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游戏艺术

34（下）2018.11与法兰克福学派等学派及学者将大众日常生活视为逆来顺受、毫无创建的对象不同，米歇尔·德·塞托等法国学者认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是一种带有艺术色彩的创造。

塞托等法国学者在日常生活的碎片中寻找被遮蔽的真相，他们思考的是社会中构成文化的因素。

塞托关注的重点是文化产品的运作，“文化本身并不是信息，而是根据目标和社会关系制定的一系列活动的处理方式。

”[1]335它不是“学者的文化”——塞托认为这是一种被荣耀的光圈所遮蔽了的真相，也不是“大众文化”——这是“御用文人从外部赋予的名称”[2]7。

它是一种日常文化，与规则化、标准化模式下生存的大众文化不同，“日常文化则一再以自己为表面对象，掩饰住了该文化中多种基础的情境、特性和背景。

”[1]336塞托等人关注的是一种匿名作者的创造，这是被边缘化了的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它逃离了权力规则的束缚，在被权力的触须未曾触及的细微空间中，塞托发现了那些巧妙的创造策略与战术。

塞托认为在日常文化中，“秩序被艺术玩弄”[2]12。

一、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创造的群体塞托研究的对象不是作为社会原子的个体，而是社会群体，他肯定了大众在文化消费中的创造性，而不是萧规曹随与其它社会文化学者那样将他们限定在一个被动的接受者位置上。

大众在文化生产系统中没有立足之地，“生产系统……不再为‘消费者’留有任何空间。

”[2]33然而在消费中，存在着一种具有计谋的、四处分散着的另一种生产方式，这些运作的形式多样，它们与细节和机遇相关，渗入生产机构中，在经济秩序强加的产品的使用方式中来显现出自己的创造性。

与文化产品的消费与社会背景和力量密切相关，这使不同背景的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操作空间。

大众消费者的创造实践“轨迹”超出了既定的社会陈述语言规则，他们在生产体系之外“勾勒出了有着其他兴趣和愿望的计谋”[2]38，这种实践“轨迹”是一种改写，它是在“他者”的领域中作为自己创造的场所。

由于消费者的创造“战术”缺乏属于自己专有的领地，因此他们的创造只能以碎片式的方式渗透到“他者”的领域中去，空间的缺乏，使消费者更依赖于时间，他们需要“捕捉”时机。

消费者作为弱势群体，需要运用战术才能克敌制胜，战胜生产体系，获得自己的价值。

匿名沉默的大众日常生活实践在具有特权的技术与哲学话语中找不到位置，在这些话语模式中日常生活实践的意义被遮蔽了。

科学话语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话语，将社会地位与技术话语混淆起来，它的知识无法用来解释日常生活实践中的那些计谋与花招。

维特根斯坦通过对语言的研究从而使日常生活实践中那些无法言说（sagen）却表现（zeigen）出来的发明被揭示出来，“语言的真相确定了历史的真实性，超越了我们并将我们包裹在日常的模式之中。

”[2]62维特根斯坦使技术话语操纵的专属地点被普遍性决定，它也是对日常语言的顺应。

塞托在阐释“信教者”从仿效伏都教的圣迹故事中创造出另一个叙述空间时指出，“讲述这门既得语言的方式将它变成了抵制的歌曲”[2]73，“信教者”没有改变圣迹故事本身的清晰性与真实性，而是隐藏在既定秩序中对圣迹故事进行了改编与创造。

这些普通的大众本身没有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展现，他们的创造是通过文本展现出来的。

对文化产品的使用方式形成了对其生产体系的抵制作用，在这种抵制过程中显现出大众花样繁多的“智慧”，它们具有挫败他者——也就是约束大众的体系、规则的——建构的空间的力量。

故事、传说、游戏中提供了大众能够创造的话语空间，“这些故事赋予了伪装/隐瞒以特权。

……确保出生卑微的人在神奇、虚幻的空间中取得胜利。

这个空间保护了弱者的武器，使它们免于既定秩序的真相。

”[2]80那些用以抵制秩序原本被科学理性所消除的计谋、变动在“花招”的作用下被运用到日常语言中，并在文学领域中得以实践。

塞托认为，大众日常文化模式不局大众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游戏艺术文/赵洪涛摘 要：米歇尔·德·塞托等学者从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发现了一种创造，它是大众规避技术、秩序控制的生活艺术，这些创造日常生活的匿名者鲜为人知，在技术话语中没有一席之地，然而我们可以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行走、交往、饮食中发现这些隐微的创造。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善待大众文化，那些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小动作，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关键词：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米歇尔·德·塞托；游戏；艺术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一般课题“清初江南文人基于西湖生活的文艺反思”（XSP17YBZZ043）；2017年度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明清初江南文人生活美学的嬗变研究”（17YBA189）；湖南科技学院文艺学重点学科资助项目研究成果。

35审美视点限于过去、农村、原始人身上，它存在于当代经济中心。

大众在既定秩序中如鱼得水般运用计谋来进行着创造，他们改变着事物的有效秩序。

大众日常文化并非外在于既定秩序外的实体，它就存在于既定秩序中，是对既定秩序的“艺术玩弄”。

二、都市行走：空间创造都市行走者摆脱了既定秩序的监管与排斥，在日常生活中诸如都市行走等微观实践中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并将这些创造性活动渗透到社会监管的网络之中。

这使我们不由自主地想到米歇尔·福柯对于监狱及学校等领域的研究。

福柯从细节中论述了权力的运作机制。

这个研究思路无疑也启发了塞托等人的研究，他们也遵循了从细节处来研究都市行走者对秩序的巧妙回避及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林林总总的技巧方式，“脚步游戏是对空间的加工”[2]174。

