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近代新闻的发展

浅谈中国近代新闻的发展

中国近代新闻的发展是一段艰辛的历史，研究新闻史，可以使我们总结历史的教训，学习经验，借鉴到今天的新闻事业中，有利于新闻更好的发展。

中国近代新闻的发展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中国近代报刊的发生与初步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民办报刊为主体的民族报业的日趋兴旺和新闻事业的全面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两极新闻事业的出现于发展阶段。

近代中国新闻的发展最主要的就是报业的发展。在第一个发展阶段，中国近代报刊发展的初步阶段，传教士在中国办报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中文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以及我国境内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这两份报刊分别由传教士米怜与郭士立创办。这些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报刊，在性质是都是宗教性质的，其基本内容一是阐发教义，二是宣传西方的文化，后来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写报刊的宗教色彩渐趋淡薄而政治和经济色彩日益浓厚，特别是对新闻信息传播的日益重视，使这些报刊的新闻传播性质日益凸显。到19世纪50年代，在华外报开始出现成规模、不间断的向内地扩展的势头，外国人在华办报的步子日趋加快。例如，在香港创办的《遐迩贯珍》，上海的《六合丛谈》等。但此时由传教士创办或主办的中文报刊，包括《遐迩贯珍》《万国公报》等，在性质上仍属于宗教范畴，但宣传的内容大多转为以时事政治为主。在第一个阶段，商业性质的中文报纸实则是当时报业的主流和市场主体，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为成功的就是在上海创办的《申报》。其创办人虽然是英国的商人，但是主要的编辑工作则是由中国人来完成，其文字的内容和形式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因此更加适合中国的读者。最后不得不提的是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华人自创的报刊，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王韬主办的《循环日报》，迫于当时清政府的相关新闻政策，其余大部分国人自办报刊并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因此引领主导报业市场的依然是那些华文外报。

在第二个发展阶段，以民办报刊为主的民族报刊业迅速崛起，结束了外报长期垄断中国报业的局面。其中改变改变这种局面最重要的事件就是19世纪90年代的维新变法运动。在这一时期，许多政治家加入到新闻事业的发展中，如梁启超、康有为，黄遵宪等。梁启超不仅在政治上，文学上有所造诣，同时也是前新闻时代的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主要额新闻思想包括媒体的社会功用“耳目喉舌”论，媒体的天职“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并对报章依据不同的方面进行了分类。而康有为办报则是采用先中央后地方的政策，选择“王公大臣”作为其核心读者，其主要目的实则为变法。这是办报的地点也不仅仅局限于上海、广州，而是有了更大范围的扩展，长沙、杭州、先、成都等地也成为了办报的地点，可见此时国人办报的热情及当时的发展状况。维新变法失败之后，报业发展的热潮沉寂了两年，但是随着清政府政策的改变，“报禁”解除，民族报业又一次迎来发展的热潮，办报地点遍布全国。此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意识到办报的重要性，加入到办报的行列中去。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民族报业更是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此时政治性报刊的地位逐渐下降，而商业性如《申报》《新闻报》和文教性的报刊如《科学》《新青年》得到更快的发展。特别是文教性质的报刊，为新文化运动的进行起到了推动的作用。到20世纪20年代前后，我国新闻事业出现了全面发展、结构多元的新态势。

在第三个阶段即两极分化时期，所谓两极分化是指中国国民党新闻事业的逐渐转弱和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逐渐加强。1927年国民党统治建立之后，为了自身的统治，大力发展新闻事业。而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最初在国民党的统治时期被遭到摧残，但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1938年之后，总结历史经验，最终建立起自己的办报理论和办报体系。

纵观近代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我们有很多需要反思。中国报刊业最初的发展，居然大部分依赖于外国的传教士而不是中国人，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么？外国传教士打着办报的旗号实则宣传教义，我们自己的报纸这时候在哪里呢？在任何一个时代，即使那时候是闭关锁国的清王朝，文化传播的的事业都是不能停止不前的。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点。当然，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为日后民族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的作用。

华中农业大学

闫思远201130320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