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周代杜撰夏王朝说_考辨

“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
张国硕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Abstract:According t o the archaeol ogical materials and documents,Xia dynasty has been existed bef ore Zhou dynasty,s o the vie w that Xia dynasty is fabricated by the peop le of Zhou dynasty is not true1 Key words:Zhou dynasty;fabricat;Xia dynasty;discuss
摘　要:“周代杜撰夏王朝说”是不能成立的。

没有任何确切证据表明周代“杜撰”出一个夏王朝。

周人“杜撰”夏的推断不合情理。

出土文献材料表明,周代之前已有夏。

无论是“战国杜撰说”、“东周杜撰说”,或是“西周杜撰说”,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关键词:周代;杜撰;夏;考辨
一般认为,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然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至当今社会,国内外一些学者对夏王朝是否真正存在持怀疑态度,有的甚至完全否定夏的存在,认为夏是东周或西周时期附会杜撰出来的①。

这些观点对学界和普通人群造成了较大影响,历年来国外学者反对夏存在的声音不绝于耳②,反对夏存在的文章还屡见于国内一些主要网络媒体。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到底夏是真实存在的或是后人杜撰的?“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能够成立吗?这些问题是史学工作者必须正视和亟待认真回答的,采取回避、漠视或不屑一顾的态度都是不可取的。

笔者在前人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考古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研究,认为各家所列举周代“杜撰”夏王朝的依据是难以成立的;所谓周人“杜撰”夏的原因和目的也是不合情理的;无论是“战国杜撰说”、“东周杜撰说”,或是“西周杜撰说”,都与历史事实不符。

一、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周代“杜撰”夏
“夏王朝杜撰说”的首倡者是“古史辨”学派的部分学者。

随着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史学界萌生“疑古”思潮,对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所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历史以及黄帝至尧舜时代历史提出诸多怀疑。

1918年,著名学者胡适倡导“整理国故”,提出“东周以上无史”的论断,认为东周时期杜撰出一个夏王朝③。

20～40年代,“古史辨”学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之观点,从怀疑古代典籍到历史人物,到怀疑整个古史体系,有的学者明确否认夏的存在,推断夏是周代杜撰出来的,如杨宽先生认为“夏史大部为周人依据东西神话辗转演述而成”;陈梦家先生认为“夏史乃全从商史中分出”,否认夏的存在。

顾颉刚先生早年虽然没有明确否定夏的存在,但还是对其有所怀疑:“按商之于夏,时代若是其近,顾甲骨文发得若干万片,始终未见有关夏代之记载,则二先生之疑诚不为无理……吾人虽无确据以证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断言其必无也。

”④否定夏的存在、反对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代表夏的声音在1996年以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举行期间以及2000年该工程结项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达到了高潮⑤。

与此同时,陈淳先生等国内部分学者明确提出“夏有后人杜撰的嫌疑”,“夏是西周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等观点。

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早期文献记载的价值是判断“夏是否存在”的核心所在。

实践表明,对古代文献不加辨别的一味盲从、盲信,或者是全盘否定、抹杀古代文献的价值,这两种倾向都是不值得提倡的。

应该说,“疑古”思潮的流行和“古史辨”学派的形成,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辨别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一概否定文献有关夏的任何记载、蔑视有关出土材料和研究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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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是不可取的。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疑古思潮……对于古史,对于古代文化,在某些方面否定过度了,以致造成了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

”⑥虽然文献有关夏的记载夹杂有一些所谓的“神话传说”色彩,但不能就此得出文献有关夏史的记载全都不可信的结论。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一个民族早期的历史总是要和神话传说不可分割地纠结在一起,在祖先崇拜盛行的古代中国这一特点尤其突出,直至当今社会仍有很深的印记。

正如王国维所说:“上古之事,传说与失实,相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固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

”⑦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的职责是把历史事实与神话传说分辨开,从神话传说中发掘出历史的因素,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诚然,关于夏代的文献材料的确具有一些传说性质和神话色彩,但任何事物都有其缺陷和局限性,我们不能就此因噎废食,要相信许多文献记载都是有所依据的,基本内容是可靠的。

如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载包括商王世系在内的商代历史也带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和传说性质,在甲骨文发现之前,许多人怀疑其真实性。

而甲骨文商王世系卜辞的发现以及考古学上殷墟文化的确认,证明《史记・殷本纪》有关商史的记载尤其是商王和先公世系的内容基本上是可信的,剔除其神话部分,主体内容是可靠的。

时至今日,没有人再对商王朝的存在持怀疑态度。

由此推知,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司马迁同样包含有神话色彩的《夏本纪》的记载主体也是可信的,夏王朝的存在也应是理所当然的。

