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与中国的响应对策

全球低碳经济潮流与中国的响应对策（上）2010-5-13摘要：基于对目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及其共同根源的分析，作者认为低碳经济成为破解这一双重危机的必然选择，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推动全球形成低碳经济发展潮流。

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在近期表现为绿色复苏，从长期而言，将推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具体表现为激烈的国际政治、经济、技术、贸易、金融竞争。

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对中国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既是对中国现状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的发展机遇。

通过对中国、美国、欧盟与日本的低碳经济进行比较研究，作者提出中国应走有中国特色的低碳发展道路，并分别从国家、企业与社会公众层面提出了中国应对全球低碳经济潮流的发展对策。

关键词：全球低碳经济潮流，绿色新政，低碳发展，经济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推动下，世界范围内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发展低碳能源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优化能源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和低碳社会消费模式，并将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气候之间关系的根本途径。

世界低碳经济的发展潮流也在引发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的竞争，先进低碳能源技术也正在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和技术竞争的前沿和重点，成为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标志。

中国要深刻认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世界向低碳经济转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顺应世界潮流，打造未来的综合竞争能力。

一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推动了全球低碳经济潮流目前，全球面临着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危机的双重冲击。

一方面，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减缓或出现负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08年11月继续下调对世界经济2009年的预期。

2009年七大工业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都将收缩，其中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增长率分别为-0.7%、-0.5%和-0.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长率也被调低至5.1%，中国的GDP增长率为8.5%。

进入2009年，全球贸易量在十年以来随着全球人均收入萎缩第一次下降，全球失业人数可能相对2007年基准增加1800万—5100万人。

另一方面，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以寻求复苏经济，因此，未来的世界经济复苏可能再度沿袭化石燃料的高消费路径，这将加剧全球气候变化危机。

国际能源署发出警告，若不改变现有的基于化石燃料的经济发展模式，温室气体大气浓度到本世纪末将相对目前加倍，这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提高6摄氏度。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olas Stern）主持完成的评估报告在全世界首次给出了以美元为单位的全球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评估，声称：若温升5-6摄氏度，世界将损失全球GDP的5%-10%，贫穷国家的损失将超过GDP的10%。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于2007年公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该报告面向各国决策者，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提供科学依据，对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起到了最主要的推动作用。

该报告指出，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人类活动已引起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其中在1970年至2004年期间增加了70%。

二氧化碳是最重要的人为温室气体，其排放于同期增加了大约80%，其浓度增加主要是由于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所造成的。

低碳经济成为破解经济危机与气候变化危机的必然选择。

表面上，经济危机与气候危机有着各自的原因并沿着不同的方向在发展，但本质上相互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9年3月发布《全球绿色新政》报告，对多重危机的共同根源有更新的见解，即大量资本的错误配置，过度地将有限的资本配置到化石能源、结构化的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方面，而在可再生能源、能效、公共交通、可持续农业、土地及水资源方面投入较少。

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推动全球形成低碳经济潮流。

目前，以欧盟、美国、日本等为代表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积极应对，纷纷提出了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或行动计划。

欧盟将低碳经济视为“新的工业革命”，围绕欧洲建设的三个支柱（政治愿望、目标共识和制度框架）形成了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并以此来协调各成员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首先，欧盟把低碳经济作为未来发展方向，即一场人为的以转变能源消费模式和习惯为主的观念革命。

其次，统一认识，以协调各成员国限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立场和步调。

最后，效仿美国20世纪90年代抓住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机遇的模式，于2007年1月通过了《能源—气候变化一揽子政策》，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三个20%的目标，即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20%，可再生能源比重提高到20%，通过提高能效，使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一次能源的消费量减少20%，该政策旨在“把欧洲改造成高能效、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经济，催生一个新的工业革命”。

此外，欧盟议会通过《未来源自今天——关于欧盟未来气候变化集合政策的建议》确立了有条件的长期目标，若在2012年后达成新的全球协议，欧盟到205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至少减少80%。

日本将低碳经济视为整体创新要素，因此提出“低碳社会”的概念，寻求建设在低碳排放、气候安定条件下的富裕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2007年5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出，将低碳社会作为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6月，日本内阁通过了《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正式将低碳社会作为2050年的重点发展目标。

2008年6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提出了“福田蓝图”，确立了日本减排的长期目标，即在2050年使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削减目前的60%—80%；同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低碳社会行动计划”。

2009年6月10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宣布，日本到202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中期目标为在2005年的水平上削减15%，即比基准年1990年减排8%。

