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恼》与《祝福》比较阅读

傅雅飞

内容提要：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与鲁迅的《祝福》进行比较阅读：姚纳和祥林嫂都经历了丧子之痛，都想通过向人讲述来减轻一点悲伤。前者是清醒自觉的自我拯救，后者是不自觉的意识相对模糊的自我拯救；前者最终只能向一匹马讲述悲伤，后者有倾听者，但讲述的结果更为残忍。向别人传达痛苦是艰难的事情。

关键词：讲述自救自觉

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苦恼》与鲁迅的《祝福》放在一起阅读，使人感慨唏嘘万千。

一位彼得堡的马车夫姚纳新近遭遇了丧子之痛。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老马夫连续四次想把这种伤痛诉说给人听，但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军官、寻欢作乐的三个年轻人、看门人和年轻的车夫都匆匆行走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他人的苦恼既无兴趣亦无耐心，更无关心的热情。老马夫最后向自己的马一股脑儿地倾诉了悲伤，马儿“嚼草，听着，闻主人的手”（契诃夫《苦恼》，安徽文艺出版社《契诃夫小说》，1998年版，汝龙译。下同）。小说有个副标题：“我拿我的烦恼去讲给谁听啊？”。

如果说契诃夫表达的是烦恼无处诉说的苦恼，鲁迅则展示悲伤诉说出来之后被践踏的悲哀。无论如何，讲述都是一个困境，向他人讲述痛苦更是一个不分国界、时代的困境。

被痛苦包围，这种痛苦在心里反反复复已经熟读成诵，意识到自己随时可能被痛苦的大海吞噬，于是努力要把痛苦讲出来以求得片言只语的同情和安慰，这实际上是人的一种自救本能。在风雪中，姚纳一边艰难地赶车，一边“好几回转身去看军官”，试图继续关于儿子死了的话题，但“军官老是闭着眼，明明不愿意再听”。三个年轻人取笑姚纳的帽子是彼得堡最糟糕的帽子，姚纳嘻嘻笑着说“这帽子本是不行啦”；三个人一路上不断咒骂他，当听说他儿子死了后，其中一个驼背说“咱们都要死的”；途中驼背还给了他一个“脖儿拐”，他仍然笑着，屈辱地奉承他们“好高兴的几位老爷哟”，然后找到一点讲话的缝隙就诉说“我儿子死了”：他卑躬屈膝地对待所有咒骂侮辱甚至挨打，当然是因为小人物已经习惯这种屈辱，也是为了能有机会向这些陌生人讲述自己的悲伤。当他决心与一个看门人去“攀谈”并被看门人粗鲁地赶走后，他“伛下腰，任凭苦恼来折磨他”，但没过五分钟他就仿佛感到了“锐利的疼痛”，无法忍受，于是不顾一天的劳动成果还不够他和马吃饱，就决定回住处去。但回到住处也没有人愿意听他的讲述，还未开口，起来喝水的年轻人就睡着了。在整个过程中，姚纳尽管小心翼翼，讲话支支吾吾，但都是积极主动地试图去诉说，或者说，他都在积极地想方设法自救。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无法忍受这种锋利的疼痛，必须讲出来才会使自己好受一些。

