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

国企改革的历史方位与现实难题
作者：李锦时间：2012-06-27
国企是什么?国企改革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这两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引人瞩目，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备受争议。

过去的国企怎么样?现在的国企怎么样?对此条分析，我们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国企从哪里来?国企到哪里去?对此追踪溯源，有助我们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

从具体的历史时空座标系中来理解、体察，便可以发现国企改革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变化激荡的过程。

30多年来，国企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走出，一改政府行政机关附属者的病态，正在成为有独立性、有创造性、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

在国内市场上，国企在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的共同发展中，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行业排头兵。

在国际市场上，一批大型国企尤其是央企已经成长为与跨国公司角逐的“中国力量”。

方位决定方略，方略明确使命，使命昭示未来。

从国营、国有到国资，一“国”三变展示国企改革的历史趋
势
国有企业，指国家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投资参与控制的企业。

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的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国有企业的行为。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如鲁迅先生所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救国图存，强国富民是终其一生的使命。

1949年我国将所有企业收归国有，伴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 逐步建立起国有国营的体制。

1978年，揭开国有民营的序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

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至1992年9月，重点是简政放权。

这场改革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历史性决定，开始对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

这一重大决策，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掀开了历史性篇章。

每当遇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都及时地总结经验，提出新的战略目标和指导方针。

作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历次重大决定为主要标志和动力，国有企业改革从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

1978年改革开放时伊始，中国没有一家可称为现代企业意义上的企业。

时任福建省经委副主任、现任福建省企联会长的黄文麟告诉
记者，上世纪80年代初，国企统得过死的弊端已暴露无遗，计划经济体制紧紧捆住了企业的手脚。

企业利润全部上交，需要花钱要向国家申请，甚至建个厕所都要主管部门审批。

这年春天，受中日合资企业福日电视机厂搞活经营的启发，福建省55位厂长、经理一起写信，向上级领导“要权”，请求“松绑”，继而在全国引发一场关于给国企“松绑放权”的大讨论,黄文麟是这一事件的重要推动者。

正是从这封呼吁信开始，全国国企改革的大幕被徐徐拉开，进入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

所谓“松绑放权”，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行政化。

而从计划走向市场，正是国企改革的一条主线，已落端倪。

黄文麟起草的这封信，很快被送到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的案头。

第二天，《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刊登了呼吁信。

一个星期后，《人民日报》也报道了福建厂长经理们呼吁“松绑放权”的消息。

不久，国务院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松绑放权”行动开始全面落实。

到1986年，国务院发文全面推行《厂长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负有全面责任，
处于中心地位。

在这一阶段，人们认识到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可以分开的，在保持国家所有权的前提下，可以将企业的经营权下放给企业。

正是沿着这样的改革思路，国企开始探索多种形式的经营责任制。

其中，以首都钢铁公司为代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被大多数企业所认同和效仿。

也是在1984年，北京航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首创股份制改革先河。

不过，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国企改革很快进入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

1993年11月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国企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且将现代企业制度概括为16个字：“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从1994年起，中央和地方共选择了2500多家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试点。

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试点的同时，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
的，即“抓大放小”。

紧接着，是1998年到2000年国企改革脱困攻坚的3年战役。

当时的《经济日报》曾如此报道那惨淡面相：1998年，2/3以上国有企业亏损，在国家统计局工业司统计的5.8万户国有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亏损企业亏损额为近千亿元。

全部国有企业亏损额比上年同期增长23%，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增长30.4%。

救国企于濒死，成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最为引人注意的话题。

国企改革，对当时的政府来说，是“最为难啃的骨头”。

2003年，国企改革正式进入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企改革发展阶段。

其后，中央、省、市(地)三级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相继组建，《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规章相继出台，在国企逐步实施了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层层落实，国有资产监管进一步加强。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创新，进一步激发了企业的活力。

“兼并重组”、“整合”取代“拆分”、“消除垄断”成为国企改革的主题词。

国有资本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目前，中央企业80%以上的资产集中在石油石
化、电力、国防、通信、运输、冶金、机械等行业。

一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和资源枯竭的国有企业通过政策性关闭破产退出市场，一批国有中小企业通过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进行了放开搞活。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的推进，央企股份制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

到“十一五”末，央企中公司制企业所占比重已达70%，一批大型国企先后在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

