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国际主义”的方法论辨析

关于“新国际主义”的方法论辨析[关键词]新国际主义；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摘要]我们应确立的“新国际主义”有四个相互联系方面的特征：不是简单地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口号打出去，而是将其作为一种内在的价值诉求；不以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的实现作为直接目标，而注重加强同健康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联盟，把其关照点集中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多样性和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斗争上，创造有利于和谐世界产生的因素、条件和关系；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坚持和贯彻意识形态可超越性与不可超越性的辩证法，避免不必要的意识形态的争论，求同存异；以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为己任。

为了从学理上搞清楚这方面问题，就必须从方法论层面上对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国际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国际主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加以批判性的反思。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12-0017-09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和倡导的国际主义是具体的、历史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

我以为，这种变化是一个过程，即：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人们对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国际主义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国际主义与社会制度的关系不断地加以批判性反思的过程。

近年来，我国学界所出现的关于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新国际主义”的著述，就属于这一批判性反思的过程。

本文拟对这方面的问题陈一管之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新国际主义”的含义“新国际主义”这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方发达国家。

但在西方，“新国际主义”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那里有不同的含义。

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题为“争取社会主义，实现变革”报告，其中第四部分就冠以“实行新国际主义”的标题，旨在阐述一种与国际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有本质区别的对外发展战略，即：团结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广大劳动者，反对剥削和不平等，推动第三世界的解放斗争和以此为基础的民族与社会解放运动的发展，全力支持各国人民捍卫民族生存、独立和发展的权利。

不过，作为一种术语的“新国际主义”在冷战结束后才真正流行起来。

冷战后，“新国际主义”最初出现于文学艺术领域，后很快在其他文化领域和官方意识形态中流行起来，成为一个与“后现代”、“后民族主义”特别是“后国际主义”紧密相连的概念。

冷战结束的第二年，在当时具有近百年历史的威尼斯双年展（1895－），美国馆等热情邀请其他国家的艺术家参展，德国馆甚至邀请韩国艺术家参展。

这届艺术节的总策划奥利瓦用“新国际主义”一词涵盖了这种盛况。

1999年10月，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和新任北约秘书长罗伯逊明确用“新国际主义”一词来概括英国工党制定的以“人权高于主权”和“人道主义干预”为核心价值观的外交战略。

可见，在西方，“新国际主义”不是一个界定统一的术语。

近些年来，这个术语也开始在我国学界特别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包括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流行起来，但其界定却相对比较统一，即：“新国际主义是和平与发展时代的国际主义。

加入国际体系与国际制度，寻求合作共赢，参与建构地区共同体，是新国际主义的基本理念。

”其特点是：“淡化意识形态纷争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对抗，通过参与国际体系、国际机制及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在民族利益、自尊与人类和平相处、共同发展之间谋求最大限度的安全、合作、共赢。

”其功能作用是：“在国际体系层面、地区层面、周边和安全领域开始全面实施融合政策和积极外交，在国际体系内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促进人类共同利益的发展，建立国际和谐社会。

这种融合政策和积极外交蕴含了丰富的新国际主义思想，顺应了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

”因此，就中国而言，“新国际主义”这一术语反映了一些学者根据新的历史时代和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需要所提出的一种处理国家利益与其所承担的国际责任之间关系的思路。

综上所述，“新国际主义”主要是基于人们对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思考（当然，不同的政党、民族国家和国家集团对这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的认识是不同的），而提出的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术语。

因此，同“国际主义”一样，“新国际主义”也是一个中性词（不同的阶级、阶层、政党、国家和国家集团等可对其做出不同的解释）。

在我国学界，“新国际主义”这个术语虽然是舶来品，但一些学者将其同邓小平的构建“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思想、江泽民的“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思想、胡锦涛的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紧密联系起来，赋予了它和平与发展时代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新内涵。

这无疑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但也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笔者以为，对“新国际主义”的思考仅仅从一般的国际关系层面上展开还是不够的。

为了从学理上搞清楚这方面问题，还需要从方法论层面对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关系、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关系、国际主义与意识形态关系以及国际主义与社会制度选择关系加以批判性反思。