如果说姚纳的自救是自觉的，那么祥林嫂的自救是不自觉的。这两个卑微痛苦的生命都遭遇类似的悲剧，但他们的痛苦有所不同。祥林嫂比姚纳更悲惨。她的丧子是突然而惨烈的，完全没有给她心灵的准备或者过渡；并且，她的痛苦伴随着无限的自责：如果自己能料到春天也会有狼到村子里来，如果自己不那么大意让阿毛一个人到门口去剥豆，她的阿毛就不会死——所以她的诉说都从“我真傻，真的”开始。两人的精神状态也很不相同：姚纳主动搭讪，即使受到侮辱也试图努力把自己的悲痛讲出来；祥林嫂不作铺垫，不看对象，直接自顾自地讲下去。鲁迅写了祥林嫂两次讲述，第一次讲述一般都会认为是对四婶讲，但细读文本，其实不然。卫老婆子“现出慈悲模样”絮絮叨叨向四婶介绍祥林嫂的惨况，最后一句是“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这里鲁迅用了一个省略号，意味着卫老婆子的絮叨还未完，此时，祥林嫂就开始讲述了：“我真傻，真的，”比较第一次来鲁镇，她“顺着眼，不开一句口”，“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这次的抢话就显得非常突兀。鲁迅用一个标点符号表明祥林嫂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实在是大师手笔。另有一个句子也容易被忽视：“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一般来说，讲话如果有明确的对象，眼睛应该对着谁，但这里作者没有写她的眼睛望向谁，这意味着她其实并非目标明确地和四婶讲。只是因为这里有两个人，只要有人就可以讲述。她也不会去思量四婶听了自己的遭遇后可能会同情地“红

了眼圈”，最后会收留她。鲁迅在写祥林嫂第二次讲述的时候就明确多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不写两次讲述，就不足以体现人物内心深广的悲痛，亦不足以展示人心的冷漠残忍。

姚纳的自救是清醒的，主动的，积极的，最后向他的马讲述，这可以视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自救；而祥林嫂则是混沌的，更像是一个溺水濒死的人，不分对象，不作铺垫，直接抓住便是，只是她最后什么也没能抓住。

在姚纳第二次碰壁后，契诃夫这样写道：“一群群的人匆匆地走来走去，没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他的苦恼是广大的，无边无际。要是姚纳的心炸裂，他的苦恼滚滚地流出来，那苦恼仿佛会淹没全世界似的，可是那苦恼偏偏没人看得见。”这段话关怀的广度已经越过姚纳而至所有芸芸众生。军官、三个年轻人、守门人、年轻车夫，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是姚纳，他们内心也一定有广大的无边无际的苦恼，他们的苦恼也许也找不到地方诉说。契诃夫通过姚纳要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最终要表达的是人的孤独；即使操同一种语言，长同一种肤色，人与人之间彼此取暖亦是何等艰难。鲁迅比契诃夫要更“冷酷”，他让祥林嫂成功地得以诉说，他着意要表现的是人如何践踏侮辱别人的痛苦，于是，整个世界在这一刻简化为“看/被看”的模式。个人内心最刻骨的悲痛到最后只能成为一种展览，他人从中获得的只是观感的满足，满足过后便是厌恶乃至践踏，同情、理解、慰藉都是奢侈。如果说契诃夫小说中的马还多少给人一点安慰，那么，鲁迅的悲伤与绝望则把人带入无底的深渊。

世上大概只有少数人才能把人生当成一个容器，里面装着快乐，同时也不丢弃悲伤；世上大概只有极少部分人能把最大的悲伤独自扛着而正常地活下去；世上大概只有极少极少部分人能把悲伤化为力量，或者通过自身修为将悲伤化解。大部分人的人生都是一个管子，喜怒哀乐都要流出来，悲伤更加要流出来，不然生生地把自己憋成内伤。所以木心认为“疯子，就是导管的淤塞和破裂”（《同车人的啜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哥伦比亚的倒影》，2012年版）。人穷尽一生，其实都是一个讲述的过程。讲述成功，讲述幸福，讲述灾难，讲述悲苦……有的通过讲述来证明自身价值，有的通过讲述希求慰藉。但结局往往相似：越讲越孤独。这与时代、国别无关，这是人类永恒的困境，永恒的悲剧。

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学医出生，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到了社会无边的黑暗。当姚纳被三个年轻人辱骂的时候，他“寂寞的感觉渐渐淡下去，不那么沉重地压在他心上了”——当人遭遇另外一种直接的痛苦时，丧子的悲哀就暂时搁置了，所以心里反而好受了一点。当人们厌倦了祥林嫂的故事，粗暴地打断她的讲述，“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着他们，接着也就走了，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伟大的作家对卑微生命心灵的悲苦体会得如此纤细入微，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恰恰成了孤独人类最大的希望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