历代史家工作实践表明,后人在整理前代的历史资料时,使用了当时的文字与语法,渗入了当时人的思想观点,这是完全正常的现象,不能就此否定文献材料基本框架的可靠性。

这方面,国外也有近似的例证,如古代埃及的王朝历史也是根据很晚的文献才了解的,而后来考古证明很多记述是真实的;古希腊《荷马史诗》有关特洛伊的地理描述,被考古发掘证明大致也是准确的⑧。

因此,通过对现有关于夏史的文献材料进行认真细致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纯化”工作,辅之以出土考古材料的印证,相信有关文献材料完全可以成为夏史研究的重要依据或参考。

“夏王朝杜撰说”提不出任何强有力的直接依据证明夏是杜撰出来的,尤其是根本无法证明司马迁等史家以及周人曾经大范围的伪造历史,但为了说明夏是周人“杜撰”出来的,只好找出一些间接上的“证据”来否定夏的存在,如考古材料见不到有关夏的文字信息,“作为商国家政府文件和档案”的殷墟甲骨文不见有夏的任何记载等。

细加分析不难看出,这些所谓的“证据”主观臆断成分很大,缺乏说服力。

因为受各种因素制约,保存至今的古代文化遗存在内容、种类上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没有出土明确记载夏的文字并不等于夏本身就不存在。

何况就夏代文字本身而言,不能肯定说当时就没有文字。

一般认为,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并非中国文字之开端,在殷墟甲骨文之前汉字已走过了一段很长的历史发展道路。

从考古材料来看,早于夏代的山西陶寺遗址等龙山时代文化已出现陶文⑨。

属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显示,这个时期应使用文字。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至少有24种以上的“刻划符号”⑩,有学者考证认为这些符号结构复杂、简繁并存,许多可以与甲骨文、金文相对应,“基本上都是夏代文字” λϖ。

类似的陶文实证,陕西商县紫荆遗址发现有包括“交”字在内的4个二里头文化陶文,其风格与殷墟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 λω。

所谓殷墟甲骨文不见“夏”字和夏史的记载,这本身就是可以讨论的。

甲骨文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古今字形发生了大的变化,相当多的甲骨文字目前还不能释读或存在争议,谁也不能武断地说甲骨上不会出现“夏”的字符。

据学者统计,甲骨卜辞共出土了10多万片,就字数而言,各家统计不完全一致,大约有4500个,经考释而公认的字只有1700个左右,仍有2900来个单字不识 λξ。

甲骨卜辞是商代后期商王朝占卜活动的部分记录,并不是商国家一切活动的记录,也不是当时的历史典籍或政论文章,更不是商国家政府当时有意保存的文件和档案 λψ,故在记述内容上肯定要有一定的局限性;加上甲骨文自形成以后遭到历代的破坏、损毁,现在所能看到的只是当时卜辞的极小部分,反映不了当时甲骨文的全貌,因此目前所见甲骨卜辞内容不涉及夏或涉及到夏的材料较少都是正常现象。

何况目前所见甲骨卜辞中已发现有“夏”字的迹象 λζ,也显示有与夏相关的文字信息,并非“始终未见有关夏代之记载”。

“夏王朝杜撰说”声称“无法证明二里头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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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
址代表夏”的观点与多年来考古发掘与研究的实际不符合。

国内外反对夏的存在之学者提不出任何有关二里头文化不代表夏的有说服力的反证,对于文献和考古材料有关夏王朝在年代、分布地域、文化特征、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有较多一致性的实际情况不予理睬,而热衷于对“二里头就是夏”提出种种所谓“质疑”,目的在于说明其对夏否定的预设立场。

一方面,这些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夏氏族=一批有特色的器物分布=夏国的疆域”的推论方法存在着很大问题 λ{。

但实际上,任何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完美无缺的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

虽然这种推论方法未必十分精确,文化与民族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对应,但各方面的证据显示二里头文化与夏代关系密切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另一方面,有的学者批评国内学者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宫殿遗迹、青铜器、玉器等视作国家权力(王权)的象征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要求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的形成必须合乎所谓的“国际标准”,把二里头发现的大型建筑说成是“宗庙而非宫殿” λ|,甚至说“二里头仅是有陶器的村庄” λ}。

实际上,二里头遗址绝非“仅是有陶器的村庄”。

任何没有偏见的学者,对二里头文化已进入文明社会和国家阶段的特性是不会否认的。

人为制造出一个“国际规则”或“国际标准”,否定中国固有的特色(如宫殿为土木建筑而非石质建筑,早期宫殿与宗庙功能不易区分等),低估二里头文化的文明发展程度,或者以今人的眼光过高要求古人生活条件应达到的程度或境界,这些都是不可取的。

