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的论文

话语领袖与圣人迷信的论文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反迷信的主体还是迷信的温床？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个体立场？进而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坚守个体立场的能力和意志力？我们许多“文化先锋”貌似独立，其实骨子里传统的东西依然深深地诱导着他们，四处寻找依托。

今天，这种依托对象有所改变，有的找到了宗教绝对；有的找到了世俗的道德绝对；有的找到了历史绝对。

更多的知识分子则是栖居在他们的话语领袖――鲁迅的身体里，这是一种话语领袖迷信。

这种鲁迅迷信在中国当代经历了数次高潮，最近的一次则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大讨论开始，至今一直没有退潮。

文人喜欢迷信他们的圣人，如果说中国传统文人的圣人是孔子，几千年来这些传统文人的工作一直就是就是注释、诠解他们的圣人孔子的思想和言论；而中国当代人文的圣人则是鲁迅，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鲁迅，在鲁迅面前，他们永远是下跪着的，瞧瞧他们吧，称呼鲁迅，他们竟然直接就用“先生”，在他们的意识里“先生”就是鲁迅，而鲁迅就是“先生”，不仅仅是他们的先生还是整个世界的先生，这是多么让人恶心，让人感到荒谬的称呼啊。

1949年以后中国有好些神。

鲁迅是其中特别的一个，而且是一根线索。

当代“人文知识主义”分子，若要真正地研究一下他们精神资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祖师爷鲁迅那里，他们只不过是鲁迅的话语鹦鹉而已，他们说得越多，他们对鲁迅这个话语领袖的迷信就暴露得越多。

20世纪已经过去，反思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程，鲁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对象。

年以后他成了文化领域“最坚定”、“最正确”、“最伟大”的代名词，文革中他更是到了神的地位，知识分子必须通过鲁迅来说话，用鲁迅语录、鲁迅文本来说话。

文革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鲁迅，鲁迅不是象某些人所预期地那样会失去崇拜，而是崇拜者更多了，面对市场经济带来的精神失范人们再次想起了鲁迅，如“人文精神大讨论”。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鲁迅已成为一个理念。

仿佛居于鲁迅当中或者自居于鲁迅的对立面，人们就占有了某种力量，占有了某种武器，说话就仿佛有了底气。

鲁迅似乎成了一个救星，当人们碰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就拉出鲁迅来讨论一番。

在鲁迅面前当代人是焦虑的，或者可以说鲁迅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核心焦虑之一。

鲁迅已经成了一个“千面郎君”，他时而是体制的工具，左翼的利剑，时而是右翼的武器。

――就此我们说鲁迅身上已经拥有了个人迷信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市场经济以来的中国“人文主义派”知识分子，对鲁迅依赖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鲁迅的独战多数的人格，一是鲁迅独特的颠覆主义的话语系统，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独特的思想立场，话语方式，只有借鲁迅说话，这是一种本质上的欠缺。

在这方面，本应成为反迷信的主体的知识分子恰恰没有履行他们的使命，而是相反，他们自己倒是首先成了迷信的温床。

中国知识分子常常有一种造神的冲动，在历次政治领袖造身中有他们的身影，而对他们自己，则是制造话语“神”鲁迅，“神化鲁迅”，把鲁迅变成神，然后居住在神里面。

这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一直都在批判民众的迷信和盲从，实际上知识分子自己没有看到迷信鲁迅的时候自己也犯着同样的错误。

鲁迅是中国２０世纪最伟大最富于影响力的作家、思想家，他的影响大到试图否定他的人也不得不肯定他，大到与他没有关系的人也要与他攀上关系，他的魅力是经久不衰。

他是一个百宝囊。

不同时代的人们，同一时代抱着不同目的的人们都可以在他的身上找到各自想要的东西。

中国现代以来，中国当代的文学知识分子与鲁迅都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今鲁迅更成了某些知识分子的一个角色假面，一种身份姿态。

文革中鲁迅成了毛泽东以外唯一一个印了语录本的人，他是意识形态唯一允许的文学话语，借鲁迅说话成了文学知识分子的一个不得已的职业本领，最终也成了他们的无意识中的一个本能，谁想在这个领
域里说话谁就得戴上鲁迅这个假面，用这个姿态。

