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

我所经历的北大留学生楼陪住作者：夏晓虹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03期【缘起】我是恢复高考后录取的第一届大学生，1978年春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

第二年即被派去留学生楼陪住。

这个日期在我们班长岑献青的日记中有明确记录，即1979年3月6日：“部分同学被抽调到留学生楼陪住，其中有：郭小聪、高小刚、刘德联、刘志达、查建英、龚玉、吴北玲、王小平、张继凌、夏晓虹、杨柳、郭丽平、郝秀竹、沈楚瑾、宋红、江锡铨等。

”（《文学七七级纪事》，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其中男生5名，女生11名，这应该是我们班陪住人数最多时的名单。

而全班总共48人，也就是说，1/3的人去了留学生楼。

上述同学中，除了张继凌与江锡铨，都是北京同学。

而首选北京同学陪住，估计出于两个考虑：一是北京同学说话语音应该更标准，但其实未必，北京话也是方言，并非普通话，所以，普通话说得好的外地同学也有可能增补进来；二是北京同学周末一般都要回家，这也可以给留学生同屋留下一点自己的空间。

当时北大的留学生集中住在学校南门附近的两座楼，女生在25楼，男生在26楼。

两楼中间的一处是开水房，留学生食堂位于26楼东北。

按照《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的记载，1978年9月，来自五大洲24个国家的71名留学生入学。

我陪住的两年半间，留学生人数应该没有大的变化，估计在400人左右。

若向前追溯，北大接受留学生始于1952年9月，由于那年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14名东欧学生最先确定转到北大。

不过，“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的名称没用多久，当年10月，教育部即批复北大的呈文，因学生成分已有改变，准予定名为“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

这个专修班的首位主任，是由时任北大教务长的周培源先生亲自兼任。

而第二年3月，学校教务处统计1952～1953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的注册人数，外国留学生已达285人（参见夏红卫、孔寒冰《“北京大学新中国留华校友口述实录丛书”总序》，舒衡哲口述，贺桂梅、倪文婷访谈《回家的路我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一八九八—一九九七）》上册），可见增长之快。

而由于进入留学生楼陪住，有了个人相对独立的空间，我开始记日记。

至今保留下来1979年9月24日至1980年6月18日不足一年的记录，这也是我大学期间唯一写下的两本日记。

因为疏懒，虽然陪住未结束，我的日记仍无疾而终。

所以，具体何时离开留学生楼，搬回到我原先的女生宿舍，目前还无法确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在1981年夏季暑假来临前的7月。

也就是说，大学四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我住在留学生楼里。

到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

陪住的第一个学期，我的同屋是英国留学生黎蔚如。

她是华裔，原籍广东，所以会说粤语。

她本来有一位76级的工农兵学员同屋，但因为要在暑假前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黎蔚如希望换一位水平更高的中国同学帮助她，经过考试入学的77级同学自然最合适，我于是进入留学生楼。

黎蔚如在夏季回国后，我接着转为美国留学生范雅卿（英文名Anna Fan）的同屋。

安娜也是华裔，但和黎蔚如不同，他们家里不说汉语，因此，她的中文程度并不比其他留学生高明。

安娜本来只想留学一年，但后来延长了一年。

1981年夏从北大毕业后，她转到中国科学院教英语。

陪住制度应该是“文革”中已经开始，但具体年分还有待确定。

大多数留学生对陪住并不拒绝，甚至会认为可以有更多机会学习中文，并通过同屋了解中国。

当然，也有一些留学生没有同屋，他们或者是和家眷同住，或者身份已经是教师。

但实际上，管理留学生的“留办”（“留学生办公室”的简称）是希望所有留学生都有中国同屋的。

因为有一位美国学生曾拒绝陪住的安排，说她不习惯和别人同住，留办仍要求她写个情况说明。

虽然“陪住”这个词留办也在使用，但他们并不满意和认同。

记得一位老师表示过：“我们本来是主人，‘陪住’不是反客为主了吗？”不过，这也没办法，显然是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语。

反倒是留学生中通行的“同屋”，在欧美学生口中，更使用了带有昵称意味的“roomie”，让中国同学觉得很舒服。

【突发事件】陪住期间，留学生中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件，值得一说。

1979年12月6日，发生了留学生声援柬埔寨难民的事件。

由于红色高棉1975年掌权后，失去民心，越南乘机侵入，数万难民涌入泰国，在边境一带集聚，境遇悲惨，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关注。

中国的报纸也有相关报道。

因此，47个国家338名留学生签名的声明以大字报的形式贴到三角地布告栏，引来了大批人观看。

参与的留学生们对这次活动进行了认真的准备。

先经过三次讨论，拟定了四点要求，征集了2800多元捐款。

6号下午，他们又派出25人作为代表，兵分三路，把声明和捐款送到各相关国使馆和中国外交部等处。

由于安娜全程参与，我的日记对此事件也做了详细记述。

从组织讨论开始，留学生们的态度已表现出很大不同。

有的签名也捐钱，有的只签名不捐钱，有的二者都拒绝。

其中最热心的是欧美同学。

比如我的同屋安娜，她虽然说自己钱不够用，却还是捐了10美金。

最激烈的是高小刚的美国同屋李聪仁（斯科特·克莱门斯），“打定主意想去泰柬边境，做人道主义救援”，“行李都打好了”，是哈佛博士费能文和其他几个留学生整夜和他谈话，才把他按住（高小刚《陪住》，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不过，美国同学中也有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者，如张继凌的同屋欧凯妮，据说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从来不看报。

