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居易的货币观点

论白居易的货币观点
唐代安史之乱后，经济开始由盛转衰，这导致了货币的严重混乱，进而加速了经济的衰败。

此时，白居易站了出来，力主“唯歌生民病”，不仅大量创作反映因货币交换混乱而造成的社会民生问题，而且撰写奏疏、策书，提出了“君操其一，以节其三”的货币思想。

“一”即货币，“三”指农、工、商，泛指社会经济活动。

“操一节三”，即国君用手中大权直接操纵管理货币，并用以挑战包括农工商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及由其行为而产生的矛盾，从而到达“三者和钧”的目的。

具体如下：
一、援例供留，调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配差距
安史之乱的教训之一就是让潘镇执掌了太大的财权。

为了防止悲剧的重演，中唐几代皇帝都大力加强中央集财，大幅削减地方政府的财政全，制定了中央和地方货币分配的比例。

这种分配虽然看似合理，但在执行中，朝廷随意破坏了合理的比例，不仅使大头更大，小头更小，而且还恣意搜刮，使天下之财高度集中。

白居易揭露，官府“不恤凋残，唯务差税”，“百计侵销”，“每假进奉，广有诛求”。

又在《重赋》中写道“昨日偷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

号为羡余物，随月献至尊。

”
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国家货币收入都有一个相对的总量。

如果一部分权大者霸占了总量中的巨大数额，那么另一部分权小者就只能得到很小的数额，这就出现了严重的分配失衡。

货币占有和分配的严重不公和巨大差距，极大的挫伤了受歧视一方的积极性。

在这个时候，白居易也十分担忧，多方奏请皇帝予以解决，他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朝廷与地方财权在货币分配的差距过大。

朝廷使“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府，或滞于私家”，而一般地方政府却面临开支困难。

货币失衡问题只能通过调整货币分配政策去解决。

应该明确重申实行已久的“上供”“留使”和“留州”政策及其具体比例，平衡公留资金，合理照顾各级政府的经济利益，以缓解朝内外官员的矛盾，从而调动地方各级官吏们征税与上供的积极性。

二、贵本贱末，调处农民和商人的贫富悬殊
安史之乱虽然一度损害了唐代经济，但另一方面却给中唐经济留下了一个很
大的发展空间。

商人们敏锐的观察到了这个机会并开展了商业活动，进入到农业、盐业、茶业及各种手工业领域。

城市是商人活动的舞台，在一些交易场所，商业的繁荣使许多商人获得了巨额的利润。

据载，唐德宗时，朝廷四分之一的军费开支就是向当时的商人借贷的。

然而商人们抓住商品的供需矛盾，利用市场机制或变动商品价格，或贱买贵卖，牟取暴利。

商品的价值量如果被商人在交换中大量抽取了，那么商品生产者和消费者就只能做亏本买卖，长此下去，必然陷入贫困。

白居易也发表了很多文章来描写当时普通百姓的痛苦。

商人“日以富豪”，民众“日以贫困”，两级分化，严重对立。

其根本原因就是本末倒置，钱重物轻。

“臣常反复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

”如果不正确调整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就会引起社会动荡，造成皇权不稳。

白居易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贵本贱末，沙汰奸商。

重视农本，提高农产品价格与抑制商业。

在白居易看了，“贵”“贱”中最重要的是“贱”，只有“贱”字当头，不让商人赚取巨额利润，不让其垄断货币，才有可能使农业“贵”起来。

因此，他反复强调：“明君立国字人者，贵本业而贱末利也。

”他又考察了在市场交换中商人生奸利厚而造成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强烈要求朝廷下令“划革弊法，沙汰奸商”，甚至希望“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实行极端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实物货币政策。

显然这种过分极端的主张只会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三、去贪厚禄，调解官民、官官利益冲突
任何政权的统治都是靠大大小小的官吏实现的，他们统治着千千万万的百姓，二者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在当时，官民、官官之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冲突非常突出，如不设法缓解调和，必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

