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理论研究英文论文第二部分

因变量为了测量实验对象对广告的反应，我们设计了一份有三个选项的李克特量表，这份量表能够判断实验对象在多大程度上认为广告是有说服力的、有效的、可靠的。

为了提高量表的可靠性，我们没有将第四个选项纳入量表。

结果和结论与无策略的受控情境相比，两种有意图的劝服策略被认为会削弱启发性提示的影响。

有这样一种分析，它把劝服意图与启发性提示的方差作为自变量，把广告的说服力作为因变量，指出劝服策略与启发性提示均未产生主效应。

然而，根据我们的假设，我们确实观察到了劝服意图与启发性提示间的交互作用。

简单主效应分析的结果显示，处在受控情境中的实验对象认为包含启发性提示的广告比不包含启发性提示的广告更有说服力。

不过，这种效应并未在劝服意图警告与劝服意图提醒的情境中被观察到。

这一结果表明，劝服性意图的警告与提醒消除了启发性提示在广告中的影响。

目前的发现初步证实了我们的推论，根据推论，劝服意图提醒（也就是提醒人们，某些人试图影响他们）能够影响信息的说服力，这与传统的预警策略有相似的效果。

下一个实验拓展了这些发现，表明在提高提醒策略的资源利用率方面，劝服意图提醒所需的认知资源比劝服意图预警要少。

实验2这个实验的目的是重申我们的关键发现，即与一种受控情境相比，劝服意图警告与劝服意图提醒降低了包含一种启发性提示的、可感知的广告的说服力。

当前的实验将使用另一种产品与另一种启发性提示，以增加我们的发现的牢固性。

此外当前的实验还将直接进入假定的基本过程，并检验实验对象所接收的提醒或警告信息在影响实验对象运用认知资源抗拒劝服性信息方面是否具有程度上的差异性。

实验设计与实验对象我们的实验是一个更大的研究计划的一部分。

我们的实验采用了3（劝服意图：警告VS提醒VS无策略控制）X2（启发性提示：有VS无）组间设计。

实验对象是143名大学生，每个人的酬金是3欧元。

他们之中有两人被排除在实验之外，因为他们的标准化残差大于2.5。

余下的141人的平均年龄是22岁，其中男性33人。

实验步骤到达实验室后，实验对象被告知实验由几个不相关的部分构成。

他们首先要对一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作出回应，紧接着，在得到警告或被提醒后，要对劝服意图作出回应。

接下来，实验对象要接触一个广告。

在他们所接触的广告中，有的包含着一种启发性提示，有的不包含。

随后，他们对广告的说服力作出评价。

该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实验对象的认知资源。

自变量劝服意图。

实验1与实验2使用了相同的劝服意图操作。

因此，处于警告情境下的实验对象被告知，他们将接触一个试图影响他们的行为的广告。

在提醒情境中，实验对象回忆并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况，即有人试图影响他们的行为。

处在受控情境中的实验对象回忆并记录了他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

启发性提示。

该实验使用了一个旨在推广一种陌生的牙膏品牌的广告。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使用了一种启发性提示，它与我们之前使用的启发性提示相关，但并不等同，而且我们使用的是专业人士的提示。

因此，在启发性提示的情境中，牙膏由一名牙医推荐；在没有启发性提示的情境中，牙膏由一个普通人推荐。

在广告中，其他的信息都是相同的。

因变量广告的说服力。

与实验1一样，我们用四个选项来测量广告的说服力，要求实验对象评价广告的可信性、可靠性、有效性、一致性（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测量的可靠性令人满意。

认知资源。

被人们用来抗拒广告的认知资源的数量，得通过让实验对象完成20项对认知有要求的任务来测量。

没有完成任务的时限。

这项测量背后的想法是，那些提供了更多正确答案的实验对象拥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因此他们在抗拒信息上耗费的认知资源比较少。