鸠山由纪夫当选日本首相后，于2009年9月下旬宣布了2020年比1990年减排25%的中期目标，同时强调上述减排目标的前提是必须构筑一个包括世界上所有温室气体“主要排放国”在内的公平有效的国际框架。

美国奥巴马政府将低碳经济视为“经济新进程（a new course for this economy）”。

一方面，提出新的气候变化战略。

2009年2月26日，奥巴马签署并发表了“美国中期财政预测”和“2010年会计年度预算基本方针”，描绘了美国气候战略的政策框架，给美国低碳经济添加了具体内涵：明确中长期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减排14%，到2050年减排83%；设定美国的基准年，强调以2005年为基准年；设定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上限，决定2012年正式引入“限额与交易”体系，排放配额采取拍卖的方式。

另一方面，力推新能源政策，吸引产业资本流入，寻求新能源技术突破，在中期推动向低碳经济转型。

未来十年将投入1500亿美元开展新能源研发与示范，并为相关公司提供税务优惠；发展清洁能源，大幅减少对中东和委内瑞拉石油的依赖；计划到2012年，美国发电量的10%将来自可再生能源等。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奥巴马新政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一是“攘外必先安内”的谈判路线造成的不确定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之后，摈弃了克林顿和戈尔先签署国际减排条约并以此作为杠杆来撬动国内气候政策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路线，希望先在国内形成法案再以此为基础参与国际谈判。

白宫在2009年11月25日宣布，美国将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承诺2020年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17%。

事实上，这一数字与美国众议院2009年6月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一致，但不及参议院有关法案中提出的20%的减排幅度，而参议院的气候立法工作被一再推迟。

二是“以保护气候变化之名而行国内贸易保护之实”给国内政策造成的不确定性。

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优先考虑国内利益，美国众议院通过的《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中包含的“碳关税”条款规定，到2020年，美国有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实施碳减排限额的国家进行贸易限制，即征收“碳关税”。

而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问题，需要寻求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义的贸易附加条款必将给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

二“绿色复苏”为主导的全球低碳经济潮流将推动新的全球竞争格局全球低碳经济潮流立足于将全球变暖问题和经济不景气问题合并解决，推出促进包含气候变化的公共投资和财政刺激政策。

2008年7月，英国倡导“绿色新政”，以复苏需求、创造就业机会，并加速低碳经济转型。

美国、欧盟及日本都各自提出了以振兴经济、应对气候变化为导向的绿色复苏计划，这已逐渐勾画出“绿色新政”的轮廓。

由表1可见，2008年11月，欧盟提出了《欧洲经济复苏计划》，其中的“绿色”投资为228亿欧元，占2008年欧盟GDP的0.1%。

奥巴马就任前后，美国国会陆续通过了《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和《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其中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金额合计为1122亿美元，占2008年美国GDP的0.8%。

2009年4月9日，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提出以“引领世界二氧化碳低排放革命”作为首要支柱的日本经济长远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与社会系统改革来创建低碳排放社会，绿色投资金额为124亿美元，占2008年日本GDP的0.3%。

中国也提出了包含节能与环境等投资的经济刺激计划。

2008年9月，中国出台了两年期4万亿元人民币（5860亿美元）经济刺激计划，其中直接投向自主创新、结构调整、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的资金合计占到了总投资的近15%。

根据香港汇丰银行（HSBC）的研究，中国采取了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绿色投资，绿色资金规模为2213亿美元，占中国4万亿元财政刺激的37.8%，占2008年中国GDP的4.8%，远远高于美国、欧盟与日本的该数据（见表1）。

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Grantham）认为绿色投资应当占财政刺激的20%较为合适，联合国绿色经济行动措施的研究要求二十国集团（G20）各成员国应当在今后两年支出1%的GDP用于应对气候变化投资以复苏经济。

因此，从规模而言，中国充分体现了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研究表明，主要经济体的绿色新政能够复苏经济、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绿色能源行动措施使得每投资10亿美元，每年取得4.5亿美元的节能效果，每年创造3万个就业机会，相对于传统财政刺激能够多创造20%的就业机会。

中国町再生能源部门所创造产值接近170亿美元，已提供近10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一步加大对可再生能源与其他清洁技术的投资力度，能够推动新经济增长、扩大出口、创造就业机会。

欧盟采取即时的大规模方案，推动欧盟的节能与可再生能源供应，可新增100万-200万个全职就业机会。

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密切合作，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09年2月召开的第25届理事会上郑重地提出了“全球绿色新政”的倡议，其内容由“3—3—2”要素构成：首先是3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