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实证分析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的实证分析
在公安机关内部，对公安民警行使职权实施监督的有法制、纪检、监察、督察等机构和部门，但是在众多的监督机构中，职能交叉、权责不明，监督权的行使往往行不成合力，监督活动
流于形式和表面，起不到全面有效的制约作用。

同时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等外部监督的力度
也不够，只停留在随意性较大并易受种种干扰制约的无力状态，缺乏制度、措施和法律方面
的保证。

[1]在这种情况下，享有国家法律监督职能的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理应
发挥更大的监督制约作用。

但实际上，我们发现，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还未对侦查行为形成
真正意义上的控制，存在着监督“盲区”多、监督滞后、缺乏强制纠错力等突出问题。

一、侦查监督的实然状态
应然与实然是法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

将应然与实然理论引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问题，具体
而言，应然是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应当是怎么样的”，实然则指“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
在实践中是怎么样的”。

从检察机关工作实践来看，应然和实然两种状态下的侦查活动监督具有很大的不相符性，主要体现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内容比较单一片面。

对侦查活动开展监督主要发生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这两个工作环节，虽然检察机关可以适
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以及时发现是否存在违法侦查行为，但实际上，无论是在司法实践中还
是司法解释上，侦查监督仍主要依赖案卷。

从笔者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检察机关所纠正的侦
查违法行为主要包括：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所做的笔录上，两名侦查人员只有其中一人在笔录
上签名；未在犯罪嫌疑人被刑事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并未在讯问笔
录上签名，而是由侦查人员代签……
与《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1条规定[2]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公安机关侦查违法行为的书面纠正多集中在该条第（一）（三）（十）项的规定，侦查监督职能履行得比较
单一，监督范围比较狭窄，比如，在采取强制侦查措施方面，公安机关可以自行采取搜查、
查封、扣押、冻结、监听等侦查行为，但上述侦查行为完全被排除在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范
围之外……也就是说，尽管在工作实践中，我们发现了公安机关的一些侦查违法行为，但就侦查监督整体而言，这种力度显然还是不够的。

二、检察机关侦查监督不力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体系不健全
现行法律对法律监督规定的比较原则，有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操作，关于侦查监督的规
定总体来说尚未形成完整的监督体系，尤其是“从立法关于侦查机关与侦查监督机关的规定来看，侦查监督机关缺乏权威的监督手段和相应的制裁措施。

”[3]如刑事诉讼法第76条虽然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工作中，如果发现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有违法情况，应当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通知人民检察院”，但却没有进一步规定公安机关从事违法活动所应承担的任何法律后果，这就导致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力缺乏后续保障。

这实际上造成了这样一种不良局面：对侦查监督中发现的违法侦查行为的纠正效果，在一定
程度上依赖公安机关的理解与支持，又因为两家单位各自内部考核的一些项目其实并不孤立，而是彼此之间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4]。

（二）侦查程序过于封闭
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改后的《国
家赔偿法》以及大量公安机关内部的纪律文件，对侦查活动作了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定，但从
实践中看，这些规定也使得侦查活动具有了很大的封闭性，做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对
公安机关对于上述规定的执行情况难以及时全面的掌握，既然对侦查违法行为的发现渠道都
不畅通，又何谈良好的监督纠正效果呢？以强制性侦查措施为例，公安机关除了逮捕要提请
检察机关审查批准外，对采取其他的如拘传、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或者侦查、搜查等侦查措施，则只需公安机关内部行政性审批，随意性相当大。

再来看讯问犯罪嫌疑人环节，当前，警察对讯问过程是否有违规违法行为，没有举证义务，
犯罪嫌疑人必须首先举出受到非法讯问的证据。

由于讯问时仅有警察和犯罪嫌疑人双方在场，只要犯罪嫌疑人肉体上没有严重伤害，几乎无法举出有效证据证明警察讯问违法，这在近年
来所暴露出的刑事错案中有比较突出的反映。

[5]
（三）检察人员执法观念落后
检察机关执法观念，是指检察人员在执法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并指导其行为的思想、观点和
心理状态的总和，是检察群体独特的工作经历、工作作风、受教育程度、职业情感等因素在
思维中的抽象、概括和定型。

[6]就侦查监督而言，笔者认为检察人员中尚存在以下两种落后、错误的执法观念，不利于监督工作的健康发展：
一是“重打击、轻保护”的价值观。

有学者于2003年7月至10月对一些地方的检察机关进行
了关于执法观念的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中，35%的被调查者坚持现阶段检察机关应当‘一切以打击犯罪为重心’。

问卷设计还选取了现在较为突出且受媒体和公众关注的‘超期羁押犯罪
嫌疑人’问题。

调查显示，仍有40%左右的被调查者认为超期羁押‘有助于查清事实，应当允许’或者‘虽然违法，但偶尔为之亦无不可’。

”[7]虽然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
活动的不断深入，检察人员执法观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更新，但笔者通过与一些检察人员的
谈话接触中发现，“重打击、轻保护”的价值观还尚未完全摒弃。

二是“重配合、轻制约”的司法观。

笔者在了解中发现，一些检察人员片面强调打击犯罪就容
易忽略法定办案程序的要求，认为为了查清犯罪事实，程序规定是可以变通的，如在明知违
法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在公安机关正常侦查期限已满的情况下，为配合公安机关办案，对案
件作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处理，变相为公安机关延长侦查期限。

事实上，一些刑事
错案的发生也正暴露了这方面的问题，比较典型的是江西叶烈炎“爆炸”案[8]，乐平市公、检、法三家办案人不是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依法办案，而是相互通融，内部平衡，导致司机腐败，教训可谓深刻。

参考文献：
[1]陆冬英、张伟.《侦查取证中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探析》，载《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第4－5页.
[2]《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1条规定，“侦查监督主要发现和纠正以下违法行为：（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二）对被害人、证人以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
手段收集证据的；（三）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四）徇私舞弊，
放纵、包庇犯罪分子的；（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六）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
便谋取非法利益的；（七）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八）贪污、挪用、调换所
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孳息的；（九）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
施规定的；（十）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十一）在侦查中有其他违反刑事诉讼法有
关规定的行为的。

”
[3]张智辉.《法律监督三辨析》，载《中国法学》2003 年第5 期，第24 页.
[4]以纠正违法通知书为例，检察机关发放纠正违法通知书并被采纳，在考核中便会加分；而公安机关收到纠正违法通知书，在考核中便会被扣分，这就形成了笔者所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

另外，加扣分又各自与本单位的系统排名、办案人员的绩效考核奖金相挂钩，故很受重视。

[5]如在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中，1991年11月赵宝宏被无罪释放，但直到2000年7月，侦办该案的警察杨延斌才被齐齐哈尔市法院以刑讯逼供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更让人震惊的是，杨延斌被判刑后，依然领工资、发警服，后直到2001年8月齐齐哈尔市公安局才作出决定，将杨延斌清除出公安队伍。

[6][7]何家弘、刘为军.《论检察机关执法观念的更新》，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3期，第31页.
[8]叶烈炎，江西省乐平市双田镇横路村村民，曾因“爆炸罪”被羁押，期间，在审讯室9次做了有罪供述，两次被乐平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

在判决书尚未生效之前，叶烈炎6次在狱中向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和检察院喊冤，控诉自己在乐平羁押期间被刑讯逼供，司法机关武断办案，导致他蒙冤入狱。

后真相浮出水面，叶烈炎被宣告无罪释放。

作者简介：
黄佩娟，女，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朱慧（1979—）女，法律硕士，该院检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