她去参加过一次讨论，得出“这样的讨论不会有什么用”的结论，从此不再参与。

杨柳的同屋是意大利学生，也去开过一次会，回来说：美国人很奇怪，他们的国家打了别人的国家，他们又为这个国家出钱。

”她对此事也不热心，说：“可能美国人比较有钱吧，但是我没钱。

”日本学生我只记录了佐佐木蓉的说法，因为我觉得她的表述很有意思。

她說，没有看报，不知道柬埔寨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不能签名；不了解情况就给钱，是不负责任——这样说也很有道理吧。

去送捐款和声明的过程也很有趣。

安娜所在的那组六个人，先后去了美国、泰国和越南大使馆。

美国大使接见了其中三人。

到泰国使馆也很顺利，见到了一等秘书。

留学生代表提出，有些同学想去泰国帮助难民。

其时，我的同屋安娜也想过利用寒假到泰国做志愿者。

但一等秘书说：“如果你们是医生或护士，我们欢迎；如果不是，我们不希望你们去难民营。

”最难办的是越南使馆。

里面的人拒绝接受他们的声明，他们把声明扔进使馆，那人又马上扔出来，留学生们只好悻悻离去。

最后走到联合国救济开发署驻华代表处，把捐款交给了他们。

而在学校讨论时，曾有瑞士留学生提出，应当把钱交给设在瑞士的红十字会，但其他同学不同意。

到苏联使馆的交涉则是另一番情境。

不接受声明的大使馆人员，却问他们是哪个国家的留学生。

留学生们极力想把话题拉到难民问题，此人故意回避，转而大谈苏联如何好，鼓动留学生去苏联学习，說我国会提供很好的待遇。

留学生们很生气。

无论这个活动有无结果，我对这批热心的留学生都心存好感。

以前读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其中称赞白求恩“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本来以为这种精神只有极少数先进者才能具备。

但在我身边的留学生身上，我看到了“国际主义”已经成为基本的素质与情怀。

还有一件事也留下了印象。

一位日本同学没有请假，私自跑到山东某海滨城市旅游。

拍照时，镜头涉及军事禁区，被认为有搜集情报嫌疑，送回北京。

留办准备给予遣返回国的处分，后来大概查实乃无心犯过，得以继续学业，只是这位留学生最终还是提早退学回国了。

本来以为留学生楼门口有值班室，会很安全，但也发生过盗窃事件。

1980年4月23日下午，就在25楼205室的南斯拉夫同学下楼打开水的五六分钟内，一个窃贼窜入，偷走了她的手表、钱包和眼镜。

住在对门的张继凌，正好看到了这个女贼坦然坐在房间里的情形。

而此人在得手前，先已敲过几个房门，借口找人，寻找作案机会。

最终，窃贼还是被抓住了，原因就是她太贪心，一次成功，居然再来尝试。

这回又被张继凌撞见，自然不会让她再遁逃。

此事的后果，固然是大家从此提高警惕，随手锁门；但由于门房师傅当时在聊天，没有注意到女贼的出入，给了她可乘之机，于是，加强门卫检查也顺势而生。

【文化冲击】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和外国人接触还是有禁忌的。

虽然对我们来说，和留学生交往已经成为生活常态，但所有进入25、26楼的人都要详细登记。

登记的后果有时会很麻烦。

刘德联就抱怨过：他的一位朋友曾很生气地告诉他，说“被领导找去谈话，问和北大的外国人有什么关系”。

吴北玲也曾备感忧虑地提到，北大有人去她的男朋友孙立哲的单位调查，弄得孙立哲都不敢到北大来了。

这都是因为二人在留学生楼陪住惹的祸。

而外国学生如果和中国学生来往多了，留办也会很紧张。

刘德联的芬兰同屋汉努参加了学校的自行车协会，常和中国学生一起活动。

留办也把刘德联叫去，问他的同屋常和什么人联系等等（刘德联《陪住二三事》，《文学七七级的北大岁月》）。

不过，让留办没有料到的是，本来希望隔绝的接触，反而因为陪住同学的入住而更深入。

出于学习英语的考虑，同屋是美国人为此提供了便利，陪住期间，我也看过一些英文小说，比如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简易读本，赛珍珠的《大地》等，印象最深也最喜欢的是奥威尔的《动物庄园》。

一边翻查字典，一边设想这些适用于动物的生动词语如何在中文里找到恰当的对译词，我当时的判断是不可能完美，因而很庆幸我读了原文。

在此之外，为了方便我的阅读，安娜也从美国使馆借来过很多中英对照的读物，她看英文部分，我看中文。

如斯坦贝克的《人鼠之间》、费滋杰罗的《大亨小传》，亨利·詹姆斯的《黛丝·密勒》等。

这些书基本都出自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现在大家已很清楚，该社为美国新闻处的文宣机构。

而凡是在中国教英语的美国人，都可以向大使馆申请得到其赠书。

安娜就因此收到过一大箱图书，包括马库斯·坎利夫的《美国的文学》上下册、康马杰编辑的《美国历史文献选萃》、《今日世界》杂志社编印的《美国大学介绍》，这几本书至今仍在我家的书架上。

在平日的接触中，留学生也经常会提出和我们惯常的思路不同的见解，让我茅塞顿开。

看过意大利留学生尼克莱达主演的电影《不是为了爱情》，我表示不喜欢那个“四·五”英雄，他没权力因为受难就要求补偿。

而美国留学生柯珮娜（她是安娜的好朋友）最不满意的是：“怎么可以由两个男人商量决定谁应该要她，而不问问那个女孩的意见！”她认为，应该是那个女孩爱谁，谁才可以得到她。

由此抉发出影片不自觉带有的男性中心意识。

不过，有些观念我还是无法接受。

比如安娜讲到她姐姐因为每周要坐飞机去上课，花销太大，向她借钱，还要付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