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搞清楚“新国际主义”的“新”究竟应该“新”在什么地方。

这将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关于社会主义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研究。

二、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和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目前学界有的学者为了论证“新国际主义”的合理性，把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的相互渗透关系绝对化，而忽略这两者间的差别，似乎在“新国际主义”中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的共同或普遍利益成为无差别的一体了。

实际上，否定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差别的一面也就是否定了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统一的一面。

没有差别就没有一致和统一，从而也就没有了这两者间关系的协调之说。

此外，否定了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的差别，同时也就是在逻辑上否定了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间的差别。

国际主义总是作为民族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没有了民族主义这个对立面，国际主义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例如，在马克思所说的未来社会，民族和民族国家消亡了，民族主义，从而国际主义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

因此；对“新国际主义”的批判性反思，首先要明确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区别和联系。

确认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的区别并试图协调它们间关系的思想，早在作为德国历史学派先驱的李斯特那里就已存在了。

李斯特尖锐批评了自魁奈以来形成的“世界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这种经济学没有顾及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特殊情况和特殊利益，“没有把世界联盟与持久和平的观念统一起来”。

在他看来，这种经济学是与他所研究的“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我们如果想对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

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从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

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依据的假定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不过，李斯特虽然反对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的世界主义，但他没有简单否定世界主义经济学的合理内核（按他的话说就是“绝对不是要把流行学派主张的世界主义经济理论一笔抹杀”）。

他承认各个国家间存在的分工和协作关系的必要性。

笔者以为，李斯特关于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问关系的主要观点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其一，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国际合作是第二位的，也就是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合作的出发点和目的。

其二，坚决反对少数强国打着世界主义的旗号谋一己之私。

李斯特如是说，英国在“对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商业政策作一般性讨论时，总是满口的博爱主义与世界主义，但是一等到问题涉及本国关税任何一种变更时，他们就以保护原则为推论的依据。

并不以为其间存在着任何矛盾。

”这实际上是“把人类全体利益放在它们的利益之下，就是说，使人类全体利益服从少数国家利益”。

其三，世界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各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

“科学决不可为了世界主义的目标而否认各国特有情况的本质，也不可把这一点置于不顾或加以曲解。

只有注意到各国的自然环境，引导各个国家分别按照它各自的特有环境向更高目的努力，这类目的才能达到。

”李斯特从他上述的主要观点逻辑地引申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首先是国家公民，而后才是世界公民。

我们将自己的努力与力量献给我们民族的文明、幸福、荣誉与安全。

我们也为人类争取这同一目标。

但是人类的幸福必须与民族的幸福一致。

”可见，李斯特承认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有部分一致的地方，也认可为了本民族国家的整体的长远的发展，为了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条件，而有条件地让渡本民族国家的某些利益，但他更强调民族国家利益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坚决反对强势国家在世界主义的旗号下把本民族国家利益充当人类共同利益。

李斯特这里虽然论述的是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间的关系，但在逻辑上涉及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

当然，这两种关系是有区别的。

一般说来，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是就利益关系的客体而言的，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就利益关系的主体而言的。

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般原则上是反对李斯特的上述观点的，虽然他对李斯特的评价要高于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其原由主要有二：其一，李斯特是站在德国资产阶级立场来强调发展民族工业以及国家利益的重要性的，而这是同持“工人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立场的马克思背道而驰的（马克思当然也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

马克思和李斯特虽然都强调各民族平等，但马克思将这种平等视为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社会主义由以实现的逻辑前提。

其二，在劳动者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前，民族国家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关系只能是一种虚幻的利益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是不能代表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的，也不可能使各民族平等相处，只有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才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他看来，“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他给各国工人阶级斗争提出的创建新的国际关系的宗旨是：“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把“保卫苏维埃政权”与“支援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

后来，斯大林曾把列宁的国际主义演绎为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和列宁的相关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以国际主义为主导和基础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统一。

邓小平根据当今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这里当然指的是健康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战略方针，其要义是：以搞好国内的事情为主，对外反对霸权，有步骤、量力而行地实施对外援助，做负责任的社会主义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