况下，小吏在基层的行政行为不免会受到他
们的影响和制约。从前那种赖国家权力之庇护而完 全以“公”为行政目标、以“法”为准则的功能也随之 发生变化。那些出自豪强大姓或被豪强大姓推举为 吏者自不待言，就是以其他方式而登身为吏者也难 免于此。因为连国家都无法从根本上废止地方豪强 大姓武断于乡曲的现象，位低如里吏之类的小吏就 更得唯其眼色行事了。关于小吏有慑于豪强大姓的 例子频见于史书记载。《汉书·酷吏传》曰： “大姓 西高氏、东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莫敢与牾，咸 曰： ‘宁负两千石，无负豪大家。”［5］3668《盐铁论·未 通》也记载“大 抵 逋 流 皆 在 大 家，吏 正 畏 惮，不 敢 笃 责”的现象。［8］34 不但如此，加上国家财政的青黄不 接导致官吏俸禄的无保证，使得他们更容易成为国 家利益的离 心 主 义 者，正 如《汉 书 · 宣 帝 纪 》所 言： “今小吏 皆 勤 事，而 俸 禄 薄，欲 其 毋 侵 漁 百 姓 難 矣。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5］263 像这样的加俸恐怕仅 仅是一时之举而已。左雄针对当时小吏情况指出： “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 足，贪者充家。”［7］2017 这反映的是制度的缺陷，而不 是个别基层官吏的为政道德问题。当然担任地方小 吏的未必全是经济上的贫者，就是以一定量的家产 而“资选”的小吏也不得不唯豪强大姓眼色行 事。 南阳景 宁 可 花 巨 资 造土牛等，也“乞 不 为 县 吏、列 长、伍 长 ”，［9］ 其 中 的 “列长”、“伍长”指的应当是里正等乡里小吏。张景 是个家资颇丰的富户，却不愿任小吏，并不是因为嫌 弃吏职低下，而是因为任小吏可能会冒犯豪强大姓， 对此心有 余 悸 罢 了。 《汉 书 · 食 货 志 》在 谈 及 商 人 势力向政治 渗 透 问 题 时 说 他 们“因 其 富 贵，交 通 王 后，力过吏势，以利相倾。”［5］1132 在西汉文景之时尚 且如此，后来这些人对基层行政的影响力更可想而 知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地方势力对国家权力的挑 战。
由于里吏是当时里内行政和生活秩序的直接责 任者，所以他们的活动领域比较广泛，国家对他们的
规定和约束 也 就 体 现 在 方 方 面 面。秦 简《秦 律 杂 抄》规定： “匿敖童，及占洚不审，典、老赎耐。百姓 不当老，至老时不用请，敢为诈伪者，赀二甲； 典老弗 告，赀各一甲； 伍人，户一盾，皆迁之。”［2］143“典”指 “里典”，“老 ”指“伍 老 ”，即 一 伍 之 长。 显 然，在 户 籍登记过程中，不但当事人必须如实呈报，伍老和里 典更得 相 互 监 督，否 则 就 要 承 担 连 带 责 任。同 简 《厩苑律》有乡里耕牛评比的规定： “以四月、七月、 十月、正月膚田牛。卒岁，以正月大课之。……又里 课 之，最 者，赐 田 典 日 旬； 殿 者，治 （ 笞 ） 三 十。”［2］30 － 31“里课之”即对一里耕牛的饲养和 使 用 状况进行评比，田典平日要督促和检查里中各有牛 之家的饲养情况，以防止因饲养和使用不当导致耕 牛意外死亡或衰弱，因而影响耕作； 评比下等，是田 典平时 督 促 检 查 不 力 所 致，所 以 要 笞 三 十。秦 律 《法律答问》： “律曰‘与盗同法’，有 （ 又） 曰‘与同 罪’，此二物其同居、典、伍当坐之。”［2］159 又曰： “罪 入甲室，贼伤甲，甲号寇，其四邻、典、老皆出不存，不 闻号寇，问当论不当？ 审不存，不当论； 典、老虽不 存，当论。”［2］193“典 ”即 指 里 典，“老 ”即 伍 长。 以 上 这些针对里吏的规定涉及名籍登记、生产和治安，从
以法治吏，使其成为基层行政的忠实执行者。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社会势力的发展，基层小吏的选用由豪强大族所
操纵，他们的行政很大程度上为豪强大姓左右，其功能随之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一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更好地把
握秦汉基层社会秩序的历史变迁，也可以加深对该时期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互动的理解。
关键词： 秦汉； 基层小吏； 选用； 功能； 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612x（ 2012） 12 － 0090 － 04
