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代史论文：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
浅析李鸿章的历史功过摘要：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四十年来，中国之大事，无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对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评价，在他盖棺后的近百年来“论犹未定”。
误国、卖国之罪不可否定，但也还有爱国进取之心。
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看待一个人应客观更立体，这个擅长外交的李中堂也绝不是一无是处。
如果我们抛弃故有的偏见,客观地考察他的生平,去阅读这位晚清重臣的一生,我想大家会发现一个与以往观点不同的李鸿章。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近代化、外交、忠臣正文：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禁大开、强邻环绕的时代，是中华文明遇到西方文明挑战，中国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从封建专制国家向近代国家转型的时代。
中国第一支海军，第一批留学生，第一个煤矿，第一个驻外使领馆，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电报，这些第一个无不刻着李鸿章的名字。
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这些内忧外患中到处都有李鸿章的影子。
李鸿章的个人命运是末代中国从衰落走向灭亡的见证，是中国逐渐被迫开放的写实，他是中国驶向世界的第一个舵手。
李鸿章是何许人？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1823年（道光三年）生于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
1847年在科举的道路上爬上了进士的名位，开始跻身于封建统治者的行列。
从他步入仕途官阶之始，就正是西方列强肆志于东方，“西力东渐”的时代。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
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
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
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糅，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中国正经历着
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从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从李鸿章的时代到今天，又过百余年，其间我们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以上帝的名义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30年的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到日后的甲午海战，大革命，新文化运动，军阀乱战，抗日，共产中国的建立，大鸣大放，反右，大跃进，文革，以致到不久以前的邓小平重开国门。
这么多纷繁的事情，那件事我们三千年来所遇到过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史是我们三千年史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可惜，国内的中等、高等教育关于近代史的教材，多少想向下一代人传递一些沉重的政治理念（诸如三座大山，共产党的正统性），甚至希望借史书来让国民认可现今政府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都不大敢把精彩的近代史”演义”起来。
西人治中史便少了层这样的包袱。
像最近很红火的史景迁那老家伙，一本”追寻现代中国”, 根本就是像讲段子一般的把盛清以来的国史娓娓地过了一遍。
可惜史老的笔法过于演义，想象也不太靠谱，终是惹来了许多非议。
徐中约这本“中国近代史”（下称“近代史“）少了天马横空的毛病，显得相当厚实，在我看来，是一本绝佳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徐的这本“近代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域外学者写的近代通史之作。
说实在的，相比英文标题”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我并不怎么喜爱这个毫无特色的中译书名。
不过或许因为另一方面这本书在港台名气依然很大，所以刚出的简体版便沿用了这个名字。
记得第一次拜读这砖头般的巨作时我正在香港科技大学念大学一年级。
大一的学生，特别是学理工科的，刚经过高考的洗礼和通读了人教版那两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便以为已经读够了历史，特别是中国史。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主管大陆学生的教授强迫我们在香港念书的第一年学生一定要选两门文科课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了何杰尧教授的民国平民史和丁学良教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在此不费笔墨写丁学良的治学，不过客观地讲，受过西方史学社会学训练的何教授和丁教授，确实让我领略了一种与国内不大相同的治史的方法（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国内上过文科课，所以国内治史也是从我读书中自己臆测的）。
浅谈李鸿章
浅谈李鸿章说起晚清权臣李鸿章，人们总是会想到“卖国贼”、“千古罪人”这样的评价。
过去，由于受他人的影响，我也这样认为。
但是，当我看完有关李鸿章的视频后，我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我懂得应该以辩证的思想去看待李鸿章，相对来说我比较认同李鸿章了。
如果理性来思考李鸿章所处时代大厦将倾的尴尬境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李鸿章无法也不能承担晚清对外交往失败的悲剧后果。
李鸿章是大清国的一名忠臣。
他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他文采飞扬，才华横溢；他有卓越的军事才干和政治作为。
这些应该多论，这是他的作为，是他的贡献。
他还毕生致力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对经济的研究有独特的心得和认识。
但是他与一般的研究经济宏观战略的经济学专家不同，因为他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他还以一个企业家的身份去把他的理论运用和实践到企业管理之中。