白居易提出了“去吏之贪”，“厚禄均俸”的解决措施。

吏为何要贪？“衣食不充，冻馁并至，如此，则必冒白刃，蹈水火而求私利也。

”在这里，白居易阐明了物质是第一性和客观存在决定人的主观意识的道理：人要生产，温饱第一。

“身穷则心滥”，官吏是人中强者，比一般人更具有贪婪性，若不能“使天下之吏温饱充于内”，“而望吏之不日侵于人，不可得也”。

为何要对官吏“厚禄均俸”？经济利益是人的根本利益，白居易在诗中说“人生待富贵”，“世路重禄位”。

要官吏不要钱或少要钱一般是不现实的。

但当时确
实存在只发半薪或长期拖欠俸薪，同官异薪的现象。

白居易认为官吏们只要能够“厚禄均俸”多得钱，只要能够吃饱穿暖有余粮，就会自然而然地“去贪至清”。

他把“厚禄均俸”作为“去贪至清”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吧“去贪至清”作为“厚禄均俸”的必然结果，认为百姓有了钱，就会顺从官吏的统治，而官吏们也不至于互相攀比、相互嫉恨了。

于是，官民、官官之间就可以建立平和舒缓的关系。

但我认为这只是他的一种理想化设想，而官吏和百姓的心思，远比他所想象的复杂，所以这个预期的目标，是无法达到的。

四、节欲省用，整治社会耗羡靡风
朝廷聚敛钱财的目的就是消费，从白居易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皇帝大臣们的生活穷奢极欲。

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胥吏，追逐豪华人胜人，白居易称其为“耗羡”。

整个社会被竞争“耗羡”的靡风刮的乌烟瘴气。

糜烂败坏的社会风气必将加速统治者的灭亡。

白居易认为，要延缓中唐王朝灭亡的命运，就要严厉整治社会‘耗羡“靡风。

即节制贪欲，减省货币开支。

节欲省用对整治”耗羡“有一下作用：
（一）通达圣明境界，提高皇帝统治威望。

白居易指出：“明王非无欲也，盖有欲则节之，节之又节之，以至于无欲也”。

白居易还列举了历史上两类君王的执政事实，一类是唐尧、夏禹、汉文之代，这类君王用薄税、除征、弃饶等宽厚政策让利于民。

国家虽然少征税了，却创造了“国足人富安”的太平盛世。

另一类是秦皇、汉武、隋炀帝之时，这类君王尽管使用严厉的人赋、征租、建法等措施，不断加大剥削民众的力度，却仍陷入了国乏用而人贫弊的困境。

白居易认为前者在与“欲节而用省也”，后者在于“欲不节而用不省也”。

因此，皇帝只有积极学习和大力推崇前者而“节欲省用”，才有可能通达圣明君王之胜境；如果如后者一般，就会成为挥霍无度，奢靡的昏暴之君。

（二）促进吏治改革，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白居易所揭露的唐朝官僚系统十分庞大，从中央到地方再到乡里，充斥着各级官僚机构，冗杂繁肿。

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甚至更加严重。

白居易指出“今则官倍于古，吏倍于官，人色者又倍于吏也”“凡为大官人，年俸多高崇”“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

那么要怎么改变官僚机构的涣散状况呢？
节欲省用。

节欲是前提，所欲得以节制，其用的货币就自然减省了。

白居易认为无欲才会五为，无为就可省用。

（三）培养节约美德，提高民众富裕水平
白居易不啻悲痛地叹息“民病”之苦，更关切地寻求解除病苦的途径。

“民病”之根在贫穷，他劝导皇上：圣人非不好富也，富在于富天下，在于使国足而人富安。

而民众虽然日益贫困，无力耗羡，但倾慕之心人皆有之，一有条件也会大把花钱。

民众若大量花钱以奢侈，就会消用殆尽，雪上加霜，贫困至极。

白居易认为，对于穷苦百姓而言，越是无钱，就越应该节欲省用。

节欲省用可以培养以节俭为美的思想品德，人若节欲省用，就可以汇涓涓细流为河海。

货币具有很强的流通性，白居易用“操一节三”的观点揭示了它的某些特点。

但是那个时候白居易是从朝廷的利益出发而进行思考的，具有一定的主观片面性。

尽管如此，他的观点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