上世纪８０年代，政治权杖悄悄地隐退，但是，鲁迅这个名字不但没有象一些海外学者所预言的那样被其他名字取代或者成为冷嘲热讽的对象，相反，他依然占据着文学知识分子的话语中心，他魅力不减甚至更盛，新启蒙运动中，“启蒙家鲁迅”成为新启蒙话语的一个中心语项。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新一轮鲁迅热又再度兴起。

近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姿态的一个重要走向是道德理想主义。

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那里鲁迅在历史上那种著名的“否定者”形象成了反抗市场经济下人的精神堕落的理想偶像，鲁迅式的愤世嫉俗成了他们精神寄托。

他们在鲁迅那里找到的不是“革命家”鲁迅，也不是“启蒙者”鲁迅，而是别一种英雄－－目光冰冷透骨、精神漆黑如夜、以诅咒对待庸众的愤世嫉俗者，文学知识分子在鲁迅那里寻找的是一个反抗投降（无论是在物欲还是在其他压力）的孤独的勇士。

张炜在《拒绝宽容》一文中说：“我怀疑他们在用这一独特的方式为自己不够磊落和体面的昨日辩解。

”“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那位伟大的老人。

‘一个都不宽容’”。

“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此外尚有李锐的《虚无之海，精神之塔》、张承志的《致先生书》等等。

在这一脉鲁迅的意义类似于柏拉图所说的理念，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到怯懦，感到有什么东西难以抵抗时，人们就开始怀念他，通过怀念他，人们居住于他的乌托邦里，而人们在似乎是分享了鲁迅这个“理念”重新获得一种鲁迅“姿态”之后才重新成为知识分子，获得在这个“污浊的”世界上存在的勇气，获得“以一人之力和整个世界为敌”的毅力。

讨论鲁迅本身到底是否伟人并非本文宗旨，但是，为了更好地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鲁迅迷信问题，必然要涉及某些方面，因为，崇拜一个人并且要达到迷信的程度，必然会有一些因素，而神化和圣化则是比不可少的步骤。

中国知识分子之迷信鲁迅也是如此，他们在鲁迅身上制造了许多神话，例如“幻灯片神话”，一张幻灯片改变了鲁迅一生的职业志向，世界上有如此魔力的幻灯片实在令人疑惑，然而这张怎么找也找不到的幻灯片已经成了他弃医从文的爱国主义神话的最重要的要素，然而果真是如此吗？那么他为什么要拒绝回国刺杀清庭走狗的任务？要知道此时的鲁迅正在诗歌中吟唱“我以我血荐轩辕”，可是徐锡麟，他的同乡能做的，秋瑾，一个女子能做的，他却没有做？难道他不是怯懦吗？鲁迅的弃医从文与其说是爱国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学医失败的结果，相比较而言，他的医学成绩实在是不敢恭维，甚至他所敬爱的藤野先生对他的医学课堂笔记和考试成绩也是非常不满意的，鲁迅的课堂笔记交到藤野那里总要被改得一塌糊涂，改动之多似乎鲁迅不会做课堂笔记。

一个号称为国民解放而奋斗了一生的人实际上一生过着一妻一妾的生活，只是解放以后许广平的社会能量太大以至于彻底地抹煞了朱安在鲁迅生活中曾经存在的事实，朱安一个作为鲁迅妻子的人，她的生命欲望，她对幸福的渴求甚至她曾经存在的事实就这样被中国当代的知识分子以鲁迅、许广平的爱情神话给一笔抹杀了，事实上鲁迅一生压迫着他的正室妻子朱安，他给朱安带来的痛苦，使他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压迫者。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神化鲁迅的过程中制造的最大的神话是鲁迅因为反抗压迫过于决绝而显得阴暗、病态的心理。

他们不但对鲁迅的睚眦必报、嫉恨、毒气、鬼气，他的攻击性人格、迫害狂心理视而不见，而且对之加以神化，说成是鲁迅的优点，夸张为我们这个民族反抗黑暗社会所必备的心理素质。