可以说，他是一名企业家，一名经济学专家，但是加上他领导者和政治家的角度和身份，所以他的远见和卓识，他的才干和能力就远远超出和高于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或者学者。
可以说，李鸿章是集众多才能于一身。
在晚清外交上，李鸿章担当了重要一职，而真是晚清外交的失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李鸿章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卖国贼”的称号也就出来了。
处在中国传统外交体制解体的历史悲剧中，李鸿章是晚清中国官僚集团中较为清醒和理性地对待“千古变局”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他力图建立中国对外关系的新的明确的原则和适应性的方式，但他的思想充满着矛盾：他认识到时代变局需要中国变革，而又无法从体制上乃至文化上采取根本的变革；他实现了从崇拜皇权到推崇国权的政治价值观的转变，证明他本质上仍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家，但他在外交操作上的现实主义与晚清外交面临的两难：既要维护帝国的传统外交体制??天朝礼治体系或朝贡体系的传统理想，又要适应完全对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际关系体系的现实，便构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两难之下，对李鸿章对外交涉的评价，必须对他的鲜明的时代意识予以充足的关注。
客观的说，在晚清权臣中，李鸿章是最具洞察力的。
重思“数千年未有之巨变”
重思“数千年未有之巨变”作者：张翔来源：《读书》2011年第10期晚清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巨变”经常被人们用来表述中国历史中最为深刻的断裂。
以今天的历史分期视野来看，巨变的发生即是“近现代”的开始。
但是这一“巨变”和断裂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是清晰的。
对此的不同理解，意味着不同的思考方向和问题结构。
“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最常为后人所引述的出处是李鸿章的“筹议海防折”（一八七四年十二月十日）。
李鸿章对“巨变”的感知是多重的，变化不仅仅来自于东南沿海，西北内陆的周边关系也在发生变化。
在当时的朝野，对于是否应该“捐西守东”发生了重要的辩论。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在东南和西北、在海洋和内陆多个方向同时展开的，它的背后是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
康有为也曾多有论及“数千年未有之巨变”。
他对列强威胁的感受，同样不是来自某一个方向，而是“合伺”和“环伺”。
如《上清帝第一书》（一八八八）说：“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
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
”康有为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不仅指出列强“环伺”、变起四周而非一隅这一“非常之变局”，而且同时指出了中国变局背后的整个世界性格局的非常变化，中西相遇只是这一格局变化中的一个部分。
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叙述了世界格局巨变兴起的脉络，亦即“列强环伺”格局得以形成的整个形势，并进而叙述了“列强环伺”步步演进的进程：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屡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
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
其士人著有新书，发从古未创之说者，赏以清秩高第。
其工人制有新器，发从古未有之巧者，予以厚币功牌，皆许其专利宽其岁年。
其有寻得新地，为人迹所未辟，身任大工，为生民所利赖者，予以世爵。
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
各国从之，数十年间，科仑布寻得美洲万里之地，辟金山以致富，每年得银巨万，而银钱流入中国矣。
近代史-浅谈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举制度的变化
浅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科举制度的变化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
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李鸿章《筹议海防折》从李鸿章的这个奏折看，他所指的“变局”和“强敌”分别指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和西方列强。
显然，这是他对国家危机的清醒认识，是对世界的认识提出的主张。
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
近代化，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这之后，中国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变化。
针对种种的变化，我想对其中的科举制度的变化进行论述。
今天的我们，众所周知，我国所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中，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最关键就是教育，即人才的培养。
那么，同样的，在面临近代化的席卷而来，在西方社会不断进步的威胁下，在祖国时刻遭受着危机的时刻，人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科举制度，其实就是对人才选择的一种方式，好比我们今天的中考，高考等等形式。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我们要求的是多才多艺的人，各个方面的发展都需要人才。
科举制度自隋朝开始作为选官考试形式以来，其内容一直是处于更新、变革之中，然而到了明朝，自八股文作为科举制度的内容而后却是处于僵化、停滞状态，对科举制度及明清时的中国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
八股文外在形式的僵硬与内在思想空洞的畸形结构，导致了士人思想的僵化、枯竭，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凝固、停滞，使得这种本来极富生命力的科举考试制度最终沦为除了能够为读书人提供当官的机会之外，对社会并产生任何积极作用，以致使得科举制度为世人所诟病。
传统的教育使得天下士子无不埋头于“四书五经”，并不了解外界的变化，并没有实质的人才出现，可以被用于国家的发展。
