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美元

欧洲美元，是一种“治外货币”。

所谓“治外”，指的是这种在银行体系中的美元业务既不受美元的发行者——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管理和美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督，也不受银行所在国的中央银行和监督机构的管理。

这里的“欧洲”一词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欧洲大陆，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因为第一笔“治外美元”出现在欧洲，所以习惯上就将后来所有的治外货币，都加上“欧洲”作定语以示区别，而不管这些货币在不在欧洲。

说战争造就了体外循环的欧洲美元一点都不过分。

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金融创新的出现和发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紧张的国际局势有着直接的联系。

人们公认，第一笔欧洲美元存款是苏联人创造的。

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结束了美国政府对中国所持的“待尘埃落定”的观望态度。

美国政府在朝鲜战争期间冻结了中国政府在美国的全部资产和存款。

此举引发了同样将美元存款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中的苏联的不安。

苏联政府担心，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紧张，不管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爆发，美国都很有可能像对待中国那样冻结苏联政府在美国的存款。

这样，
苏联的国际支付将陷入困境。

再说，即使从常识出发，将自己的钱包交给敌人管理，也是相当不明智的。

苏联政府的对策是将其在纽约美国商业银行中的存款提出，分别转入了位于伦敦的莫斯科人民银行和位于巴黎的北欧商业银行的户头。

这两家银行是沙俄时代建立的俄资银行，在十月革命后，实际上被苏维埃政权控制。

苏联人的考虑是，由于这两家银行分别在英国和法国注册，因此从理论上来说它们就不是苏联银行，而是英国银行和法国银行。

苏联政府在它们的存款，也就成了英国和法国的银行资产。

美国人可以冻结苏联政府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却不能冻结英国和法国商业银行在美国银行中的资产。

当然，在现实中这种做法的有效性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如果局势已经恶化到了需要冻结对方资产的地步，那么战争也就不远了。

人们很难想象，在那样的情况下，作为美国人亲密盟友的英国和法国不会自己采取行动冻结苏联人在本国银行中的资产。

尽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德国的商业银行都曾经出现过美元存款，甚至战后的意大利也曾经有商业银行短时期的经营过美元的存贷业务，但都没有成什么气候。

因此不管怎么说，苏联政府的这次“自作聪
明的活动”毕竟造就了第一笔在美国境外的外国商业银行中大额美元存款。

在此之前，外国人，包括各国政府，持有的美元账户实际上都是存在于美国的商业银行中的存款。

因为人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随时利用这些美元进行交易，而不必担心可能出现的外汇管制。

而美国以外的银行由于很难吸收美元存款，通常也无法涉足能够产生收益美元贷款项目，这样一来，他们自然没有兴趣从事美元存款业务了。

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商业银行自己持有的美元资产也是以在美国同行中的存款形式存在的。

它们持有这些存款的主要目的是在外汇市场上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并不是发放美元贷款。

况且，这些美元的来源主要是出口结汇，而不是存款。

实际上，虽然苏联和尾随其后的卫星国提供了最初的大额美元境外存款，但是创造欧洲美元的殊荣却并不能落到它们的头上，理由是这些美元存款并没有被用来从事贷款业务，而是静悄悄的躺在这两家商业银行的存款账户上。

在莫斯科控制下的这两家商业银行的主要任务是像保险柜一样确保苏联政府财产的安全，以及随时动用这些财产的权利，而不是盈利。

这就决定了，这些境外美元不能被用于存在巨大风险的“信
贷”领域。

因此，说欧洲美元是苏联创造的言论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误解。

真正创造欧洲美元，并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治外货币市场”的是精明的英国人。

问题还得从第二次中东战争说起。

1956年，英国和法国由于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于是伙同以色列对这个国家进行了武装侵略。

此举大大出乎了美国的意料，艾森豪威尔总统反复劝说英国放弃军事行动，但没有结果；而另一方面，自视为埃及保护人的苏联政府则发出最后通牒威胁如果军事行动不停止，将使用“现代毁灭性武器”对英、法、以进行报复。

战争直接导致苏伊士运河关闭，通往欧洲的输油管道被破坏，而整个世界也处在了毁灭的边缘。

在英国、法国利用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拒绝了美国的调停后，外汇市场上英镑对美元的平价1英镑=2.772美元，受到了强大的贬值压力。

英格兰银行维持英镑不贬值的努力，受到了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内的市场的“破坏”。

人们纷纷抛售英镑。

而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的美国，则一方面直接通过联邦储备委员会在外汇市场上抛售英镑，另一方面则利用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的特殊地位阻挠英国人向该组织紧急借款。