对于秦汉时期乡官里吏的选用及其功能，以往 学者给予较多关注。但从研究的成果来看，侧重点 乃在于静态的分析，而少见将其作为一个专门问题 给予动态的考察。实际上一定时期乡官里吏的选用 及其功能趋向直接反映了该时期的基层社会秩序的 情况，更反映了国家权力与社会势力之间的消长和 互动。本文拟通过对该时期以里吏为中心的基层小 吏的选用及其功能的动态考察，加深对这一问题的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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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政策，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旧贵族以及地方豪强 的家族势力； 一则一直到西汉中后期以前，贵族、官 僚的家族发展也不很通畅，所以总的看来，西汉中期 以前的家族势力不很强大，同居共财的大家族难有 一见。”［4］84 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小吏既非出自强宗 豪右，又可不受他们的操纵，他们完全可能按国家的 行政律令规定行事，成为国家基层行政的忠实执行 者。
我们知道，西汉中期以后，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 家的统治思想，“孝”与“廉”成为基层小吏选用的重 要衡量标准，而这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乡曲之誉。在 豪强大姓武断乡曲的情况下，这势必会使得乡曲之 誉为豪强大姓所操纵。再加上被择为吏乃是入仕的 捷径，豪强大族的子弟成员自当捷足先登。河南偃 师出土的“侍 廷 里 父 老 僤 买 田 约 束 石 券 ”有 关 于 当 时里父老的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里吏的选 用问题。为便于分析，将碑文抄录如下： ②
二
本来秦和西汉前期的里吏选用完全是国家说了 算，从“选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辩护伉健 者为里正”来看，［1］207 个人才能是国家选用里吏的基 本标准。虽然国家在选用官吏的标准中也存在訾的 规定，如陈平 也 曾 因“家 贫 不 得 推 择 为 吏 ”，但 与 其 说国家将着眼于訾，倒不如说是将一定的“訾”作为 衡量个人才能的一个标准而已，汉景帝时国家降低 对择吏的訾限标准正是这种精神的最好说明。虽然 当时来自乡里的毁誉也会对能否推择为吏产生一定 的影响，至少这种毁誉还不至于受到地方强宗大姓 的左右和操纵。西汉中期以后，随着以宗族豪右为 代表的基层社会势力的发展，基层小吏的选用逐渐 受到他们的影响，从而在选用原则上发生了某些变 化。
都、周平、周兰、口口、周伟、于中山、于中程、于季、于 孝卿、于程、于伯先、于孝、左巨、单力、于稚、錡初卿、 左口口、于思、錡季卿、尹太孙、于伯和、尹明功。
石券的大意是说侍廷里的居民二十五人在东汉 明帝永平十五年组织了一个名为“父老僤”的团体， 敛钱六万一千五百，买田八十二亩。单中成员中有 按家产数量当轮次充当里父老的，即借与此田，以其 收获充当里父老的用度。如果家产不够充任里父老 的规定，即 将 此 田 退 还，转 给 单 中 继 充 里 父 老 的 成 员。如果单中所有成员家产数量都不够充任里父老 的规定，此田就假赁给单中成员经营。单中成员的 这些权利，死后可由其后代继承。从石券内容不难 发现，当时里父老需要一定数量财产的人方能轮次 充当，即券文中的“訾次当给”，如果家资不够标准， 便失去担任 里 父 老 的 资 格，甚 至 有“僤 中 皆 訾 下 不 中父老”的可能性。可见担任父老的“訾次”标准绝 不是由里中百姓自定的，而是由国家决定的。至于 这种“訾”的 衡 定 很 可 能 与 当 时 社 会 上 实 行 的 资 产 评估有关。③ 这样里父老的选用标准无疑又增加了 “訾”的要求。本来以德为主的里父老尚且如此，不 难推知其他基层小吏的选用也会出现这样的倾向。 王符在《潜夫论 · 考 绩 》中 说 的“以 钱 多 为 贤，以 刚 强为上”可谓正是这一现象的反映。［6］68 为什么会出 现这种现象呢？ 我认为应当从社会结构变化的层面 上去找深层原因。本来以国家授田制为基础而建立 的编户齐民社会是秦汉国家集权的基础，也是国家 权力凌驾于社会势力之上的根本所在。西汉中期后 随着地方势力的抬头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国家 的集权基础发生了动摇，而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与 国家财源的枯竭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后汉 书·桓帝纪》载桓帝时就出现“减公卿以下奉，贷王 侯半租”的现象，［7］309 削减百官俸禄的现象更是不胜 枚举。国家基本的财政支出有时都无法保证，变通 行事，由一定资财的人担当基层小吏就成为国家的 最佳选择了。而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使得他们中很 大一部分改由豪强大姓来担任，以前选贤与能的选 用原则自然发生了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