所以，为了促使一般民众了解世界并培养人才，最好是废科举。
显然，此时此刻，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科举制度的变革。
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李鸿章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对世界的认识提出了一个主张，“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他这个观点是在同治年间就提出来了，这个看法蒋廷黻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李鸿章讲“三千年未有”，“三千年”指西周开国到李鸿章这个时代有三千年。
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中国折腾来折腾去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拟，他朦胧的感觉到了这个大的变局。
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就是近代化。
近代化是1840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以后，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的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国开始实行农奴制改革、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而且在这个时候，美国打完了南北战争；德国普鲁士1866年打败了奥地利、1871年打败了法国普法战争，所以整个世界都是在这个时候向近代发展迈步的。
李鸿章能够看到世界的发展，看到整个世界局势的重大的变化，这在那个年代在他同时代的所有人当中，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超过李鸿章，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
李鸿章把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或“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语一出即不胫而走，至今仍屡屡被人引用。
早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就能够作出如此深刻的判断，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中国旨在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挑战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大变局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李鸿章_以夷制夷_新论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5期李鸿章 以夷制夷 新论刘世华[东北师范大学马列部 博士生 吉林长春 130024]提要: 李鸿章面对史无前例的 变局 和 强敌 ,提出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的主张,试图通过 以夷制夷 的外交手段,争取实现自强的安定环境,具有一定的积极性。
他赋予传统的 以夷制夷 以新的内涵,大胆地利用国际均势主义、利用矛盾,为中国赢得了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的相对和平,这是应当肯定的。
清末自强运动失败,李鸿章的外交政策亦随之破产,其主要原因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中国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 李鸿章 以夷制夷中国图书资料分类法分类号: K256以夷制夷 是李鸿章的外交策略思想,贯穿其整个外交生涯。
由于李鸿章的外交实践以失败告终,他的这一外交策略也被全盘否定了。
其实, 以夷制夷 在当时的中国国情下不但有一定的合理因素,而且也是外交家唯一可以利用的外交手段。
一 李鸿章从事外交的时代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时代。
国际上,列强用军事外交强行与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一进入国际大家庭,就付出了丧失主权的代价,这就注定了她在国际事务中被强食、被宰割的地位。
国内,清朝统治者昏庸腐朽,人民的反抗斗争连绵起伏,特别是经过了镇压太平天国的14年,国力消耗殆尽,原有的制兵被彻底摧垮,整个国家积贫积弱,正是 内忧不休,外患迭起 。
然而,没落的清王朝不知奋起,对严酷的形势毫无警觉,只是一味地摆着 天朝大国 的架子,不肯承认现实,不肯向对手学习。
相反,身居晚清政治、外交要冲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却表现出极为清醒的政治意识和深思远虑。
他敏锐而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正面临着新格局,面对着一批强大而凶残的新对手。
他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线。
今则东西海域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于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评价李鸿章
评价李鸿章历史上，多数人以李鸿章平发平捻为功，以其数次和议为罪，众说纷纭。
今天，我借梁启超先生在李鸿章去世2个月后所著的《李鸿章传》和安徽电视台的《评说李鸿章》，与大家交流分享一下我对李鸿章的看法。
1. 李鸿章出生在农民家庭，到父亲这代才中进士。
二十岁左右的李鸿章颇有才华，壮志凌云，一心报国。
聪慧的李鸿章在25岁就中进士二甲等13名。
因此，我说年轻时的李鸿章是一个有雄心壮志，一心报国的少年科第。
2. 而立之年的李鸿章遇上太平天国起义大军，授命操练军队防剿。
后来成立淮军。
李鸿章治兵节制有方，淮军将士勇毅，纪律整严。
李鸿章在军事上统筹兼顾，身先士卒，珍爱自己的部下，爱将程学启伤亡后，李鸿章痛悼流涕。
但在另一方面，李鸿章又出尔反尔，杀了有保人的千余名太平天国投降将士，也就是杀八王事件。
总的来说，李鸿章以会治兵，懂用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和剿灭捻军中立下战功，得到了朝廷的信任，暂时维护了腐朽的清朝统治。
3..不惑之年的李鸿章深刻认识到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
”可见李鸿章的真知灼见，世界眼光。
但他认为国家要想强大，要依赖军队，军队要强大，要依靠武器。
也表现了他作为封建官僚阶级的落后腐朽，他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症结在于腐朽的制度。
李鸿章大兴洋务，鞠躬尽瘁，是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
