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大企业模式的功与过

韩国大企业模式（财阀或财团）的功与过韩国仅用了30年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工业化，创造了震惊世界的“江汉奇迹”，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复兴的样板”。韩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和迅速成功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大企业财阀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中发挥了堪称中流砥柱的作用。

韩国学者林炳润曾指出:“财团就是韩国经济之全部的比喻，并非夸大其辞。由于财团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和发挥的作用如此巨大，故可以说，没有对财团的理解，就不能理解韩国的经济。”[1]然而，同样令世界震惊的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近来发生的几件事更让世界震惊不已:“大宇帝国”的雪崩、“三星集团”的重组和“现代王国”郑氏父子的淡出，似乎都在预示着韩国的大企业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本文在此对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利弊得失作一探讨，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

一、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缘起

韩国财阀及大企业发展模式，是以日本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工商业为起点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萌芽期（30年代—40年代中期）。当时韩国一批年轻人利用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和发动太平洋战争所带来的“军需景气”和日本财阀向朝鲜半岛转移部分产业的有利时机，开始涉足实业界，在日本殖民统治的夹缝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他们通过掠夺土地和从事大商业经营，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逐步扩大经营范围，从而建立起大的企业集团，如“三养”、“和信”和“开丰”等财阀。这批战前就形成的财阀规模较小，一般都以小型工商业为经营主体，直到50、60年代以后才发展成为垄断财阀，所以也被称为“原始型财阀”。

2．成长期（40年代末—50年代中期）。它们主要借助于韩国经济复兴的良机，依靠“归属财产”、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府的“特惠扶持”发展起来的。1947年，美国占领当局将没收日本殖民所有（包括2575家企业、库存物品、不动产及相当于朝鲜半岛15％的土地，相当于韩国总资产的80％）的所谓“归属财产”，经李承晚政府之手几乎无偿地“处理”给私人企业。1945－1961年，美国向韩国提供了大约21.5亿美元的物质援助。韩国政府将其出售所得占当时财政收入的40％左右，以此充当对工商业贷款和投资的来源。[2]那些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官商利用这一机会，通过购买归属财产、外国援助分配和政府在金融等方面给予特惠等途径发展，形成一批特权财阀，如“三星”、“乐喜金星”、“大韩”、“东洋”等，因此而被称为“特惠财阀”。

3.膨胀期（60年代初—70年代末）。60年代初，朴正熙上台后，曾采取一些措施试图改变财阀对国民经济垄断的局面。但韩政府很快发现，在市场体制不健全、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财阀是一支可发挥作用的经济力量。通过各种经济政策的诱导和支持，在政府一系列五年计划和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一大批新兴现代财阀形成。70年代初中期，在韩国“重化工业化”浪潮中，得益于政府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政策倾斜，大批财阀转向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子等产业领域，形成一批“借款财阀”，如“现代”、“鲜京”、“大宇”、“韩国火药”、“双龙”、“韩进”、“东亚”等。新一代财团都是借韩国经济起飞，即政府实行开放政策而迅速积累资本（外资）形成财团的，因而被称为“现代财阀”。

4.扩张期（80年代—1997年）。这一时期，由于韩国政府产业政策的引导和全面的经济援助，韩国财阀规模越来越大，并逐步形成对生产与资本的高度垄断。1987年，韩国列入世界500

强的企业有13家，其中“三星”、“现代”还被列入世界最大的50家企业之中。1993年，韩国前30大财团的销售额达107.2万亿韩元，占当年韩国国内生产总值113.1万亿韩元的94.8％。1995年，韩国政府启动“世界化战略”，又推动了大企业财阀的投资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张。[2]

5.衰退期（1997年—1999年）。1997年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席卷下，一批过去被称为韩国经济支柱或中坚的大企业集团纷纷倒闭、破产或陷入经营危机中，如“起亚”、“汉拿”、“韩宝”、“真露”、“三美”、“海天”、“高丽”、“大宇”、“NEWCORE”、“HAITAI”等，“现代”，“三星”、“LG”、“SK”等财阀依然负债累累，使韩国经济遭受重创，“大马不死”的神话也由此破灭。

6.改革期（1998年—现在）。韩国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组织（IMF）直接介入了其改革和调整方案的制定。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改革企业结构，改革主要对象是财阀。政府要求财阀撤消集团的综合计划部门，集团首脑只能担任一个公司的会长，以打破财阀家族控制；要求财阀卖掉非核心企业，资金用于补充核心企业的资本，实行专业化经营；禁止集团子公司相互提供贷款担保。韩国政府要求每个财团集中力量经营3－5个大的产业部门，并采取交换的方式放弃集团的弱势产业。“三星”只经营电子、金融和贸易服务业；“现代集团”致力于建筑、重工、化工、电子、汽车和金融服务业；“大宇”则从事重工、汽车、贸易和证券业；“LG”集中发展电子、石化、服务和金融业；“鲜京”则经营能源化工、信息通讯、金融和运输业。韩国推行财阀体系改革遇到较大阻力，一旦触及财阀的切身利益，还会引发新的政治或经济危机。

二、韩国大企业发展模式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的“反托拉斯法”把“财阀”（Chaebols）定义为总资产在4000亿韩元（按当时汇率约合5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集团。当时韩国有43家财阀，包含672家企业。[3]

韩国的财阀是在非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与欧美的财团或大企业集团有很大的区别，是韩国经济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

1.政治与企业高度结合。欧美的财团主要是通过市场竞争通过不断兼并和联合而逐步形成的，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而韩国的财阀是在不完全市场竞争条件和政府强有力的扶植下形成的，是韩国政府推行扶植鼓励政策的结果，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在韩国经济发展初期，政府面临着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市场不完备，政府的财政金融经济杠杆不能有效发挥作用。于是政府想通过重点扶植几个大财阀来维持经济运行秩序，即“政府调控财阀，财阀引导市场”。同时韩国企业面临国外名牌企业的竞争，只有大企业的崛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分得一杯羹。因此，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了重点扶植“据点企业”，以大企业为中心推进工业化路线。从韩国财阀发展史来看，它们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政策倾斜而获得垄断地位的。70年代初以前不说，仅是7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贷款的1/3—2/3被作为“政策性融资”用于资助大财阀发展。大财阀不但可以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