这种步行的游戏无法被记录，它的时间性也没有得到体现，唯一表现出来的是作为固定下来的路线。

换言之，其创造性无法被记录捕捉。

都市空间是行走者活动的产物，充满互相冲突的程序，它是被实践的地点。

代表着权力与规则的地点被人们的实践转换成了空间，空间缺少地点那样的“专属”与稳定性，它是变化着的。

梅洛—庞蒂将都市行走者实践的空间与“几何”空间区分开来，他认为前者与存在经验联系在一起。

“地点”与实践“空间”之间的区分是，前者缺乏时间性，它只是一些冷冰冰的物，后者具有时间性，它表现为使物具有历史性。

都市行走者的行走实践构建着一种现时性的关系，它使其他人的活动也能参与进来。

“地点”与实践“空间”二者之间可以转换，即缺乏时间性的地点可以在实践的作用下变成具有历史性的存在，“让没有生命的物品……复活，……属于它们自己的空间”[2]201。

走路行为对城市体系而言，如同陈述行为（speech act）对应于语言或者被陈述之物[2]174。

走路行为包含着适应地形体系、对地点的空间适应过程、位置关系等“陈述”功能。

步行者的“陈述”改变着空间系统，后者是一种秩序，具有限制性，它是规划者与建筑师所安排的空间，类同于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创造的“本义”，这是一种标准。

步行者在空间能指中进行着挑选，或者通过游戏改变着它们的使用方式，或者根据自己的意愿不按部就班于空间能指，而是任意在这些代表着秩序的地点——“一个地点就是一种秩序”[2]199——之间进行组织，建构出新的空间“表达方式”。

都市步行者以两种呼应的修辞在空间能指中进行着创造：“提喻”与“连词省略”，前者是以部分代替整体——比如人们以某一橱窗中的待售自行车来指代街区，后者是取消了地点之间的连续性与因果性——人们会有意忽略某些地点。

这样一来，被行走者实践过的都市空间能指，就形成了新的空间句法，这种句法包含着“夸大的个性与分散的小群岛”，都市空间的连续性与整体性被“具有神话结构的路段取代了”[2]179。

步行者的行走对这些空间秩序进行改造，既使他们显现，又改造着它们，“因为步行过程中的横穿、改道、或者即兴发挥等行为青睐、改变或者抛弃了基本的空间元素。

……步行者将每一个空间能指变成了其他的东西。

”[2]175都市行走使地点这一象征着权力与规则的对象变得缺失，而步行者之间相互交织的行走形成了新的陈述。

由于行走者是“匿名”者，他们的行为不能被都市文本所记录，它们是“反文本”——对既定秩序与能指的背离。

三、都市居住：交往艺术都市生活是一种“共存的艺术”[1]25，人们通过礼仪而互相妥协，放弃自己的无秩序冲动，服从于集体生活。

人们在对共同契约的遵守中获得周围人的“认可”“考虑”，这是日常生活实现的前提。

居住者在都市中的行为成为社会符号网络的一部分，这些社会符号约束着人们在住处与工作、熟悉与陌生、男女性之间的交往关系。

在居住区内，居住者会在周边的地点进行购置日常用品、与邻居打交道等活动，这些交往常常带有事先无法预料的偶然性，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使这种交往保持在社会规范内，换言之，偶然性中暗含着必然性。

这种规范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的平衡，既不能因为“走”得太近而引起彼此之间的尴尬，也不能因为离得太远而疏远邻里之间的关系。

居住区内的规范起着标准化的排斥作用，即那些符合规范的人会得到肯定，而那些不符合规范的“怪人”则会被排除出去。

标准化的结果是确保大家在居住区内和平共存。

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行为与这个价值、行为系统一致，仿佛带着面具扮演某种角色。

也就是说，人的行为是预先被这个系统设定好了的，一旦置身于这个系统中，人们的行为就好像是透明的，其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是可以被解读的，“……这些动作……身体是一块写上了字的黑板——因此是能被解读的”[1]35。

那种标榜自我，违背了中立原则（中庸之道）的特立独行行为是不为居住区所容忍的。

然而，这并非说，人们只能在规则面前马首是瞻，毫无自我，在居住区，违背一般规则的行为可以在私人空间中才能进行。

这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礼仪对居住区的各个角落事无巨细地进行着“审查”，防止居住区无法预料事件的发生，“以礼仪为尺度来衡量一切”[1]38。

这种权力运行的机制非常类似于福柯在《性经验史》中提及的权力模式，按照福柯的描述，在宗教等权力的压制下，性话语不仅没有变得萎缩，反而更丰富了，因为权力不断诱使人们说出潜在的欲望，从而不断使那些隐蔽的内容暴露出来，以达到进一步对人的控制，在这一过程中相生相成的是性话语的不断丰富，“权力机构煽动人们去谈性，并且谈得愈多愈好……性落入了话语的掌握之中”[3]。

都市居住者在遵循规则的同时，也创造自己36（下）2018.11喜好的生活，“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打破了城市机制的限制”[1]30。

比如，人们可以使用双关语来回避礼仪的束缚，一些被认为是不雅的“色情”语言借助于双关语能够得以重见天日，因为性言论常常带有模棱两可性，它无法被准确陈述出来，因而可以获得礼仪的接受。

这种接受也是有条件的，色情的话题是个别进行的，而且要注意语调与表情及对象（孩子、老人面前不允许谈论这些话题)。

这是一种巧妙回避规则的花招，“用计谋战胜礼仪”[1]48这种玩笑在居住区的菜市场中会表现得比较普遍，因为菜市场中的商贩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处在一种复杂社会关系中，难以在礼仪方面做到分毫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