他开办的洋务多于25项，涉及军事，商务，教育等等。
李鸿章在洋务时期的自强措施，开风气之先，推动整个国家的变革，为垂死腐朽的清王朝打了一针强心剂。
尤其要指出的是：李鸿章在封建年代，能从愚昧的慈禧手中拿到建设海军的经费，建立了一支有两艘7200吨排水量军舰的北洋水师。
而我们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海军最大的军舰排水量也只有3700吨。
可见，李鸿章在近代中国海军建设中不可磨灭的贡献和其独一无二的地位。
4.花甲之年的李鸿章开始代表清政府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早在中法战争，李鸿章就主张见好就收，而在之后的甲午战争中李鸿章又有两大责任不可推卸，1.是军队组织训练方面工作没做好，导致号称亚洲最强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2是在外交上，没有使中国从朝鲜泥潭中挣脱出来，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赔款的白银使只打了7个月甲午战争的日本获得了10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而这些赔款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埋下隐患。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
浅析李鸿章“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成因摘要：有人曾用“一生功过在和戎”来形容李鸿章，可见“外须和戎，内要变法”的思想在李鸿章政治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主要从历史背景出发，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Abstract:”Merits and failure all due to coping with external enenmy” is a sentence to summerize Li Hongzhang’ s whole life. So we can see that the thought of” External Cope with Enemy, Internal political reform” accounts for a lot in Li’s political ideology. This article mainly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se thoughts from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关键词：李鸿章和戎变法Key Words: Li Hongzhang ,coping with enemy, political reform在晚清统治集团中，李鸿章可算是政坛上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个，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提到“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
” 可见李鸿章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李鸿章不仅在政坛活动时间长，而且活动范围广，参与的事件也比较多，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也形成了自己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外须和戎，内要变法”便是其重要的政治思想。
本文主要是从历史背景出发来分析此思想形成的原因。
一、“外须和戎，内要变法”思想的内涵。
“外须和戎”的基本观点就是尽一切可能的寻求与西方国家和平相处，为本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和平环境。
正说李鸿章！
<>"吾敬李鸿章之材，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希望也为了大家能看完，我在开头找了两个材料做引子，。
是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评价李鸿章的1895年李鸿章去马关就就甲午战争和日本进行谈判，当时的日本首相谈判前以私人身份来看望李鸿章，他们之间有一段话值得深思。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30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
李鸿章:“哦，这到是未有所闻。
”伊藤博文：“当年中堂壮志直冲霄汉，读中堂此诗，热血沸腾，一万年来谁著史，自然是中堂这样的人，博文不才，不敢谈万年之事，但有些疑问想请教中堂。
”李鸿章：“请讲。
”伊藤博文：“孔明是忠臣、儒臣、兵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3000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唯中堂尔，不知中堂以为如何？”李鸿章：“孔明辅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老夫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相似。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铁血宰相睥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东方睥斯麦，中堂如何自评？”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那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多年以来，惟此私念，别人说什么我都不信，只想讨中堂一个评语。
”李鸿章笑道：“历史自有定论。
”10年后大清立宪考察团到达日本，伊藤博文感叹此时和他对话的不是李鸿章，进而引用梁启超在《李鸿章传》里的评语——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以成败而论，自是伊藤胜于李鸿章；然以个人而论，李鸿章优于伊藤博文也。
高才高论，洞若观火。
其高论，正在‘假如二人易地以处’这八个字，伊藤不才然何其幸哉，能驻足日本之地，此乃立宪之国，且举国人才辈出；李鸿章大才，然何其不幸，为政于中国之地，乃绝对专制之地，故而有才而化无才，举国之人才，一遇专制俱为奴才。
李中堂若读德此论，当含笑冥府，而竟以有才败于无才，岂非又死不冥目？——好象到现在也没一个日本领导人如此尊敬中国领导人，李鸿章可谓第一人。
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中国正经历着
清末重臣李鸿章曾说过他所处的中国正经历着“三千年来从未有之大变局”。
其实从李鸿章的时代到今天，又过百余年，其间我们这个国家所经历的以上帝的名义发起的太平天国运动，30年的洋务运动/同治中兴，到日后的甲午海战，大革命，新文化运动，军阀乱战，抗日，共产中国的建立，大鸣大放，反右，大跃进，文革，以致到不久以前的邓小平重开国门。
