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行为的社会病理分析

越轨行为的社会病理分析
唐宇司汉武
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往往伴随着阵痛和代价，会导致社会矛盾、冲突和问题在短期内集中爆发。

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社会失范现象频发，使得病态社会现象纷纷呈现。

如果社会运行的任一机制出现问题，便会造成越轨行为的发生。

社会运行中存在个体的越轨行为是可以调节矫正的，但由病态社会引起的大量越轨行为如市场经济秩序混乱、企业缺少诚信、贪污腐败严重等是难以调节的，成为社会病态现象。

重视越轨行为并对其进行社会病理角度分析具有重大意义。

一、越轨行为
越轨行为从社会学意义上考察,是指超越既有社会规范和组织规则的行为，即社会成员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

不同的理论流派从不同角度解释了越轨行为的定义及其产生的原因，但都从越轨者个体行为出发，研究其行为模式。

根据默顿的失范理论，当社会成员达到目标的手段和社会目标不一致时会产生越轨行为。

本文根据社会结构与行为类型的关系对越轨行为与非越轨行为进行区分，社会成员采用社会所认可的手段来达到社会所赞许的目标为非越轨行为，而采取非法手段或拒绝接受文化目标的创新行为、仪式主义、退却主义、反抗为越轨行为。

结合行为发生的时刻和背景，本文认为越轨是指人们违反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背景下所公认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念的行为,一般情况下该行为会受到当时主流价值观评判体系的否定性评价。

因此，下文中涉及到的越轨行为均为背离性越轨，不包括采取合法手段达到目标的创新行为。

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依赖于社会各个运行机制的良好运转与协作，社会患病意味着社会运行机制某一关键环节出现漏洞。

因此，笔者从社会运行机制来突破研究思路，探讨越轨行为的社会病理机制。

二、越轨行为的社会病理机制
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讲，病理学是研究人体疾病发生的原因、发生机制、发展规律以及疾病过程中机体的形态结构、功能代谢变化和病变转归的一门基础医学科学。

人体的八大系统须共同协作，才能保持个体的健康和生长。

如果内在机体存在致病因子或者外在环境有“感染源”，人体则会发生疾病。

从宏观来看，整个生态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如果其中某一功能出现障碍，则会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

同理，社会有机体的各个运行机制若存在缺陷或者受到外界消极因素的影响，社会成员则会发生越轨行为。

社会病理学的分析框架为研究越轨行为提供了系统性的依据。

生物有机体发生疾病是因为其中的某一系统运作不良或系统间协调不畅，如人体正常生长起协同作用的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免疫系统等八大系统，如果发生新陈代谢紊乱、免疫系统功能缺失，则会导致人体产生疾病。

同理，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依赖于社会各个运行机制的良好运转与协作。

社会运行的动力系统、调节系统、控制系统等协调运转，才能保证社会良性发展。

越轨行为发生的社会病理机制不是单一作用的，越轨行为是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其所具备的心理、生理条件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且，越轨行为一旦表现出来，反过来对于社会和个体又会产生影响，导致新的越轨行为的出现。

社会条件、个体条件、越轨行为这三者之间处于动态的相互作用中。

本文研究社会运行机制的病变与障碍是如何引起越轨行为，以及越轨行为又如何影响各个社会运行系统运转。

1、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的矛盾
个人理性是指个体作为社会共同体的微观主体，其理性追求是谋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经济把每个个体都卷入社会的利益网络之中，使其关注自我利益的实现和影响其利益实现的社会因素。

公共理性是“体制内的公共利益表达和合法谋取”（王洪树 2007）。

社会成员既有维护提升集体利益的公共理性追求，又有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追求。

这样，个人理性和公共理性就可能发生冲突，出现紧张对抗状态。

极端追求个人利益的群体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越轨行为。

当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会面临两个选择：“我得这么做”和“我应该那样做”。

处理好“私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二者的关系，就能在实践层面上处理好当下与未来、经济发展与生态优化、物质丰富与精神升华、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等诸种关系。

如果两个选择是相悖的，那么就会发生越轨行为：本应那么做却选择这么做。

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转型与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常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

面对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冲突时有两种可能的困境：一种是长期利益与短期效益的选择，一种是群众需要与个人需要的选择。

为了实现盈利最大化，企业要节约废料污水处理成本，在相关的审批手续上会有所规避。

如果这样的企业投入生产经营，就会发生“竭泽而渔式开发”、“污染保护式”等环境短视行为。

而对于全社会和全人类来说，应充分做好污水处理，保护环境，但同时就会增加企业成本。

前者为个人理性，实现效益最大化，但是会损坏全人类长期利益；后者为公共理性，实现道德最优化，但是会增加政府运作和企业运行成本。

云南“先用几个亿建，再花几个亿拆”的文化长廊、安徽年耗300万公共财政的豪华宫灯，甚至还有裸露山体刷绿漆充当植被的荒诞“政绩”，这些为了追求短期效益的“面子工程”既浪费了公共资源，又破坏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权威形象，并没有为群众谋得福利。

2、职业道德感丧失
迪尔凯姆提出社会分工与整合理论，以职业群体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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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团结，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其背景与当今中国社会极为相似——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解组、道德失范，越轨行为时有发生，社会规范和制度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减弱、社会凝聚力降低。

这种无序的状态下，只有每一群体遵守严格的职业分工的秩序——教师教书育人、商人为商盈利、警察治安维稳——才能形成稳定的职业体系，才能使社会生产各个环节有序，形成有机团结的社会。

