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深度报道的理论阐释看中美新闻理念的差异

从深度报道的理论阐释看中美新闻理念的差异

李薇

（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系 08网络班学号：0808010084）

[摘要]本文从深度报道理论的诞生及发展史入手探索中美新闻观念差异的根源，并简单的分析中美两国在深度理论实践上的异同。

[关键词]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理念

深度报道是一种系统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因果关系以揭示其实质和意义，追踪和探索其发展趋向的报道方式，是综合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等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和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要了解深度报道，首先就要搞清楚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和调查性报道三者之间的关系。深度报道包括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典型报道、连续报道等报道方式，而深度报道的前身就是解释性报道。以下是中美两国对于深度报道发展史和理论实践上的一些差异分析。

一、中美深度报道理论诞生及发展

深度报道理论在美国和中国的产生和勃兴的时间分别是20世纪初和20世纪80年代，两者都是社会转型的关键期。而产生的背景，虽然同样面临着社会阶层加速变化、社会结构不断调整、社会问题急剧增多等问题，但在政治模式、经济制度和文化发展上，两者的情况是迥然不同的。当然，社会发育和发达程度就更是有距离了。

深度报道是美国继政党报纸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种主流的报道新闻的形式。在西方新闻界，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是深度报道的两种最重要的报道形式，它们的出现，是根植于当时社会的现实土壤。

调查性报道出现的标志性事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扒粪运动”，为争取市场、赢得读者，美国报纸对世纪之交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调查和揭露，包括政府丑闻、企业舞弊、官员腐败、犯罪活动等，其中，政府的腐败行为和企业

的违法交易更是调查性报道关注的焦点。调查性报道大行其道，最大的成就就是20世纪70年代，《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报道直接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标志着这种报道形式发展的巅峰。1985年，“普利策新闻奖”更是设立了调查性新闻奖。

而解释性报道则是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的产物。由于美国的两次社会危机给人民带来猝不及防的打击，所以整个新闻界开始反思纯客观报道的缺陷，探索新的报道方式。1923年，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杂志《Times》创刊，该杂志的创刊人亨利•劳斯自称《Times》是“新闻事件的注释家”，其对解释性报道的产生起到了直接推动的作用。

一直到1960年，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新闻学院的副教授尼尔•高普鲁出版《深度报道》一书，明确提出深度报道是“以今日的失态和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出明日的意义来”，这才从理论上和学术上稳定了深度报道的地位。

相较之美国，中国的深度报道的定义，有学者认为经历了三个认识阶段，从报道体裁、到报道形式，最后到报道理念。大部分的学者比较认可于将其作为一种报道方式，包括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和预测性报道等。但是有的学者将连续报道、跟踪报道以及组合式报道都归入了“深度报道”。甚至还有学者总结出党报的5种深度报道形式：组合式报道、追踪式报道、解读式报道、连续报道、互动式报道、系列报道等等。由此可见，中国的深度报道在新闻理论界和实务界更像一个“筐”，强调深度的报道几乎都可放入其中。

中国的深度报道的“奠基之作”是《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建伟于1985年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系列报道《大学毕业生成长追踪记》，在读者中掀起了强烈反应。

二、中美关于深度报道实践上的异同

探究中美关于深度报道实践上的异同，主要从2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是对深度报道题材的选取和概念的界定。

1、就深度报道的选题上看

首先，从中美两国深度报道的产生时间上看，虽然是一先一后，但是没有明显的证据说，中国深度报道的实践受到美国深度报道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就是说，以《中国青年报》为代表的“中国深度报道的发源地”最早在进行深度报道

时并没有深度报道的意识，他们的实践是自发的而且无意识的，更不能说美国的深度报道理念影响和催生了中国的深度报道。

其次，如之前所说，深度报道在美国和中国产生的背景虽然有所相似，但是就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来说是完全不同的，因而，两个在深度报道的选题研究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美国新闻学界对深度报道的研究并不积极，他们更乐于“单独地”“分别地”研究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等报道形式。而中国学者在过去近20年的研究中，则比较热衷于深度报道的专题性研究，并且逐步将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报道形式加以实践。如果说美国新闻学者对深度报道的研究更趋向于“分类研究”的话，则中国新闻学者的研究更趋向于“概括研究”。

2、就深度报道的概念的界定上看

美国和中国对深度报道的理解和界定有相同的地方他们都强调将新闻置身于背景和关联中揭示新闻背后的新闻、揭示新闻的本质、意义和趋势。

但是也有不同的地方，主要有2点。一个是中美对深度报道一些具体报道形式的理解和定义有明显差别。如调查性报道在美国带有明显的“扒粪”传统和“揭丑”色彩，指向政府弊端、记者独立调查，而在中国，实践中更多承担着政府治理、舆论监督的职能，没有鲜明的“扒粪”传统和“揭丑”色彩；另外一个是美国的深度报道没有作为严谨的学术概念进行探讨，而且其对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的研究更侧重独立文体的界定。一般来说，美国新闻界也将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归属于深度报道，但又不绝对如此，有时候，深度报道与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相比，题材上比较广泛，形式上比较自由；而中国的深度报道研究，逐步将其分成独立文体和组合文体，尤其在电视报道领域，逐步将连续报道、跟踪报道、新闻+评论+背景的“全景式”报道等“囊括”在深度报道之下。因此，中国深度报道的研究比美国更为宽泛。

三、中美新闻观念的差异

从上述中美两国深度报道的诞生发展到实践上的异同研究，我们可以总结出若干个观念上的差异。其实，纵观世界新闻史，我们可以发现，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一切新闻报道形式或者旨趣，归根结底都根植于某个国家某个时段社会的土壤中，什么样的社会就决定着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