这么多纷繁的事情，那件事我们三千年来所遇到过的？所以在我看来，中国近现代史是我们三千年史中最精彩的一部分。
可惜，国内的中等、高等教育关于近代史的教材，多少想向下一代人传递一些沉重的政治理念（诸如三座大山，共产党的正统性），甚至希望借史书来让国民认可现今政府的合法性。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都不大敢把精彩的近代史”演义”起来。
西人治中史便少了层这样的包袱。
像最近很红火的史景迁那老家伙，一本”追寻现代中国”, 根本就是像讲段子一般的把盛清以来的国史娓娓地过了一遍。
可惜史老的笔法过于演义，想象也不太靠谱，终是惹来了许多非议。
徐中约这本“中国近代史”（下称“近代史“）少了天马横空的毛病，显得相当厚实，在我看来，是一本绝佳的近代史入门读物。
徐的这本“近代史”也是我第一次接触的域外学者写的近代通史之作。
说实在的，相比英文标题”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我并不怎么喜爱这个毫无特色的中译书名。
不过或许因为另一方面这本书在港台名气依然很大，所以刚出的简体版便沿用了这个名字。
记得第一次拜读这砖头般的巨作时我正在香港科技大学念大学一年级。
大一的学生，特别是学理工科的，刚经过高考的洗礼和通读了人教版那两本薄薄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便以为已经读够了历史，特别是中国史。
幸运的是，那个时候主管大陆学生的教授强迫我们在香港念书的第一年学生一定要选两门文科课程。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选了何杰尧教授的民国平民史和丁学良教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在此不费笔墨写丁学良的治学，不过客观地讲，受过西方史学社会学训练的何教授和丁教授，确实让我领略了一种与国内不大相同的治史的方法（当然，我从来没有在国内上过文科课，所以国内治史也是从我读书中自己臆测的）。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_读后感_模板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_读后感_模板真实的李鸿章——读梁启超《李鸿章传》有感不爱学习的小哲东坡耕读每每读到近代史时，沉重的苦难，屡次的战败和众多不平等条约，无不使我义愤填膺，心绪难平。
在近代中国的诸多人物中，给我印象最深刻便是李鸿章。
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在传统的革命史范式教学中，李鸿章被国人唾骂，其”汉奸”、”卖国贼”的形象在众人心中仿佛是永远无法改变的了。
后来，我看到在《走向共和》这部电视剧中的李鸿章形象，却和我们过去认识中的卖国者大相径庭。
爱国还是卖国？如何客观评价李鸿章？诸种疑窦在我心中沉积良久。
直到我读到梁任公所著的《李鸿章传》，真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梁启超先生特别注重给当代人物作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指出：”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定论，应有好传述其生平。
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
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
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点，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
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当前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于九月二十七日病逝之后，梁启超便立即为他作传，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便完成了《李鸿章传》，成为研究李鸿章最早的传记著作。
全书提纲挈领的概括了李鸿章一生重要的活动，分述”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等章节。
梁启超在绪论中自叹：”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举天下人而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人而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不同于中国传统传记”或以行状，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耳”,《李鸿章传》”全仿西人传记之体，载述李鸿章一生行事，而加以论断，使后之读者，知其为人”.行文夹叙夹议的风格，实创始于太史公，《史记·伯夷列传》《屈原列传》《货殖列传》等篇皆是也。
梁启超论李鸿章 历史作文
建设监理对于工程建设领域的从业者来说，监理的职责耳熟能详，简明的阐述是“三控两管一协调一履责”，这是2013版监理规范对监理的定义，也是目前建设工程领域行业管理层对监理工作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在施工阶段对建设工程质量、造价、进度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关系进行协调，并履行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法定职责”。
这其中“三控”——工程项目的质量控制、进度控制、投资控制，是监理职责的重点内容，在监理工作中占有核心位置。
每一个工程项目实施，都包含实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即“质量目标、进度目标、投资目标”。
这三大目标的管理与控制是项目各参建方都必须实施的。
当然对于不同的参建方来说，进行这三大目标的管理与控制所采取方式和侧重点又有所区别。
监理单位受业主方委托，委派监理工程师对工程项目实施监理，是工程现场除业主方、施工方之外最重要的责任主体。
尽管监理被认为是独立的第三方，但从委托关系方面看，监理的职责其实是代表业主实施的项目管理，监理方的“三控”行为，总体上应归属于业主方项目管理的三大目标管理与控制体系。
而施工方作为项目建设最主要的责任主体之一，也同样面临项目管理三大目标控制的要求，同样需要实施工程项目的质量、进度和成本控制。
作为不同的工程项目参建主体，监理方的“三控”与施工方的“三控”在侧重点与控制手段上有本质的区别。
1 质量控制监理方的质量控制，其实质是业主方的质量风险防范与控制行为因为业主及其委托的监理人员，并不自身组织施工人员及机械设备和材料进行工程直接投入，而是采用经济合同关系，业主将此项工作发包给更加专业的施工方（或叫承包方）。
从业主角度看，工程质量的风险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施工方是否投入足够的资源（人员、设备等）来保证工程质量；二是施工方是否会为降低成本而偷工减料从而降低工程质量；三是出现施工质量缺陷时施工方为减少损失可能会采取掩盖隐瞒的行为从而造成质量隐患或降低工程质量。