在外汇储备即将耗尽之前，为了维护“英镑”的体面，英格兰银行被迫宣布禁止英国银行向外国人发放英镑贷款。

英格兰银行的如意算盘是，英镑之所以会在外汇市场上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无非是因为对英镑不信任的外国人手中持有大量的英镑并打算将他们抛出以换取美元。

只要外国人能够通过英国银行源源不断的获得英镑贷款，英格兰银行用有限的美元储备捍卫英镑汇率的企图就不会成功。

因此，如果能够从银行贷款的源头杜绝外国人获得英镑，那么在外汇市场上对于英镑的围攻就会不攻自破。

英格兰银行的禁令虽数无奈之举，但是却一下子把许多依靠向外国客户的贸易提供贷款的英国银行逼进了死胡同。

二次大战后的英镑虽早已如落日残阳般风光不再，但是由于庞大的殖民帝国——以英联邦的形式继续存在，因此英镑仍然在这个范围内作为标准的支付工具和计价货币被广泛使用。

离开了英国银行发放的英镑贷款，许多英联邦国家之间的贸易就难以进行；而如果这个业务被禁止涉足，那么许多依靠将这类贷款业务作为经营支柱的英国商人银行就会丧失最基本的收入来源。

然而，正如一位经典作家指出的那样，一旦实践有了需要，它就能比十所大学更能够推动科学的进步。

在金融领域也是这样。

走投无路的英国商人银行迅速的找到了“出路”——吸收美元存款，并且利用这些存款为老客户们提供美元贷款。

如果客户非要英镑不可，那么他还可以利用这些美元到外汇市场上兑换英镑。

英格兰银行禁止人们向外国人发放英镑贷款；但却没有，也无法禁止人们发放美元贷款。

而且，英格兰银行似乎也乐于见到原先那些持有英镑要求兑换美元的人们，现在改用美元兑换英镑。

因此，在经过了短暂的踌躇之后，英国商人银行的这项发明得到了英格兰银行的默许。

欧洲美元业务在此之后迅速的形成了一个有利可图的大市场。

因为很快，人们又进一步发现了这个市场存在着一些传统的货币市场所没有的优点：首先是不用向任何人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

因为经营地点不在美国，因此无需就吸收的美元存款向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同时由于银行单立账目的美元存款负债不会影响英镑存款的安全，英格兰银行也无权要求商人银行就并非由其发行的货币的存款缴纳准备金。

这样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理论上说，
银行可以把吸收到的全部存款都用于放贷；实际上也可以大大提高银行的资金利用效率。

这当然非常有助于降低银行的经营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银行自然有能力提供比必须缴纳存款准备金的美国银行更高的存款利率和更低的贷款利率。

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在美国本土以外经营美元业务的英国银行，不受美国联邦储备条例中Q条例的利率限制。

根据Q条例，美国银行对于可以开立支票存款的活期存款不支付利息，而对于储蓄存款支付的利息最高也不得超过6%。

这样一来，对于外国存款人而言，选择纽约的美国银行作为开户银行的吸引力也就大大下降了。

英国人吃了螃蟹，但是，真正对于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力量则还是来自美国内部的金融市场。

1963年7月18日，为了缓解大量的美元外流对于美国国际收支，特别是对于美元汇率以及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约翰·肯尼迪总统提出对于购买外国债券的美国人征收“利息平衡税”。

肯尼迪政府希望通过这个加大外国人借款成本的办法，来限制美国人自己将更多的美元拱手让给外国人以谋取大大高于美国市场收益的热情。

这个天真的念头实际上于当年
英格兰银行的无奈之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联邦政府和联邦储备都幻想这样一来，外国人就难以用借来的货币对美元与黄金之间摇摇欲坠的“双挂钩”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了。

在肯尼迪遇刺之后上台的林登·约翰逊总统，196 5年2月又抛出了“自愿信贷控制计划”。

根据这个“自愿”计划，征收利息平衡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美国银行发放给外国人的1～3年期贷款，并且限制美国银行对于向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美国籍跨国公司的融资额度。