二、周人“杜撰”夏的推断不合情理
“夏王朝杜撰说”认为,周人之所以“杜撰”一个夏王朝,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 λ∼。

分析发现,此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商人“有册有典”,用于记载商族历史。

《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

”据此可知,商王朝有“典册”,记载有“殷革夏命”的历史事件。

甲骨文有典、册二字,“册”字形似竹木简之汇集状,“典”字形像双手捧册之状,说明当时的确有典册。

商有典册,说明当时存在较为成熟的文字记录系统。

考古材料也表明,商代有多种文字载体,目前发现至少有甲骨文、金文、陶文、石文等。

这些文字采用象形、会意、假借和形声等造字法,表明其已是一种较为进步的文字,也说明当时人们已经能够利用文字记录各类复杂的事件。

在商族具有丰富历史典籍的前提下,如果周人硬是虚构一个夏用以宣传“周人代商”犹如“商人代夏”一样是“秉承天命”,这怎么能让商人相信呢?周初的商遗民对自己祖先的记忆不至于如此的淡漠,更不至于如此的集体“弱智”和“愚昧”,而任凭周人随意杜撰一个“夏”来让商人相信周人代商的合法性。

文献材料表明,周代还保存有关于夏的典籍,这也是夏为真实历史而不能由周人随意“杜撰”出来的重要缘由。

《左传》《夏书》、《夏训》,还有《夏声》、《夏小传》、《禹刑》等,这些应该都是经夏、商二代流转下来的夏代成文典籍,《国语・晋语四》云“阳有夏、商之嗣典”正说明这一点。

此外,《孟子・滕文公上》还记载夏、商、周三代都有传播文化典籍的学校,即“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礼记・礼器》云“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论语・为政》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这些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相通和因袭的,殷商王朝继承了夏王朝的礼乐制度。

虽然名义上讲的是礼制的继承性,实际上也说明文化的传承是连续的。

准此,则周人伪造、杜撰一个夏王朝是行不通的。

周人原是被商族统治的民族,在推翻商王朝之后,周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

在灭商前后,周人收集、继承有一些夏商典籍,理应对夏、商历史有一定的认知。

《尚书》是现存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

《今文尚书》28篇中,《周书》19篇大都写作于西周时期(《洪范》、《吕刑》除外),经过后人整理成书,诸篇的真实性大多是毋庸置疑的。

《周书》中属于西周早期的文献,像《康诰》、《召诰》、《多士》、《多方》、《君奭》、《立政》等篇 µυ,内容多是周初著名政治家周公、召公等人的各种讲话文稿,其中有数十处提到了历史上的“有夏”或“夏”,还提到“禹迹”、“夏桀”,并且称“有夏”或“夏”为“先民”、“古人”,宣称“有夏”后人表现不好,结果导致“殷革夏命”。

从这些篇章可以看出三点:一是周人对夏的历史是十分熟悉;二是周初统治者用夏败亡的例子告诫自己的成员不得贪图安逸和忽视民意,即警告周人要有“危机感”;三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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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商王朝的周人非常“崇夏”,往往以“夏人之后”自居。

在周人了解历史、有历史典籍查考的情况下,假若周族统治者杜撰出一个并不存在的夏,用于周族人的“危机感”教育,这怎么又能让普通周人信服呢?
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来看,即便没有传承下来的历史文献记载,但通过代代口传也能了解过去历史的大概轮廓或影子。

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其历史往往是口头传承的。

西周距离一般认定的夏代不过五六百年的时间,犹如今人谈论明、清王朝,不用借助文献记载,人们仅靠口头传记,一般人甚至文盲也能略知一二。

通过口传,不敢说西周初年的人们对于几百年前的王朝历史之细节了解很深,但过去大概存在某某王朝则是周人很容易得知的,脑海里的印象是难以磨灭的,伪造一个完全不存在的王朝是行不通的。

假若周初统治者或史家意欲通过伪造、杜撰一个灭亡的夏王朝用于告诫、警示普通周族人,那么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有许多不良作用。

相信周初统治者也不会如此的“弱智”!
三、周代之前已有夏之概念
从出土《叔夷钟》、《秦公簋》等青铜铭文可以看出,至少春秋时期已有“夏”的概念,“战国杜撰夏”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叔夷钟(齐侯钟)为春秋时期齐器,北宋宣和五年(1123年)出土于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内。

叔夷是一位仕于齐国的宋公室之后。

《叔夷钟》铭文内容在追述其先人光荣历史时谈到:“翦伐夏司,败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