为避免出现以上质量风险，相应地，其风险防范措施对应包括：对施工方（承包方）的施工组织计划进行检查，对施工用原材料质量进行检查，对施工工序中各阶段成品或半成品进行检查，以保证最终工程产品为合格工程产品。
一辩稿 李鸿章的功大于过
谢谢主席，大家好：提起李鸿章，人们就会愤怒地骂到：“这个卖国贼！”的确，李鸿章跟着西太后，做了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也签了许多屈辱求和的条约，但他也并非是一个只有过而无功的人。
身处晚清大变革时代，李鸿章选择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几乎以一人之力，引领北洋集团，拉开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幕，从新的视角审视他的一生，我们发现………………（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
李鸿章虽然过于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李鸿章主导洋务运动，体现出他改革先锋的一面。
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
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外交成了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
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
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实卫士，作为中国冤情的主要申诉者，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李鸿章明显地成为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他是19世纪中国对外认识最清醒的人。
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
作为主要谈判人，自然难逃其咎。
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顾伏林近来读了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受益很多。
但是，秦先生对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解读，本人不敢苟同。
李鸿章对晚清以来的中国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类的话，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之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个“局”究竟是什么？秦先生认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始于“周秦之变”形成的“帝制”，这个“局”就是有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连同之前的“周秦之变”，大概三千年，并且说该是我们“走出帝制”的时候了。
无疑，秦先生的观点是新颖的，有道理的。
但是，若干年前的李鸿章，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呢？笔者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首先，李鸿章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有“走出帝制”的欲求。
他出身晚清的官宦之家，自小所受之教育都是“义理之学”，又师从曾国藩，深受其“以忠谋政”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是影响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曾经权倾一时，但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希望保留现有的封建政治结构，其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其言其行的核心都是维护大清王朝统治。
特别是其所倡导的“洋务”的现代化，虽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上看也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现代化。
李鸿章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也根本不会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自己评价自己是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1】，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在这种封建政治架构下，李鸿章是不会也不敢越封建体制雷池一步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虽可圈可点处众多，但归根结底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以忠谋政”对其影响很大。
李鸿章：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李鸿章自述谈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楔子诗曰：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
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卢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诸位，这阙诗乃是老夫弱冠之年所作。
光阴荏苒，倏忽已经五十余载。
当年入京应试，尚是翩翩一少年，胸怀大志，心雄万夫。
如今，我李鸿章蛰居贤良寺，却已逾古稀，垂垂老矣。
人生之速，如白驹过隙，曹孟德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造化虽不弄人，奈何天地确是无情。
深秋夜凉，月影凄惶。
萧瑟风起，院中的老槐树却沉稳不惊。
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本是名利之战场、诡诈之天堂，却多古槐，参天而立，如盖如亭，冷眼看那秋月春风、潮来潮往。
烦闷之余、得意之后、失落之时，只需默立这古槐之下，便足令英雄气短、一笑怅惘。
这贤良寺虽名寺院，却仍在软红十丈之内。
一方客栈，迎来送往，看惯了潮起潮落，人情冷暖、世态炎凉。
想当年，鸿章初次入京，便是在此羁旅。
此后宦海浮沉，仕途蹉跎，但逢入京，多在此下榻。
甲午之后，鸿章更是在此冷居五载，一草一木，早已历历关情。
义和团举事，自陈扶清灭洋，但鱼龙混杂，泥沙俱下。
加上朝中屑小如庄王、刚毅之流，趁乱夺权，火上浇油，一发不可收拾。
待到八国联师入寇，竟连那法术也不灵验了，拆了一个天字号的大烂污，留待鸿章等料理善后。