1968年1月1日，当这些规定由“自愿”变成法律强制之后，不单是外国人，而且就连美国企业也感到在美国借款从事跨国投资的“痛苦”了。

人们开始转向美国以外的美元市场——这里不受利息平衡税的限制，又没有借款的定额限制，而且还能够提供比美国更低的贷款利率。

如果说1960年代美国政府的资本管制为欧洲美
元市场的资金提供了出路的话，那么1966年以后美国出现的“脱媒”现象则打开了欧洲美元市场资金供给的闸门。

我们知道，由于限制利率的Q条款的存在，美国银行在利用利率确保资金供应方面的手段是十分有限的。

从1966年开始，由于通货膨胀和紧缩银根，
美国的市场利率开始攀升，以至于市场利率超过了Q 条款对于储蓄存款6%的限制，而美国银行却无法相应提高利率。

于是不甘心当冤大头的储户们开始自己采取行动：提取储蓄存款，购买利率不受限制的国库券和商业票据。

美国银行长期以来稳定的资金来源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当一部分人想方设法的将存款转入美国以外的银行去寻求更高的存款利率时，美国银行界自己也开始对欧洲美元这个古怪的市场产生了强烈兴趣。

1968年，当令人讨厌的“脱媒”现象再度来临的时候，不堪痛楚的美国银行终于大举加入到了欧洲银行市场。

他们开始大规模的利用设在海外，特别是设在欧洲的分行吸收美元存款，分行再把美元存款贷给美国的总行，以此来解决美国国内的银行资金来源枯竭。

由于这些分行设在美国以外，吸收的又是外国人的存款，所以尽管它们在理论上属于美国银行，但是却可以既不向联邦储备委员会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又不必遵守Q条款对于利率的规定。

在找到了这把金钥匙之后，聪明的美国银行又进一步发现，如果到一些通讯便利而又风光宜人的小岛上开设分行，经营成本，特别是注册资本，甚至要比在熙熙攘攘的伦敦开
设昂贵的分行低廉得多。

在很多情况下，开设一家分行只要一张办公桌，一条电话线、一部传真机就足够了。

事实上就连账本，这些分行都是在纽约另行管理。

这个发现，直接导致了在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百慕大群岛、巴林、新加坡的大批离岸金融设施的建立。

这些金融机构只经营像美元这样的外国货币，而不涉足当地货币的经营。

样理论上就不会对当地的金融安全构成威胁。

而且它们的到来，又能够为当地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带来诱人的收入。

故而当地政府对这些机构是很欢迎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些地方的金融监管当局力量非常薄弱，他们除了发放牌照、收取费用以外，无力也没有兴趣对于外国银行的分行进行像在纽约、伦敦那样的大金融中心的严密监管。

因此，在这些世外桃源，许多原本受到严格限制，甚至禁止的活动都可以堂而皇之的合法进行。

于是乎，离岸金融活动在这些地方如雨后春笋般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当你知道在巴林这样一个不久之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弹丸小岛，居然在几
乎一夜之间就冒出了数百家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大概就一点都不会感到奇怪了。

当然，绝对不受管制的可能是不存在的。

欧洲美元同样存在“国家风险”——吸收欧洲美元的银行所在国强行限制欧洲美元的流动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特别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金融灾难爆发之前，被广为流传的例子是1983年10月菲律宾政府下令限制菲律宾银行，包括在菲律宾展业的外国银行中的外币资金流动。

此举导致像花旗银行菲律宾分行中的数亿美元的欧洲美元存款遭到冻结。

那些满心以为能够自由支取不受管制的美元存款的客户，却发现银行无法兑现承诺。

结果，愤怒的客户只得诉诸法律，当然被拖上公堂的是花旗银行，而不是菲律宾政府。

实际上，欧洲美元并不是完全不受所在国当局管制的货币。

1982年发生在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战争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战争期间，怒不可遏的英国人不但冻结了阿根廷政府在英国的财产，而且想方设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这个南美国家在欧洲银行市场的存款也遭到了冻结，当然首当其冲的就是存在于伦敦的商业银行，不管是英国的还是外国的商业银行中的阿
根廷存款。

而在今天，以反犯罪，特别是反洗钱、反毒品、反恐怖主义为理由对于存在于欧洲货币市场的“脏钱”采取国际行动也已经不是不可能的了。

很显然，欧洲美元并不是一个能够完全置身事外的世外桃源。

欧洲美元市场发展的黄金时期是在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的1970年代。

在1973年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赎罪日战争”爆发后，在阿拉伯产油国家中，利用“石油武器”与以色列和她的西方支持者进行斗争的运动甚嚣尘上。

继1973年10月16日，六个主要的波斯湾产油国决定将石油价格由每桶3.00 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9美元之后，1974年1月1日油价又进一步上升到了每桶11.651美元；1979年的伊朗革命胜利后，石油价格干脆在1981年底上升到了不像话的高度——每桶34美元。