”这里是说成汤受命,以小臣伊尹为辅,伐夏成功,据有天下,占领了夏禹的版图。

秦公簋为春秋时秦国青铜器,传1919年甘肃天水出土,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是秦景公之祭器。

盖内和器内底共铸铭文123字。

其中盖铭称秦公“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幂)宅禹迹……虩(赫)事(蛮)夏” µϖ。

《说文》云:“夏,中国之人也。

从夂、从页、从臼。

臼,两手。

夂,两足也。

”《秦公簋》铭文“蛮夏”之“夏”,其模本构形与《说文》一书的小篆“夏”字大同小异,特指“华夏”,即中原国家,学界公认此为目前出土青铜铭文中年代最早的“夏”字 µω。

《秦公簋》不仅提到“禹迹”,而且还有“夏”字,说明秦人自称继承禹的传统,以“夏人”自居。

早在20世纪初年,王国维、郭沫若等先生就曾研究过这两篇金文,并与先秦文献结合,证明了禹的存在以及禹与夏的密切关系 µξ。

齐国与秦国东、西遥隔数千里,但他们都说其祖先住在大禹活动过的地方,足见大禹传说分布范围之广和存续年代之长,而且这些铭文又与先秦典籍《诗经》之《大雅》、《商颂》等相互印证,足见夏和禹之史事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而非战国时期“杜撰”。

西周《
遂公》的发现,说明至少西周中期以前已有“夏”的概念,春秋或东周时期“杜撰夏”的观点也是不能成立的。

遂公盨传出自河南窖藏,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在香港购回 µψ。

通高1118厘米,口横2418厘米,重215公斤。

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

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纹。

整体造型简洁典雅,古朴大气。

经李学勤等诸多专家断定,该器的年代为西周中期后段即孝王、夷王前后,铭文“遂公”是西周时遂国的国君 µζ。

值得注意的是,在盨的内底有铭文10行98字,内容涉及“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问题,其中前文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之句,与《诗经》、《尚书》等传世文献内容、观点相一致,且诸多文词相同。

《遂公盨》的发现,证明了夏禹的故事在西周中期以前早已流传,也说明“古史辨”学派所谓西周以前的夏商历史多是春秋战国以后的伪作之论断是不真实的。

商代甲骨文、青铜铭文的发现,表明夏族至少在商代已存在而非后来周人杜撰出来的。

殷墟卜辞有涉及夏族之后“杞侯”以及鬼方、土方等方国的记载,还有“夏”字的迹象。

卜辞中有无“夏”字和夏先祖之名学界历来有争议,一些学者已指认出有“夏”字的字符。

卜辞中
有一字,多用作神名,商王占卜亦尊之为“右宗”(意即上宗)。

对于此字,学界有不同的释义,其中释作“夏”字的不在少数。

如陈梦家先生释为“夏”,说该字“象人立而低首至手之形” µ{。

徐锡台先生认为陈梦家考证为“夏”字“是正确的” µ|。

詹鄞鑫先生主张是“夏”字,
他力排字的各种歧见,认为“夏字的形体象人而突出其手舞足蹈的形象,其造字的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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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杜撰夏王朝说”考辨
正是乐舞的意思” µ}。

葛英会先生认为应当隶
写为“夓”字,即“夏”字 µ∼。

“杞”为夏后氏的直系后裔,这在大量先秦文献中多有记载,如《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称“杞,夏余也”;《国语・周语下》云“有夏虽衰,杞、鄫犹在”;《逸周书・王会》称前来参与周廷聚会的杞国君主为“夏公”。

《论语・八佾》孔子云:“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

”以此可见杞与夏、宋与殷相提并论,杞是夏的孑遗。

商代有杞国,殷墟卜辞有关于“杞”和“杞侯”的内容,如“杞侯炬弗其祸”(《合集》13890);“王其田亡灾,在杞”(《合集》24473);“王步于杞,亡灾”(《合集》36751)等。

有学者考证,商代的杞国族至少在武丁时期已存立于世,且一直存在到殷商末叶,正好与周世的杞国一脉相承 νυ。

商代的青铜铭文也有夏族存在的迹象。

杞妇卣又称“亚醜杞妇卣”,为商末青铜器 νϖ。

器高21厘米,口径10厘米,宽717厘米。

颈、盖皆饰夔纹,腹饰兽面纹。

盖里中间及器底中央各有铭文四字:“亚醜杞妇。

”“杞妇”当是杞国嫁与亚醜族人的妇人。

由于山东青州苏埠屯一带屡次出土具有“亚醜”徽记的青铜礼器及兵器,一般认为苏埠屯一带应为商末“亚醜”氏族聚居的地方 νω。

《杞妇卣》的出土,说明作为夏后氏后裔的杞国族在商代仍然存在。

商代夏族之后裔还活动在商之西北境域。

殷墟卜辞有一方国“鬼方”,学界一般认为分布在今山西境内,常与商王朝发生战争。

翦伯赞先生曾指出:由于汤伐桀,迫使夏人逃离中原,迁往西北者即为鬼方 νξ。

有学者还认为甲骨卜辞中的“土方”也为商代的夏族。

郭沫若先生根据《诗・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等资料,认为甲骨文的土方就是夏民族 νψ。