可是存在许多职业群体越轨，在市场化改革的浪潮中，迷失自己的本质工作，“在其位，不谋其政”，而过分注重谋取个人利益。

李强教授曾在2000年用职业声望调查的数据证明，在社会评价相对最为稳定的职业声望的评价上，中国人也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和冲突。

比如，连传统上相当受尊重的社会职业群体，律师、医生、教授也成为社会批评的对象，可见社会职业群体的声望危机。

要达到和谐社会有两个基本准则：一是对于社会基本事物之涵义有一致的认识，一是社会群体奋斗目标的基本一致。

前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任务，而后者强调社会目标的一致性，也是中国社会薄弱的环节。

职业道德滑坡，瓦解法律规范体系；职业技术缺少认证，在国际竞争中缺乏竞争力；职业荣誉感和敬业精神不足；全社会追求“官本位”，等级观念严重。

社会目标缺乏一致性，就无法将社会运行的整合机制有效运转起来。

3、监察系统缺漏
当社会混乱程度超出社会控制范围，社会则会进入病态状态。

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学家E.A.罗斯提出“社会控制”，是指社会对人的动物本性的控制，限制人们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行为。

社会控制机制依靠外部控制和内部自控，形成一个完善的监察系统，包括政治体制、司法体制、舆论监督三大方面。

政治体制的监察是强有力的。

统治阶级通过建立行政体系，设置各级政府和委任政府来实现对内的管理，并凭借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专政工具来对破坏国家利益、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进行制裁。

因此，政权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

但是政党合作及监督体制仍无法杜绝党内贪污腐败。

社会发展需要理性的制度支持，应尽可能地统筹兼顾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理想，不应为了所谓的集体意识扼杀成员对于生存、生活的自主性和选择性。

舆论监督具有辩证性。

公共舆论监督能充分表达社会民众的意见，本应发挥着重要的制约和监督功能。

社会舆论可以产生两种控制效果，当它代表社会正义时是一种正确意见，有积极的社会控制作用。

电视台的舆论监督节目、各报纸的舆论监督专栏、网络的舆论监督等多种形式不断曝光各种越轨和犯罪行为。

但是，社会舆论未必总能对社会现象给予正确评价，当观众缺乏客观认知时，一边倒的舆论可能成为伤害其他人的利器，产生消极控制作用。

然而，电视台、报纸等公共舆论有时会为谋求政治支持获得合法性力量而受到金钱和权力的诱惑和干扰，未必完全反映民意；网络传播有时会以病态的方式迅速传播，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形成网络暴力。

4、社会免疫系统薄弱
生物有机体存在其自身的免疫系统，起到免疫监视、防御、调控的作用，当病毒突破免疫系统这一防线时，生物有机体会发生疾病。

免疫系统的基本功能具有免疫防御、免疫监视及维持有机体稳定三方面。

同样地，社会有机体也存在社会免疫系统，包括道德文化和法律制度两大方面，起到预防社会问题发生、维持社会有机体协调运转的重要作用。

法律和纪律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法律以国家规定的形式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最严厉、最权威、最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纪律是国家机关或社会组织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准则，是他们用来指导和约束自己的成员，具有一定的约束性和一定程度的强制性。

但是公检法司人员不乏以权谋私者或过度执法者。

“雷洋”案中警务人员的执法不当行为致使当事人死亡。

人民警察本代表法律行使国家的管理职能，维护社会平安稳定的保障者。

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和权力的强制性和被服从性，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过程中，易发生权力运用的不平等和强制现象。

道德、宗教和习俗等文化手段作用具有局限性。

道德靠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来促使人们自觉遵守社会的行为规范。

宗教通过教育和制裁两种手段来约束和控制其信徒的活动。

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宗教发挥着极强的控制作用。

而在现代国家，随着宗教世俗化，其控制力在逐渐减弱。

习俗对人们的行为有指导和约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控制作用。

多数败德行为即是突破了道德文化最后的免疫防线，任由越轨群体的亚文化侵蚀，丧失道德底线。

三、扭转和消除越轨行为的途径
通过对越轨行为的社会动力机制、整合机制和控制机制的研究，要保障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运行，消除社会病态现象的影响。

治疗越轨行为这一病态现象，不仅要从源头上揪出“病根”，纠正发展观念；而且还要在过程中积极“治疗”，用共同信仰和价值目标凝聚社会力量，为越轨行为做好监督和预警。

首先，严格划分公私领域。

最重要的是确立权力的公共属性，明确划分权力执行的边界。

关键在于法治约束和道德教化，即德治与法治并举，常治与长治相结合。

其次，建立健全权力约束机制。

针对权力越轨行为，对权力进行约束是最基本的措施。

第三，加强和完善新闻舆论监督。

理性的监督使得越轨者在有越轨意图之前放弃侥幸心理，对越轨行为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最后，要抑制越轨行为的动机，消除越轨者的直接心理动力。

营造预防越轨者行为的家庭氛围。

越轨行为是社会发展中的病态现象，其根源在于社会运行的某一运行机制的缺失或病变。

要保障社会有机体的健康运行，消除社会病态现象的影响，不仅要从源头上揪出“病根”，纠正发展观念；而且还要在过程中积极“治疗”，以职业团体凝聚社会力量；更应做好病后防范，为杜绝越轨行为做好监督和预警，重建社会动力运行机制，加强社会整合机制，健全社会监督体系，用法律手段惩罚越轨、犯罪者，用道德约束和教化未越轨者，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促使社会有机体健康发展。

（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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