目前央企资产总额的52.88%、净资产的68.05%，营业收入的59.65%都在上市公司。

国资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研究在国有独资公司中建立董事会。

宝钢集团率先试点，这一事件被称为“国资委成立后最大的新闻”。

目前，已有32家央企开展了建立和完善规范的董事会工作，外部董事占半数以上。

我国国企从国资建立，一路走到今日，所取得的成就如斯璀璨!
2002年到2010年间，国资委所管辖的央企由236家减少到123家。

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在减少，国有经济比重趋于下降，但总量却在不断扩大，综合实力、影响力、控制力大大增强。

从2002年到2010年，央企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长到
24.3万亿元，向着做大的方向不断挺进。

营业收入从3.36万亿元增加到16.69万亿元，开源创收，增强自身实力。

实现利润从2405.5亿元增加到11315亿元，真正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上缴税金从2914.8亿元增加到超过1.4万亿元，为国家财政贡献出巨大的力量。

很多人还记得，直到1994年，中国最大的500家国有企业全年销售收入的总和，还不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销售收入。

2010年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500强中，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有30家，比2005年增加20家，中国石化、国家电网、中国石油进入前十强。

中国的国企已今非昔比。

很多民众对国企改革的艰难记忆尚未消退，国企鹞子大翻身，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国人面前。

从“国营”到“国有”到“国资”企业属于国家的所有权没有变，然而，变化越来越大的是，走向市场的步伐。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与国际开放，展示国企改革的地理空间今天的国企改革出于什么方位，历史代表世界，地理代表空
间，国企改革生存在特定的空间里，这个空间决定着国企改革的地位及其作用。

国企改革始终生存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中央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为维护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改善百姓生活，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发挥关键作用。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宇说。

中国的国情要求使得中国改革开放具备三大特征。

一是中国的政治上，公有制主导地位，要求把国企放在主导地位来抓，二是中国文化要求中国必须走自主性的道路，这样一种自主性决定了中国必然发展国企，因为作为后发国家，依靠私营企业很难赶上发达国家。

三是中国同时具备东方国家的特征，东方国家的特点决定了它对国家安全比较重视，这也是东方国家催生大企业集团的独特之处。

“一个国家崛起的核心就是优秀大企业的崛起，中国崛起的核心就是中国国企的崛起，特别是一大批世界级企业的崛起。

”清华大学教师胡鞍钢说。

如果说经济改革是国企改革的外围，而社会改革则是更大的外围。

国企改革，关乎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

有一种质疑是，国企那么多利润都到哪儿去了?
承担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的大量成本。

这几年我们国家处于高增长时期，财政增收还很大，但是往前看，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永远这么高，而且中国还要面临一个老龄社会的问题，到那个时候，需要钱的时候，我相信这笔资产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央企已经在行动。

从2006年开始，中央企业向国家上缴国有资本收益，已累计上缴1371亿元。

2009年中央企业完成向社保基金转持国有股55.3亿股，对应的市值为429.68亿元。

国企改革，另一个空间是全球化的到来。

康德曾经提出，历史不可以只从狭小的民族圈子中来演绎，应当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考察。

2010年，已有30家央企进入《财富》世界500强。

其中，中石化、国家电网、中石油分列第7、8、10位，这也是进入前10名的中国企业数量最多的一次。

国企改革最大的红利，就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集体性崛起，这也是我们对30年国企改革的一个基本判断。

胡鞍钢认为：“这个崛起的标准是什么呢?我选了两个，一个是进入《财富》500强，一个是进入该行业的世界前10名。

”
在以国企为代表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多的在世界500强榜单上出现的同时，中国企业正义无反顾地实施“走出去”战略。

大型国有企业是抗衡跨国公司的主力军。

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大举进攻中国市场，各种洋货猛烈冲击国货。

尽管民营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在技术、质量、规模等方面的显著差距，尚不能与跨国公司抗衡，而只有大型国有企业才是抗衡跨国公司的生力军。

大型国有企业是与国际跨国公司竞争的主力军。

实施国际化经营战略是国务院国资委“十二五”期间的五大战略之一，“熟悉和掌握国际竞争规则，融入世界经济主流”是央企“走出去”的的重要目标。

2010年，中国南车的海外市场累计签约额10亿美元，分别获得印度新德里地铁车辆，马来西亚城际轨道车辆，越南、伊朗、澳大利亚、沙特内燃机车，澳大利亚货车等出口合同。

在第七届世界高速铁路大会期间，中国南车确认将与GE在美国建立合资公司来共同促进高速铁路及其他轨道交通技术在美国市场的推广发展。

中国速度，开始驰骋全球。

更多的国企正在以中国南车式的速度“走出去”。

截至2009年底，央企境外资产总额占央企总资产的19%，当年实现的利润占央企利润总额37%。

然而，国企的技术含量低，正成为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子，使得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迫在眉睫的任务。