下面是一道例题：比尔比杰西卡高，潘尼比约翰矮，潘尼比杰西卡矮，那么谁最高？备选答案分别是比尔、约翰、杰西卡、比尔或约翰。

我们发现，这些类型的问题占用了人们用于主动自我调节与更高级别的执行功能的认知资源。

因此，当人们进行了主动自我调节且精力不济时，在这些问题上的表现就会受影响。

所以，这次测试能够评估人们在对劝服性信息作出反应后还剩下多少认知资源。

我们认为，那些没有在抗拒信息上耗费认知资源（或者根本没有尝试抗拒信息）的人会留有更多的认知资源，因此在这次测试中表现得更好。

正确答案的总数是因变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项测量中拿到高分，表明劝服意图策略引发了一个更轻松的——因此也就更节省认知资源的过程。

结果与结论为了证实我们的第一个假设，即劝服意图警告与劝服意图提醒削弱了广告中的启发性提示的影响，我们以劝服意图与启发性提示作为自变量，以广告的说服力作为因变量，进行了一次全因子相关分析。

实验结果揭示了启发性提示的一个主效应，例如包含了启发性提示的广告被发现比受控广告更有说服力。

劝服意图的主效应没有被揭示出来。

对当前的假设更重要的是，实验结果显示了劝服意图与启发性提示间的一种交互作用。

与之前的结果一致的是，通过简单主效应分析，我们发现，无策略控制情境中的实验对象认为包含了启发性提示的广告比不包含启发性提示的广告更有说服力。

这种效果在劝服意图警告与劝服意图提醒的情境中均未被观察到。

因此，通过证明提醒策略在强化人们对劝服性信息的抵抗能力方面与警告策略一样有效，我们再现了实验1的结果。

然而，实验对象在耗费认知资源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处在劝服意图警告情境中的实验对象使用了更多的认知资源，这能从他们在那20项对认知有要求的任务上得到比处于劝服意图提醒和无策略控制情境中的实验对象更低的分数反映出来。

重要的是，后两个情境被证明是等同的。

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两种策略均削弱了包含启发性提示的广告中的可感知信息的说服力，但处于劝服意图提醒情境中的实验对象比处于劝服意图警告情境中的实验对象耗费更少的认知资源。

有趣的是，内隐策略与无策略情境（没有任何劝服意图警告或提醒）一样，都能节省认知资源。

该实验的结果表明，对带有劝服意图的信息的提醒效果与更传统的预警策略的效果类似。

虽然两个实验的结果证明两种策略均削弱了广告中的启发性提示的影响，但提醒策略被发现更能节省认知资源。

这一发现表明，对劝服意图的提醒能引发一个无意识的、轻而易举的过程，该过程能协助信息接收者消除通常由启发性提示诱发的正面效果。

然而，根据当前的结果，人们可能会质疑，实验对象在自己已得到提醒的情境中的认知努力程度的下降，是否真的由发现这种策略引发了一个无意识的、轻而易举的过程所导致。

为了获得对我们的推理的支持，我们使用了一套任务怀疑度问卷来进行后测，来测试实验对象是否处于意识到实验目的，是否感觉到实验的各个部分间存在一种关联（即实验操作，关于广告的问题，以及认知努力程度）。

20名大学生与实验2里的处于提醒情境中的实验对象一样，严格遵循了相同的程序。

唯一的区别是，20名大学生要在实验结束后填写任务怀疑度问卷。

结果表明，只有一个人正确地把实验操作（即引导他们回忆并描述某些人试图影响他们的行为的情形）和关于广告的说服力的问题联系起来。

没有提到启发性提示。

其他人都不清楚实验的目的，也没有发现实验的各部分间的联系。

以上结果有力地表明，由提醒操作所引发的过程确实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该策略比明确的预警策略拥有更高的认知资源利用率。

