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俗_张志平

人是个多面体，作家的人格结构尤其复杂；人均有凡俗气，汪曾祺亦不例外。当然，汪曾祺凡俗而不庸俗，他有常人的凡俗气，而无常人的庸俗趣味、庸俗作风。眼下，研究汪曾祺及其作品的论著已汗牛充栋；不过，研究者尚未充分关注他的凡俗气。这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客观、准确地认知、阐述和定位汪曾祺及其作品。

一

拥有博雅圆熟的人生修养、高雅精致的生活与艺术品味，是汪曾祺一生的诉求和理想。为此，他自觉地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当然，汪曾祺忌讳、规避和否定凡俗气不等于他没有凡俗气。他以薄俗尚雅、避俗求雅为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主导价值取向，意味着凡俗气是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的背景和底色。当他的思想观念随人生道路、时代思潮变化而改变时，他相应地改变了凡俗气在其生活实践和文艺实践中的结构性功能和成分。汪曾祺1987年三个月的美国之行，使他“好像变了一个人”，连远在国内的施松卿都觉察出他“整个人开放了，突破了儒家的许多东西”①。的确，受欧风美雨洗礼后，老年汪曾祺“好像一个坚果，脱了外面的硬壳”，他在致聂华苓的感谢信中清楚阐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本来是相当拘束的。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

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②国际写作计划（Program）1987年10月举办“我为何写作”讨论会，汪曾祺在会上发言时郑重宣布：“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经验了人生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我不得不从云层降到地面。”③应当指出，汪曾祺转变认知范式后，未相应地转变创作路向；较之其认知范式，他的文学实践严重滞后了；直到1990年，他才开启文学实践的新方向。

1993年，汪曾祺回顾其小说创作道路时，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用一种颇具试探性的声口说：“我60岁写的小说抒情味较浓，写得比较美，70岁后就越写越平实了。这种变化，不知道读者是怎么看的。”④从汪曾祺的年谱看，他写于70岁那年即1990年的唯一一篇小说是《迟开的玫瑰或胡闹》。这篇小说的主要情节是，邱韵龙曾在某剧团唱二花脸、现已60出头，他和公共汽车公司卖月票的售票员产生婚外情后，毅然离婚，同她重建新家庭。小说的主要价值取向是替人的凡俗欲望辩护。汪曾祺创作《迟开的玫瑰或胡闹》时，已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难以确认的是，他已切实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可以肯定的是，他创作这篇小说是一个重大信号，这标志着他开始转变创作路向。此后，他接二连三地写出《薛大娘》《

等小说，它们的主要

汪曾祺的俗

张志平

116

2009.1

价值取向是肯定和推重人的凡俗欲望，小说中洋溢着汪曾祺本人对日常生活的勃勃兴致。较之《受戒》《大淖记事》等充盈着灵氛、弥漫着抒情味的小说，这些小说中分明流溢着一股粗鄙卑俗的凡俗气。这些小说的底子仍是汪曾祺长期以来用以支撑其价值取向的审美主义理念，即以全面复归本真人性为特质的审美主义理念，不过，他创作这些小说时，因未像创作《受戒》《大淖记事》时那样为人物营造一个基本上超脱社会固有结构的特异生存与发展空间，他虽在美学层面极力替人物的潜在欲望、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等辩护，但这无法淡化不符合现实伦理规范的男女关系隐匿着的粗鄙感，无法消散人性深处潜伏着的乱伦冲动和窥视癖散发出的浓厚凡俗气。总括起来说，1990年在汪曾祺的创作道路上是一个具有史的意义的年份，从这一年开始，他创作小说时从推重和迷恋人的高情雅意，转向关注和肯定人的凡俗欲望。汪曾祺转变创作路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之行后，他的思想观念在西方文化和时代思潮感染下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

