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的红色家风

万里同志是一位德高勋重、万民敬仰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杰出代表。他的身上所体现出的优良传统是党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也是老一辈革命家在长期革命实战中所培育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优良革命传统的集中体现。本刊特刊发叶永烈先生《万里的红色家风》一文，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增强为社会主义事业奉献奋斗的“正能量”。

“朝中有人难做官”

自从20岁的万里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漫长的人生是红色的，他的家风也是红色的。

在北京，在万伯翱的陪同下，笔者采访了万里的妹妹万云。1年已八旬的她，一头银发，一件格子外衣，围着一条黄色纱巾，显得很精神。她背不弯，眼不花，口齿清楚，声音洪亮，不时哈哈大笑，一望而知是一个非常爽朗的人。她自称万家有“长寿基因”。

万云出生于1931年，比万里小15岁，而她的妹妹万玲则比她小1岁。她说，原本在她之上还有一个哥哥，在出生10个月后因白喉早逝，所以万家是兄妹仨。她总是称万里为“老哥哥”。

她记得，当日军侵略山东的时候，奶奶带着8岁的她和7岁的妹妹到根据地找万里。组织上派了地下交通员，推着一辆独轮车送她们到根据地。独轮车的一边坐着小脚的奶奶，另一边放着行李，她和妹妹跟在独轮车后面步行，就这样来到根据地。从那以后，她们就在根据地住下来。

受哥哥万里影响，万云在14岁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参加南下部队，来到重庆。1952年夏，她忽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要她到北京报到，然后赴苏联学习。

到了北京，万云得知她被派往莫斯科的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2这所团校是为培训苏联加盟共和国州以上团的领导干部而设立的，同时设有留学生部，除中国班外，还有蒙古、朝鲜、越南、民主德国、捷克、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9国留学生班。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3中央应苏联团中央邀请，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止，派了6期学员共152人（含翻译11人）前往学习。学习期限为一年，即每年9月1日开学，翌年7月毕业。后来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钱其琛，曾在1954年赴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万云说：“钱其琛比我晚一期。”

1953年7月，万云从苏联列宁共青团中央团校学习归来，分配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这时候，万云见到在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建筑工程部副部长的“老哥哥”万里。万里劝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这样更有利于思想改造。

万云听从了万里的劝告，主动要求离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调到北京国棉二厂，先是担任党支部书记，后来担任厂工会主席。她在北京国棉二厂工作了4年，又调到北京国棉三厂，在那里工作了24年，后来担任厂党委副书记。所以万云对笔者说，她听从哥哥万里一席话，下基层一干就是28个春秋！

“文革”后，北京市纺织局考虑到万云工作向来踏踏实实，表现很好，打算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北京市纺织局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万里。

谁知万里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北京市纺织局很尊重万里的意见，就照办了。

万云说，“老哥哥”一句话，我的提升就给否了。

后来，北京市总工会一位女性副主席退休，需要补上一位女性副主席，组织部门在物色人选时，觉得万云很合适。当时北京市纺织局的党委书记是胡耀邦夫人李昭，她当即表示支持。李昭知道上一回要提升万云时，被万里一句话就否定了，这次就不再事先征求万里的意

见。想不到，这一回万云自己不愿去北京市总工会工作。万云说，我在基层工作了28年，我对北京国棉三厂的工作很熟悉，还是让我在这里干到退休吧。经过组织上再三做工作，万云才去北京市总工会担任了副主席，算是一个副局级干部。

万里次子万仲翔感叹说：“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他总是帮倒忙”

在万家子女之中，老大万伯翱的人生道路受父亲的影响最为深刻。1962年9月万伯翱被父亲送往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劳动之后，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干部子弟下乡的典型”。

在“文革”中，当万里被打倒后，万伯翱从“红标兵”一下子变成了“黑标兵”。但是“人眼是秤”，万伯翱在农场勤勤恳恳劳动，农场众多职工看在眼里，给予充分的肯定。

万伯翱从1962年到1972年，从18岁到28岁，在河南省黄泛区农场整整劳动了10年，直到1972年进入河南师范大学（当时称河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

万伯翱怎么会在1972年进入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呢？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生们停课闹“革命”，大学招生随之也就停止了。随着大学生们逐批毕业，许多大学都面临人去楼空的严重问题。就连毛泽东也在1969年说：“大学还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泽东所说的“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变成了从工农兵中选拔学生，这些学生叫做“工农兵学员”。由于是“选拔”而不是考试，变成了各个单位分摊招生名额而且由单位推荐。从1970年开始了这种“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制度，而且学制缩短为2～3年。“工农兵学员”的任务是所谓“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直至1977年邓小平主持全国教育工作，这才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制度。

1972年，河南省西华县黄泛区农场分配到两个上大学的名额，一个是河南农业大学，一个是河南师范大学。农场推荐了万伯翱上大学。这样，万伯翱进入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经过10年的农场劳动，万伯翱深知这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学习极其刻苦。知道长子经过劳动锻炼上了大学，万里也深为高兴。大学毕业后，万伯翱被分配在郑州炮兵学院当了一名教员。万伯翱在郑州成家，妻子名叫韩进川，生于1951年2月，河南省南乐县人，在郑州铁路局工作。婚后不久，女儿出生，取名万真扬。可是父亲万里在1976年2月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次被打倒，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万伯翱才戴上了梦寐以求的领章和帽徽，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

后来万伯翱从郑州调往炮兵司令部科学研究所担任参谋，这样他终于回到北京。不久，他又调任武警北京总队第九支队副支队长、政治委员。

这时，有热心人帮助韩进川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以使万伯翱夫妻团圆于北京。也就在调令即将发出的时候，铁道部的一位副部长向万里汇报工作时，提及此事：“我们准备把你的儿媳妇从郑州铁路局调到北京铁路局工作，解决一下他们夫妻两地分居的困难。”

万里听说之后，马上就说：“在郑州铁路局工作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都要往北京调？都来北京，郑州的工作由谁来做？夫妇分居两地的又不是只有他们，先解决别人的困难吧。”

就这样，韩进川至今未能调进北京。

韩进川在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从郑州考入深圳大学，毕业后在深圳工作，成为税务师，并发表了多篇论文。

1987年，万伯翱奉调至国家体委，任对外宣传处处长，后来成为《中国体育》杂志社副总编、总编兼社长。

万伯翱回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