鸿章以老迈之躯、垂暮之年，不远万里，再度北上，奉旨救国耶？抑或奉旨卖国耶？势禁形格之下，何人能告诉我，究竟何为爱国、何为卖国？美利坚国有哲人Samuel Johnson云：“爱国主义乃恶棍们之最后避难所”，此言不虚！更已残，夜未央。
贤良寺外冰盏胡同内，却依然是灯火通明，枪刺如林，都是俄罗斯国的哥萨克骑兵。
如今，民间戏言，北京城内就只有两处院落尚属于大清国土，一是庆亲王的府邸，另一就是鸿章所栖身的贤良寺。
我二人名列义和团必杀之“一龙（光绪皇帝）二虎（庆亲王、李鸿章）”，如今又忝居和谈大臣之位。
刀枪之下，城内之盟，还有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只好明知不可为、不能为、不易为而为之了。
仲伟民“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试解
仲伟民“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试解清代外销画，描绘了广州港口的风景李鸿章曾感叹时局称“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本文认为清末变局的实质，表面是器物的落后，国力的衰颓。
而根本上是意识形态坍塌和文化自信丧失。
这一深层、根本性的危机，导致了清朝的终结。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1年第1期几年前我出过一道博士生考题，大意是，李鸿章曾经感慨他所处的时代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你是怎么理解的？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总体印象是，教科书内容对学生影响极大，所有答案中好像没有能够跳出教科书范围的，更没有看到我想要的答案。
其实，说实话，我当时脑子里也没有固定的答案，反而私存杂念，即想从学生那里看到一些闪光点，希望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一些启发，让年轻人活跃的大脑帮助我解开这个结。
因此，那届学生对这道题的回答，多少让我有些失望。
此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直到现在。
近几年读书有点想法，想尝试谈谈，但我不能保证说得很清楚，更不能保证能够说服人。
李鸿章晚清大变局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大变局所蕴含的意义，大家也大致都能体会到，可是如果要想确解，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答案，却并非易事，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有独自的理解。
李鸿章是那个大变局时代的亲历者，他当时怎么想的，我们已经无从知道。
尽管我们可以从他很多的奏章信件文章中揣摩他的心路历程，但确解却很难，几乎是难以做到的。
我想，从他发此感慨的具体处境来看，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此话源出于同治十一年（1872）他上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我个人理解，晚清变局之所以对李鸿章们造成这么大影响和刺激，之所以被时人称为“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应该主要在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巨变:其一，意识形态坍塌；其二，文化自信丧失。
仿照李鸿章写一篇小传300字
仿照李鸿章写一篇小传300字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他生于道光三年（即1822年）正月初五，在家中排行老二，所以民间又有人称其为“李二先生”。
李鸿章出生那一年正好是法国大革命风潮刚刚平息的时候，欧洲大陆的局势趋于平稳，西方各国不再相互侵略，而是专门养精蓄锐，把战略投放于东方。
于是，维持大一统局面数千年的中国，麻烦也越来越多，伊犁条约被俄国单方面撕毁，又在南方与英国人爆发了鸦片战争。
此外，瓦特发明蒸汽机并被运用在大型轮船军舰上，以及苏伊士运河的成功开凿等客观因素，使得东西方的距离一下子被拉近了，这是东西方两种文明开始碰撞产生联系的时代，也是中国对外交涉最艰难的时代。
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情况则更加微妙，自乾隆一朝后，盛极而衰，百姓穷苦不堪，官吏骄纵横行，麻烦也越来越多，这个国家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
一方面，李鸿章所处的国家是一个数千年的皇权专制国家，他又恰好赶上这种政体已经成熟，其专制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点，随时都有可能衰弱崩溃的时代。
另一方面，李鸿章所处的国家又是满洲人统治的汉族国家，而且他又赶上满汉杂居多年，汉人的权利开始逐渐恢复的时代。
可以说，自李鸿章出生起，中国就正好处于一个特殊的转型期，各方面的政治力量相互博弈而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所有错综复杂的矛盾相互交织，随时都有爆发的风险，而这些对于李鸿章而言恰恰既是机遇、又是隐患。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实行专制政体的国家，到了晚清更是发展到极致。
但是回溯过往三千年的专制政体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这种政体的最终成熟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其中凝聚了一代代封建君主以及思想家们的智慧。
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孔子考虑到周朝末年周天子势力的衰弱，希望出现一位能力强的帝王来使天下安定，对所谓“权臣”深恶痛绝，并建立相关的理论体系和准则来强调这一思想。
西汉建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门靠这种思想来统治天下，皇帝和臣子的地位尊卑也越来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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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议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属高级中学顾伏林近来读了著名历史学家秦晖先生的《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受益很多。
但是，秦先生对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解读，本人不敢苟同。