事实上，因为童年长期的性格压抑以及成年以后长期的性压抑，鲁迅难道真的没有一点儿性变态？高长虹对鲁迅的观察难道一点儿就没有道理？鲁迅和他的弟弟周作人失和，我们现在都说责任在羽太信子的臆病和周作人的耳根软，但是难道就没有鲁迅窥视羽太信子洗澡的可能？创造社作家说他“世故老人”，对于鲁迅的为人，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终其一生，他没有一个地位比他高的朋友，我们不必忌讳他的嫉恨阴毒，他的睚眦必报。

仔细想一想难道鲁迅的人格真的就那么完美吗？他为什么在文革期间成了唯一的文学神灵？他的人格和作品中有多少东西是和专制制度殊途同归的呢？他的斗争哲学、“痛打落水狗”哲学有多少和现代民主观念、自由精神相同一呢？鲁迅终其一生都没有相信过
民主，在他的眼里中国人根本不配享有民主，他对胡适等的相对自由主义信念嗤之以鼻，因为他是一个彻底的个人自由主义者（文革中红卫兵那种造反有理的观念正是这种思想的逻辑延伸）。

纵观1990年代以来精神界的造神运动，从神圣鲁迅的出台，到神圣钱学（钱钟书学），再到陈寅恪等知识分子神的制造，无不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迷信心理，这些当代知识分子缺乏个体立场以及坚守个体立场的能力的表现。

如何打破当代知识分子对话语领袖的迷信，如何批判这个时代的知识集权、知识等级制度，解构这个时代的知识霸权、话语垄断，呼唤个体以及个体文化的建构？知识分子解放。

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民族解放、阶级解放、妇女解放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应当是知识分子解放的世纪。

知识分子应当是时代的良心，民族的良知，他首要的素质就是人格，因此知识分子解放首先意味着人格的解放。

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人格形象不佳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份反面意义上的人格遗产。

当然这不能过多地责怪我们的作家。

五四启蒙主义者自我人格塑造的过程中遇到了“劳工神圣”观念的侵袭，他们的人格失位了，鲁迅这样的自我主义者尚且在人力车夫的面前感到自我的渺小，可见“劳工神圣”这种观念对启蒙主义者人格自信构成了怎样的打击。

而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作家和劳动大众的关系更是由启蒙和被启蒙倒转成了被教育者和教育者的关系，知识分子的人格彻底地被挤压而萎缩了，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自我意识：他们连工人和农民都不如。

如果说五四时期是知识分子自己将自己当成了“小人”，而延座讲话以后则是一个时代、一个机构有理论、有组织地将知识分子当成了改造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已经毫无身份感了，他们将自己混同于一般百姓，甚至将自己看成了比一般百姓更低贱、更无聊的阶层，这个时候你叫他们怎么形成自我意识，怎么对自己的人格提出要求。

而到了文革期间，知识分子更是被当成了专政的对象，平均每两年一次的知识分子修理运动，使知识分子被彻底地击垮了，中国作家的人格垮台了，他们失去了一个作家的良知，进而是一个人的良知，正义感消失了，勇气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份苟活于世的圆滑与世故。

这样的知识分子怎么有勇气说话，怎么有能力说话，他们除了充当话语领袖的鹦鹉以外还能有何作为呢？
他们自己就在迷信着话语领袖，他们自己的人格已经垮台了，又怎么能充当时代的代言人呢？他们怎么能成为反封建，反迷信的勇士呢？殉道的勇气、受难的情怀、独立的姿态、不羁的品格、不屈的意志、献身的热望……这些才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人格。

知识分子解放的第二方面就是思想的解放，破除一切思想戒条和迷信。

当然思想解放不是要解构一切，它不是要抹杀真理，它承认真理，但是真理是有限度的。

它是对一元真理观的反对和对真理的多元主义立场。

它是要消灭那个绝对主体（话语领袖等）以及对绝对主体的迷信，充分肯定在这个世界上的无数相对主体在真理面前的平等地位。

它是对知识分子相对主体身份的一个确认。

它要求知识分子有真正的个人立场，要求知识分子有坚持真正的与众不同的观点、立场的能力，不为众议所动的精神，它要求知识分子成为当代中国个体文化的建构者，建构一个合乎理想的未来的后上帝、后圣人文化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