请注意，我们并不认为提醒策略本身就是一个无意识的实体。

实验对象在自己得到劝服意图提醒的情境中必然会有意识地思考某些人试图影响他们的行为情形。

然而，正如我们的后测所证实的那样，实验对象并不知道由这种策略引发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不知道这些过程给他们对广告的评价所带来的影响。

一般性的讨论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测试了是否有可能通过用劝服意图的概念提醒实验对象来削弱启发性提示的说服力，以及这一过程是否比传统的预警方法具备更高的认知资源利用效率。

在两项研究中，我们发现那些得到劝服意图警告或劝服意图提醒的信息接收者比那些处在受控情境中的信息接收者对基于启示的广告持更强烈的抵触情绪。

然而，有趣的是，得到劝服意图提醒的人比得到劝服意图警告的人耗费更少的认知资源，因为前者在抗拒了广告信息后，剩下的认知资源比后者要多。

此外，实验后测表明，信息接收者并不知道提醒的过程已经影响了他们的反应，这就强化了我们关于对劝服意图的提醒能够引发一个无意识的过程的观点。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与在更明确地要求人们预感到自己正在被说服的、人们得到了劝服意图警告的情景中相比，在人们得到了劝服意图提醒的情境中，人们能培养一种更直接的、更有效的认知能力。

因此，我们对认知资源的测量可能意味着启动人们的认知处理过程比敲响一个需要人们作出认知反应的警钟更为有效。

我们的推理进一步表明，精神倦怠的信息接收者从劝服意图提醒策略中获得的益处比从警告策略中更多。

这些接收者剩余的心智容量不足以让他们通过反驳信息来回应预警策略。

因为认知容量是有限的，信息接收者通常没有抗拒劝服尝试的动机或能力，所以这里提出的提醒策略可能更适用于那种处处有劝服的环境。

该项研究的一个局限是我们只把信息的说服力作为因变量来测量。

此外，这一测量在我们的第一次研究中几乎是不可靠的。

在未来的研究中，要是把注意力放在其他测量上，如实际态度的变化与行为后果，将会很有趣。

这也会增加我们的结果的普适性。

我们猜测，对信息的说服力的评估将拓展到其他方面，例如对产品的评估与实际行为。

人们抵抗劝服性信息的方法包括反驳、来源贬损、回避。

这样就能进一步确定人们在得到关于劝服意图的提醒后是否真的使用了抵抗策略。

我们的样本由大学生组成。

可以说，这些学生比其他人拥有更丰富的劝服知识。

因为我们认为，劝服意图预警和劝服意图提醒都可能激活劝服知识。

有人可能认为我的实验对象比其他人更容易辨认出启发性提示。

另一方面，有人认为，由于经验的原因，所有人都具备一定的劝服知识，这些知识预计能被我们的策略激活。

未来的研究能查明劝服知识是否对观察到的效果起了调节作用。

目前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局限性，那就是我们没有把对劝服意图的操控检验囊括在内。

然而，对于预警操控，我们已经使用了一个标准的程序，该程序已在之前的多次实验中被使用。

提醒操控基于这种预警操控，这就使得被提供的信息尽可能相似，即使即将出现的广告没有被提及。

对这种提醒操控，我们很难进行操控检验，因为我们假定该过程在一个无意识的层面上被引发。

因此，我们不可能让人们回答这样的问题，比如他们是否觉得有必要抗拒信息，或者是否觉得自己将要被操控。

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结果依然证明了劝服意图提醒操控能削弱信息的可感知的说服力。

尽管这项研究表明，对劝服意图的提醒会在抗拒信息方面产生一种无意识的、轻而易举的效果，但未来的研究能通过深入挖掘这种效果的潜在的形成机制获益。

其中一个选项就是使一名信息接收者想起一种情形，即某些人企图影响他或她对“抗拒”的概念的启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背景下，几乎所有处于隐性预警情境中的实验对象都回忆并记录下了他们抗拒那种影响他们的企图的情形（尽管在提醒劝服意图的过程中没有提到对劝服性信息的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