李鸿章对晚清以来的中国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类的话，那么怎么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这之前“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这个“局”究竟是什么？秦先生认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始于“周秦之变”形成的“帝制”，这个“局”就是有秦以来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连同之前的“周秦之变”，大概三千年，并且说该是我们“走出帝制”的时候了。
无疑，秦先生的观点是新颖的，有道理的。
但是，若干年前的李鸿章，是不是就是这么想的呢？笔者认为，李鸿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达不到这样的高度。
首先，李鸿章的政治立场、阶级属性决定了他不可能有“走出帝制”的欲求。
他出身晚清的官宦之家，自小所受之教育都是“义理之学”，又师从曾国藩，深受其“以忠谋政”思想的影响。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士大夫，是影响近代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曾经权倾一时，但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希望保留现有的封建政治结构，其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其言其行的核心都是维护大清王朝统治。
特别是其所倡导的“洋务”的现代化，虽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从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
上看也仅仅是一种防御性的现代化，是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现代化。
李鸿章的政治理念，决定了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也根本不会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自己评价自己是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1】，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在这种封建政治架构下，李鸿章是不会也不敢越封建体制雷池一步的。
纵观李鸿章一生，虽可圈可点处众多，但归根结底只是封建王朝的一名忠臣，“以忠谋政”对其影响很大。
其次，“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一语首次出现，是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中称：“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
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2】其言下之意在过去，中国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而面对东南的万里海疆，还从未有大规模的能够深入京畿腹地的入侵。
李鸿章同时还指出过去即使在周边面临威胁时，这些威胁势力也很少有侵入帝国核心的地区，或者说，两方势力都有着明确的界线。
但在鸦片战争后的一系列针对外侮的战役中，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清政府的海疆大门，送佐以传教士、商人、使者深入帝国内部，修筑教堂，开设租界，设立海关，对这一过去明确分界的态势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特别是在这一时期，清政府不仅几乎输掉了所有的对外战争，同时皇宫禁地遭到入侵，皇家园林遭到焚毁，皇族被迫转移他省，都是过去数千年除了王朝颠覆外鲜有见到的。
故而李鸿章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在朝廷内部有要加强海防还是要加强塞防的争论。
李鸿章要加强海防，故而强调海防的重要性，通过指出大清朝面对的不再是漠北蒙古铁骑的威胁，不再是西北少数民族的进攻，而是来自东南万里海疆的西方殖民侵略，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来强调要加强海防的必要性。
几年之后，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即1875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又提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
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
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3】。
在该海防折中再次提到了具有同样意思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更加应征了这一“大变局”的内涵。
就李鸿章所说，其“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这个“局”，应是周秦以来中国面临的主要来自北方和西方的外族威胁的这么一个状况。
李鸿章此言时值清政府正面临海防与塞防之争。
李鸿章要把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后中国社会的变化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详细说来，应该从西周开国一直到晚清，期间经历了许多朝代的更替，经过了多少异民族的入侵，反反复复的历史都不能和今天这个“大变局”相比。
作为洋务重臣的李鸿章朦胧地认识到了这个大的变局，提出要加强海防，以应对这样的变局。
显然，对于李鸿章而言
能早在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就作出如此深刻的判断，是非常了不起的。
事实上后人对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评价非常高，著名历史学家蒋廷黻说他是“站得最高、看得最远、看得最清楚”的人。
李鸿章有此见识，这么评价也不为过。
但据此就说李鸿章的“大变局”有走出帝制的意思，显然不对。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尽管他对自己生不逢时的境遇有过怨言，但从未对大清朝的帝制有过什么妄语。
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此语一出即不胫而走，至今仍屡屡被人引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学者有可能会赋予其新的内涵。
秦先生有没有这个意思，只有问秦先生本人了。
反正李鸿章肯定是没有“走出帝制”的意思的。
【注释】
【1】梁启超：《李鸿章传》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2】1872年李鸿章上《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
【3】1874年12月《李鸿章奏折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