利益风险、活力贫乏风险与三大风险交相叠加
国企改革，灯塔与暗礁同在，机遇与风险共存。

国企改革与发展始终存在极大的风险中。

改革必然会引起原有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是要把一个庞大的国有经济的体系从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向市场经济的轨道，其中所包含的社会风险是极其巨大的。

这样的背景下，推动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

不但要敢于直面改革将会引发的社会矛盾，而且要有把握和办法化解这些矛盾。

在这几年改革的过程中，国有中小企业改革、国有企业困难企业关闭破产等项工作，社会风险都是非常大，也确实引发了许多不稳定问题，甚至群体性事件。

但是，都通过艰苦的工作、有效的措施化解了。

敢于直面矛盾，并有办法解决矛盾，这是推进改革所必须具有的大无私和无畏。

试想，如果当年不敢触及这些风险很大的难点问题，拖下去或者是绕着走，就不会有今天国有企业的良好局面。

有人曾经认为，国企改革的最大失误就是在一段时期走得过快，但1997年以后，国企改革…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八字方针出招太狠，尤其那些工作几十年曾经转战南北的老工人成了输家。

裁员最多的是轻纺工业，光上海砸锭就不止几十万人下岗。

有一个统计，那几年前后算下来下岗分流人数达6000万人。

显然没有三年解困，便没有21世纪初的国企的快速发展。

好在，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国企下岗职工的潜在风险已经
日渐平息。

这种利益风险转到外部来了，国企在分配制度、经营上，“与民争利”等问题上，新的利益风险仍暗流汹涌。

这几年有关“国进民退”争议从未平息：央企被指责在保值增值的同时，借助与政府、银行的关系，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挤压了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利润主要在企业内部循环，没有实现全民共享。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拿出4万亿“保八”。

相关数据显示，近九成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央企成为大规模投资的最为主要受益者：中国中铁、中国铁建就占据了6000亿铁路基建投资的主要部分;中国南车、中国北车共享两年3000亿元的铁路机车车辆购置投资;中交集团则成为了1万亿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得益者。

而2009年，9.75万亿天量贷款流向主要在国企所在的“铁公鸡”领域。

以致当央企四处拿地，人们还发出“地王”一次性付出几十亿是否也是从4万亿中所出的疑问。

夺得北京地王的央企之所以敢面对巨额资金毫不皱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央企的融资成本极低，并得到国有商业银行的大力支持。

在银行有放贷压力的情况下，央企很容易获得廉价信贷，并将之转换为可能升值的土地资产。

人们还注意到，资产资本化，这也是中国这些年加速发展的秘密所在。

被国家控制的土地、资源，在无价或者廉价的被央企支配后，随着股市的迅猛发展，迅速被转换为巨大的资本。

央企在过去几年利润的大幅度增长，“有着偶然性及侥幸。

”因为也就
在这四五年间，中国的土地和资源价格五倍十倍的翻升。

中国A 股证券市场上证综合指数从998点到6300多点的连续上涨，国有法人股由不流通到全流通，按二级市场价格计价，使国资数额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放大。

于是，人们注意到国企另一个巨大风险在向国企扑来，这便是自身改革动力的枯竭。

在这巨大的成就面前，在国家巨大投资面前，一些央企也逐渐停下改革的脚步，央企整合到100户的目标屡屡落空。

内部治理监管也渐渐松弛，外部环境逐步恶化。

近几年从表面的挥霍公款用于吃喝，在采购环节中饱私囊吃回扣，在买卖过程中的一些权力寻租行为到资本投资运作过程中的各种交易，凡此种种，都使人想到了央企面临的内部风险是巨大的，这便是国企改革的动力缺失。

中国国企如何避免浮华一时的泡沫化成长，要在快速奔跑中沉淀出一种平和的心态，为自己的未来发展预留飞跃的空间，而不是把这些空间在金钱快速增长的声音中透支殆尽。

正因为此，国企一再陷入舆论漩涡。

多种非议一个症结：两元结构
多年来，国企尤其是央企没有改变政府附属机构的形象，在公众眼中显得神秘莫测。

一方面，央企对外界不够了解;另一方面，外界对央企存在诸多误解。

对于央企的舆论环境问题，国资委负责人也坦承：“现在的
问题是沟通得不够，大家对中央企业的情况，对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情况，对中央企业这几年的变化，大家了解得还是不多。

