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

《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

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苏瑾睿

引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人物画廊中，有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这两个同出于大家笔下的人物，虽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其性格特征也有某些相似，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时代，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必然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在他们身上，虽然共同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但也从他们的身上揭示出鲜明的不同时代特征。

一、《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的性格特征

（一）《家》中高觉新的性格特征

巴金在他的《家》里塑造了一个核心人物—高觉新。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分裂的人物，一个有着进步思想却行为陈腐的人物，一个既是封建秩序的“帮凶”又是牺牲品的人物。

觉新生活的高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它的封建纲常礼教秩序十分森严。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觉新的立身行事、言谈举止，都是在严格固定的行为准则的要求下培养出来的。个人的愿望、意志在这套礼教纲常面前显得那么柔弱。他的全部心思，必须忠实地用于继承封建家庭事业，履行自己对祖辈和后代的义务。在这种家庭关系、礼治秩序约束中成长起来的高觉新，屈从、顺应、软弱、依附就必然是他的主要人格特点。

作品中的高觉新目睹了民国的成立、军阀混战的乱世局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年代里出现了“五四”运动。在这个时代里既有许多像高家还维系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大家庭存在，也出现了无产阶级、新势力相对峙。高觉新就在这新旧制度、新旧思想更替的时代徘徊犹豫不前，既向往着新思想，又摆脱不了封建传

统文化。因此也就造就了一个“看新书过旧式生活的人”的矛盾个体。

他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他有过个性解放的要求，从此却变成了一个“不大用思想，也不敢用思想的人”。他知道夺去他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夺去他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也奋斗过、抗争过，但屡屡碰壁、屡屡受挫。他终于变成了“暮气十足的少爷”。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1]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择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行为的理论根据。

他自小深受封建思想的教育熏陶，成人之后又身为长房长孙主理家政，在家里“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2]这样特殊的处境，造成了他内心与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他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支持兄弟的叛逆行为，但从维护封建家族秩序和他在家中特殊地位的角度出发，他又得屈服于封建势力，并且还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封建秩序的角色。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一个20刚刚出头的青年就决定永远埋葬自己的理想，做出一辈子的牺牲，他明知自己“一切都完了”，也不敢说，也不愿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事实上，他其后的生活就是靠陪伴着上辈人打牌、闲聊、主持红白喜事熬过的。觉新也有过抗争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忍让、屈从，“不抵抗”和“作揖”。虽然他也常常自责和忏悔，但在忏悔的同时，又以和侍女姊妹们的打闹嬉戏来自我麻醉，求得一时的“解脱”。他极尽周旋和敷衍之能事，在屈辱中苟活。他被长辈们逼得毫无主见，主体意识近乎泯灭。

作者通过描绘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的个性被毁灭的悲剧，批判了觉新的“作揖哲学”、“无抵抗主义”以及妥协、懦弱的性格特征。牺牲精神是这种性格赖以支撑的基础，或者说是寄希望于未来。觉新深深感到:“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作一个牺牲者，…”。[2]他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品的资格。”他愿意牺牲自己，以为这是对自己处境与地位最好的诠释，但内心仍不免矛盾和痛苦。他自己做了牺牲品，却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和儿子。他想:“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逆，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 [2]他差不多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甚至对儿子寄予厚望:“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然而，他想做什么呢?这只是渺茫的希望

而已。最终儿子的死，使他仅存的一丝丝幻想也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二）《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性格特征

如果说《家》中的高觉新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安背景下封建大家庭长子的命运的话，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则可以看作是20世纪40年代在严重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下长子的典型，他是典型的北平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个市民知识者。祁瑞宣的“家”可以说既是有着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亲情血缘关系组织，同时也是多少带有近代城市家庭意味的社会细胞。[3]在这里，祁瑞宣受到的主要不是长辈的严格管教和约束，而是经济上的拖累。他的自我牺牲主要不是来自封建纲常礼教的外在扼杀，而是自己内在“家庭意识”的制约[3]。他为了“家”而“自觉”熄灭自我追求，是出自对长辈及家庭的内心理解和体谅。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祁瑞宣思想的深刻而内敛，首先他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靠真平学识吃饭而不攀岩附会任何人;作为一个贤孙、孝子、慈父，他心甘情愿为十口之家的温饱和安定奔波劳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不得不在40年代激荡的政治风云中仍然按照旧的封建伦理观念办事;他恨极了日本侵略者，深知只有奋起反击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而渴望站出来，挺起胸膛，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去，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但主客观因素决定了他却只能在五色旗下苟且偷生;他一度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南京政府，而结果却是加剧了自己的惶恐和苦闷;他严守师德，渴求做好传道授业的本职工作，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学生负责，但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纯洁的青年变成亡国奴;他并不甘愿吃英国使馆的“洋饭”，但他长子长孙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为了老人、兄弟、妻室、孩子不挨饿受冻，不得不去上班;他为一些被征服者缺乏民族气节而痛心疾首，但自己在北平沦陷后，又得留在老人膝前陪笑度日。总之，祁瑞宣是一个有文化、有正义、有抱负、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国难当头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却身不由己。他身处的地位环境、他的个性，逼着他痛苦地选择了一条苟安偷生的道路。诚然，祁瑞宣经过惶恐、偷生，最后还是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但是，这种转变是极其缓慢、微弱的。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八·一三”上海抗战，曾使沦陷的北平为之一振，瑞宣也兴奋起来。他听到继续抗战的广播，眼睛又亮了，在他心中升起了希望，他确信中国不会亡，并更深地谴责自己的无所作为。不久，他被捕入狱了，在监狱里受到了更严酷的考验，终于觉悟到，再这样的“偷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