胡厚宣先生赞成此说,并进一步指出古文献中“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 νζ。

属于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不仅有文字,而且还有“夏”字的迹象,这是商代之前有夏的实物证据。

考古工作者发现一些属于二里头文化的骨刻符号文字,如偃师二里头遗址Ⅵ区一灰坑中清理出一长条形的骨片(编号H4∶1),上契刻有一条鱼,年代属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 ν{。

有学者根据《说文解字》“鲧,鱼也,从鱼,系声”,认为此骨刻鱼形可能是“鲧”字 ν|。

新密黄寨遗址发现一片属于二里头第二期的卜骨,
上有
两个刻符 ν},其为文字当无疑问,有学者认为前者是会意字,表示用设置机关捕获奔跑中的动物,意为获兽;后者上部从目,下部从又,推断“可能与‘夏’字有关,或可假说为‘夏’字初形” ν∼。

①　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古史辨》第七册上编,
28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陈梦家:《商代
的神话与巫术》,《燕京学报》第20期,1936年;
陈淳、龚辛:《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
《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

②　闫敏:《洛杉矶“夏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英文本
论文译述》,《人文杂志》(台北)1991年第4期;
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
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
日;刘莉:《夏代———二里头关系问题的争论》,
《中国文物报》2008年6月13日。

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16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7年.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七册上编,292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1982年。

⑤⑧
λ}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
海外学术讨论纪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
日。

⑥　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39页,辽宁教育出版
社,1997年。

⑦　王国维:《古史新证》,1～3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年。

⑨　李健民:《陶寺遗址出土的朱书“文”字扁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1年
第1期。

⑩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偃师二里头》,202、304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λϖ　曹定云:《夏代文字求证》,《考古》2004年第12期。

λω　王宜涛:《商县紫荆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陶文》,《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4期。

λξ　陈炜湛:《甲骨文简论》,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λψ　张国硕:《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档案学研究》1999年第2期;《再论甲骨文在商代非档案说》,
《档案学研究》2002年第3期。

λζ µω µ∼葛英会:《夏字形义考》,《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1期。

(下转第55页)
05考古研究
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徐治亚、赵振华:《洛阳东周王城内的古窑址》,《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3期。

⑦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东周王城战国陶窑遗址
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⑧　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一号战国墓发
掘记》,《考古》1959年第12期。

⑨　洛阳博物馆:《河南洛阳出土“繁阳之金”剑》,
《考古》1980第6期。

⑩　刘富良、安亚伟:
《洛阳:从车马坑找到东周王
陵》,《文物天地》2002年第2期。

λϖ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解放路战国陪葬坑发掘
简报》,《考古学报》2002年第3期。

λω　俞凉区:《洛阳东周大型墓地及车马坑群》,《2003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4年。

λξ　程建军、孔尚朴:《风水与建筑》,江西科学技术出
版社,1996年。

λψ　贺业钜:《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中国建筑工业出
版社,1996年。

(责任编辑:李丽娜)
(上接第50页)
λ{ λ| λ∼陈淳、龚辛:
《二里头、夏与中国早期国家研
究》,《复旦学报》2004年第4期。

µυ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257～348页,上海古籍
出版社,2000年。

µϖ　李学勤:《秦公簋年代的再推定》,《中国历史博物
馆馆刊》第13、14辑,文物出版社,1989年。

µξ　王国维:
《古史新证》,4～6页,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年,李学勤:
《郭沫若先生对夏代的研究》,
《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µψ　《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公布了此器的照片、
铭文拓片以及李学勤、
裘锡圭、朱凤瀚、李零等先生的考释文章。

µζ　李学勤:《遂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李学勤文
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江林昌等:《证认夏代始祖大禹》,《寻根》2003年第4期;余世诚:《国宝“遂公”的发现及其史学价值》,《中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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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陈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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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

µ|　徐锡台:《殷墟卜辞中
字考》,《人文杂志》(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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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　詹鄞鑫:《华夏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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νυ　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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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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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考古发现看洛阳东周王城的城市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