此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仅仅在1974年～197 8年间就使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产生了大约1800亿美元的盈余。

那么这么多的资金应该被存放于何处呢？考虑到曾经对美国实施的石油禁运和美国在这场危机中所承受的巨额“损失”，纽约的美国商业银行显然不是理
想的选择。

暴富的海湾国家当然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存款账户被冻结的厄运落到自己的头上。

当然，1979年后伊朗的命运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忧虑绝非杞人忧天——在发生了对美国不够友好的“伊斯兰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下令冻结伊朗在美国的一切财产。

欧佩克国家持有大量美元，而他们需要的又是一个不受美元的发行国——美国政府管制，并且最好也不受其他国家管制的银行来存放他们的财产。

欧洲美元市场恰恰是这样一个地方。

于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在1974年～1978年间，至少有640亿美元的净存款涌入这个市场。

石油危机在为欧洲美元市场提供了资金源泉的同时，也在为这个市场创造借款人。

这主要是由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产油国，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应付突如其来的石油价格暴涨。

这些国家不得不开始大量借入美元，由于饱受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逆差之苦的美国有针对外国人的“利息平衡税”，同时又在紧缩银根，因此利率较低的欧洲美元市场便成了这些囊中羞涩的发展中国家的理想之选——这里有充足的美元，而且利率低得可爱：1974年～1978年间，被认为是欧洲美元基准利率的6个月的美元伦敦同业拆借利率平
均是8.3%，而美元的通货膨胀率大约是8%，因此实际利率大约仅为微不足道的0.3%。

许多国家开始变得过度依赖欧洲美元了。

然而，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的急剧膨胀，1970年代末，在那些没有将欧洲美元有效利用的国家，面对随着美元急剧上升的通货膨胀率而水涨船高的利率负担，开始感到力不从心了。

危机终于在1982年爆发了出来——三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债务国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宣布无力偿还到期的外债。

尽管这次旷日持久的危机对那些发放美元的银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是整个欧洲美元市场却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相反，欧洲美元市场变得更加成熟了，像票据发行便利、互换协议、远期利率协定这些层出不穷的“新发明”大大提高了整个市场的活跃程度。

而欧洲美元市场也派生出了同样不受发行国管制，也不受银行注册国管制的欧洲马克、欧洲日元、欧洲英镑、欧洲法郎、甚至欧洲沙特里亚尔市场。

在198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最重要的发明是198 1年在美国本土诞生的“欧洲美元”。

1981年12月3日，不甘肥水流入外人田的美国银行，终于说服国会和美国政府同意在美国本土设置“国际银行设施”—
—允许在美国境内的美国银行和外国银行经营不缴纳存款准备金，并且不对利率进行限制的欧洲美元的业务。

同时也允许分行将通过“国际银行设施”吸收的欧洲美元转贷给总行使用。

尽管这个法案对于存款人的国籍和存款条件、甚至存款期限有着不受欢迎的限制，但是它毕竟在我们习惯的以地理为界限的欧洲美元的定义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此时的“欧洲美元”已经不能被简单的定义为“存在于美国以外的银行体系中的美元”，而必须修改为“不受发行国当局管理的美元存款，而不管其在美国境内还是在美国境外”。

欧洲美元的诞生如果从1956年算起，到20世纪结束不过半个世纪的时间，然而毫不夸张的说，这个当初的无奈之举已经成为了今日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可缺少的支柱。

因为没有存款准备金的限制，所以这个游离于美国管理当局之外的市场有着比在美国境内的美国银行体系强得多的多的存款货币创造能力。

实际上，这个不受美国控制的市场的存在，恰恰帮助美元取得了事实上的国际货币霸主的地位，因为自从欧洲美元诞生之后，不管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如何，欧洲美元市场都能够独自为日益扩大的国际经贸往来提供足够多的“通货”和支付手段。

而且，也正是由于欧
洲美元在美国境外的“体外循环”，导致这个国家在也无需担心巨额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会成为冲毁物价稳定那道脆弱堤坝的洪水猛兽。

今天美元已经成了无法取代的货币，这不单单是由于美国的国力强盛，可能更主要的是由于美元在国际市场和各国的巨大存量。

欧洲美元对美元的“推广作用”，就像不受微软公司控制的盗版软件市场对于以视窗为代表的微软标准霸权的贡献一样。

这恐怕是当初发现这个市场的人们和美国人自己所始料不及的。

看来要是有一天“欧洲人民币”大行其道，我们也大可不必大惊小怪，很有可能那正是中国经济“春天”的开始。

或许历史就是这样被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