”
一是国企投资的置疑。

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中央拿出4万亿“保八”。

不过，相关数据显示，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的这4万亿，近九成的项目被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以致当央企四处拿地，人们还发出“地王”一次性付出几十亿是否也是从4万亿中所出的疑问。

一是国企上交红利过低的置疑，舆论往往认为，这与国企占有社会经济资源以及突飞猛进的经济规模相比不相匹配。

前些年国企不上交利润是因为包袱过重，这几年随着国企经营状况好转，从2007年开始上交国有资本的经营收益，从刚开始的5%和10%两档，上升到今年的10%和15%两档。

国企上交利润的变化，正好体现了国企从计划向市场改革的渐进路线。

更为重要的、但同时也饱受争议的是资源“垄断”问题。

经过近十年的布局调整后，国有经济在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等行业保持了绝对控制;在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钢铁、有色金属等九大行业保持了较强控制力。

国企的干部制度也备受质疑。

直到今天，50多家央企的负责人仍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一些国企现在事关企业的重大决策，要先经党委讨论，再交给董事会讨论。

国企的薪酬问题同样是社会关注的热点。

大型国企的薪酬不仅远远高于民营企业，甚至高到足以吸引跨国企业的人才回流。

在被指责“垄断”的背景下，类似于“年薪10万的抄表工”之类的消息便不胫而走，惹起议论。

凡此种种，国企的舆论漩涡还有很多。

一旦出现某一事件，便呈现“千夫所指”局面。

细辩一下，可以发现一个秘密：国企的矛盾状况全在国企两字，举起左手来是国家，举起右手来是企业。

国企改革的过程中呈现的所有矛盾，本质上都是国企从计划向市场转变中产生的矛盾，是关于“进”和“退”的问题，是临界点中“度”的把握问题，国企一方面要承担国家的职能，一方面要追求企业的效率，一方面代表政府的利益，一方面也得到国家投资的支撑与资源的廉价占有，一方面要积累自己的利润……说到底，仍然是政府与企业分开问题，是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走向市场问题。

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始终伴随着大量的争论，这是必然的现象。

原因之一是这项改革是一项没有成功经验的探索，缺乏一个公认的参照性，人们对于改革的方向、路径、措施会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看法。

原因之二是改革的推进并不是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中实现的，该具备的配套条件不一定有，应该落实好的事情不一定不出偏差，改革中出现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是很难避免的。

尽管不同方向的争论很大，各种批评也很多，但是中央对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要求和大的政策措施始终没有变化，保持了市场化改革方向的一致性和政策方针的连续性。

在实际操作中，应放则放，
该控则控，不为各种争论所左右，表现出一种理论上高瞻远瞩的坚定性。

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毕竟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新体制的框架已经初步搭好，改革的前景已经十分清晰，我们应该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充满
财政部财科所研究员文宗瑜撰文说：“只有当宏观调控效应发挥出来而且央企完全市场化运营后，央企仍能盈利1万亿，才能说而且才敢说：央企可以办得好。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说，现存所谓“国有”企业最主要的弊病在于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国企”改革的下一步应该是使之变成真正的国有企业或称公有企业。

这也是这两年国企分红备受关注的原因所在。

大企业意味着大责任，央企固然要当和谐企业的标杆，同时也要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2007年12月11日，财政部发布《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管理办法》。

至此，国企10多年不分红的历史结束。

央企开始上缴红利，赢得各方好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志勇研究员认为，“中央国企占用国家资源，应该对全民有所回报，分红可以用来改善民生，有助于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30年改革开放成就瞩目，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劳动就业、社
会保障……希望在于，从当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如今“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分好蛋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加快促进社会和谐，我们对于人的认识日渐丰富，对于如何以改革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体会愈益深刻，“以人为本”成为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国家理念。

正因为此，对于13亿中国人而言，“要不要改革”的提问，才会得到不容置疑的回答;“坚持改革开放”，才会成为30年不变的呼声。

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往往都要经历一个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高发期。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说过，“现代化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中国国企变革广泛而深刻。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粗放经营到精细经营，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飞速跨越的历程，必然是一个机遇不断涌现、问题层出不穷，传统的痼疾、时代的痛楚叠加交织的过程。

一个社会存在矛盾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适当的“冲突”常常是社会有活力的表征。

真正的危机并不是有矛盾和冲突，而是缺乏有效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机制。

历史经验表明，危机中往往蕴藏着契机，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旦被正视，就会成为寻找出路的压力、催生变革的动力。

这种正视，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正确认识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二是准确找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