二

汪曾祺为《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写序时说：“近年来文艺界有一种谣传，说汪曾祺是美食家。我不是像张大千那样的真正精于吃道的大家，我只是爱做做菜，爱琢磨如何能粗菜细做，爱谈吃。你们看：我所谈的都是家常小菜。谈吃，也是一种对生活的态度，对文化的态度。”⑤的确，与其说汪曾祺是个精于吃道的美食家，不如说他是个对粗粮细粮、粗菜细菜都饶有兴味的饕餮。他连只有老北京才吃的麻豆腐都喜欢吃，他连每天的早点都煞费苦心、精制细做！据其女说，他“每天早上给自己煮一碗挂面，说不出的香。其实没几根面条，照样要精工细做。先卧个鸡蛋，溏心的，然后把剁细的葱、蒜、榨菜末、虾籽、郫县辣酱放入碗中，加酱油、醋、香油、味精、胡椒粉，再兑一些开水，放入煮得的面条即可。我们在他碗里尝一口，觉得好吃极了”⑥。塞馅回锅油条是汪曾祺独创的一款菜肴，他介绍它的烹饪法时，不知不觉显露出自己的老饕本色：“油条两股拆开，切成寸半长的小段。拌好猪肉（肥瘦各半）馅。馅中加盐、葱花、姜末。如加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川冬菜末，亦可。用手指将油条小段的窟窿捅通，将肉馅塞入、逐段下油锅炸至油条挺硬，肉馅已熟，捞出装盘。此菜嚼之酥脆。油条中油矾，略有涩味，比炸春卷味道好。这道菜是本人首创，为任何菜谱所不载。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捉摸出来的。”⑦汪曾祺在饮食文化方面确有精深的学问！不过，从本质上看，他津津有味地品尝的已不是各种精粗食物，而是须臾难离的、寄托着他的凡俗理想的日常生活本身。“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化史充分表明，在作家中，汪曾祺对日常生活实践的兴致最高。如何好好儿享受日常生活、怎样美美地过好每一天，是汪曾祺晚年生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汪曾祺用手中流光溢彩的笔，把豆腐、萝卜、咸菜等人们常见常吃的食物文化化、美学化了。不过，他精心写就的琳琅满目的美文，掩饰不住他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现实主义者”的本质。他对“文革”后中国文学中的“文化寻根”问题有独特看法。他认为，作家追寻民族文化之根不一定非得从渺茫、悠远、难以稽考的古代文化入手，也可从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入手，因为，民族文化之根也深扎于中国人眼下的日常生活实践中。1986年，他在《吃食和文学》一文末尾明确指出：“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

117

2009.1

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

活着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⑧

在“文革”结束前压抑感异常强烈的政治文化环境中，汪曾祺对日常生活的勃勃兴致涵育出一种独特的“生活政治学”：迷恋和醉心日常生活，是他软化和消解政治压力的有效手段，是他疏离和抗拒政治权威的隐性途径。诚如其子汪朗所说：“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信，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日常生活的情趣。”⑨此“生活政治学”的主要思想基点是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数十年间，它支撑着汪曾祺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状态下走过了漫长人生道路。汪曾祺明确解释过他的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⑩深究起来，汪曾祺言下颇有点儿好死不如赖活之意。虽然他在“文革”结束后把其“生活政治学”适时转化成了“生活美学”，但他雅化日常生活的审美诉求，未能完全遏抑住他享受日常生活的强烈冲动。他喜好逛菜市场而非逛书店充分彰显出他迷恋和醉心日常生活。他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很爱逛菜市场的。……看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彤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輥輯訛不仅如此，他还把他迷恋和醉心日常生活，化为写作雅化日常生活的美文的直接动机。去世前不久，他坦承了自己热衷于写作旅食与文化关系的文章的目的：“活着多好呀。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也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輥輰訛

三

博雅渊深的汪曾祺素以文学大师沈从文的得意门生自居，他倾慕、推重和大力肯定沈从文淡泊名利的风骨、气度。在他看来，“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到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他多次表示，他悄没声儿地写一点东西聊以自娱。譬如，他声称，他创作《受戒》时本无发表的打算，“我自己想写，我写出来留着自己玩儿”。表面上看，他淡泊名利、孤芳自赏，但他摆出的小说散文化的理论架势，即以“谈生活”的文学观念颠覆“编故事”的小说传统，根本不是什么淡泊名利之举，分明有“抢行情，争座位”的嫌疑。不难理解，“文革”结束后，汪曾祺重启已中断多年的小说创作实践时已年近花甲；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已年逾古稀，他不宜再显狂傲之态，他以蔼然仁者的形象示人，但他骨子里潜伏着的傲气仍在不时地流转，他心底弥漫着的出人头地、逞强好胜的凡俗欲念仍在不时地跃动，他不甘默默无闻地在文坛坐冷板凳。他的文艺作品不乏真情实感，这毋庸置疑；他端出的小说散文化的理论架势，使众多研究者如坠五里雾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他在主观上根本不想蒙蔽他们。当他陆续获得“寻根作家”“京味作家”等桂冠时，想必他窃喜不已。70岁生日那天，他逸兴湍飞地写下《七十书怀出律不改》一诗，其中以“不开风气不为师”輥輱訛一句自况。可从他为自己和众多年轻作家的作品集写的序言看，他又“开风气”又“为师”的傲气和信心，仍强劲地回荡在其语气中和口吻间。总之，研究者说汪曾祺是一个不乏凡俗欲念的作家，一点儿也不过分。

118

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