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有感

中国保守主义最后的抵抗

——简评芮玛丽的《同治中兴》

摘要：“同治中兴”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事业。这是芮玛丽本人亲口说的话，也是让我为之佩服的一句话。她将同治中兴称为中国传统势力最后一次用自己的传统方式应对国家衰落，在应对过程中虽然采用了一些有限的西方模式，但总体上来看，仍然是用儒家文化来解决问题，而她将中兴的失败归罪为儒家思想的不合时宜。全书的核心即是告知读者用传统儒家来解决现代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行不通的，而全书更重要的是想要读者坚定西方道路的正确，这点不置可否。

关键词：同治中兴；儒家；保守派；改革

从小到大，我一直对近代中国的历史表达了自己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关于鸦片战争后中国近半个世纪的这段历史，对于这段时间的历史，中学课本上都只是简略的概括了一些近代中国发生的事件。而那些内容远远无法满足我的需求，为此，我特意找来了这本芮玛丽的《同治中兴》来阅读。当我阅读完这部巨著之后，我深深的被这本书的内容给吸引住了。在这本书里面，芮玛丽对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到达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了，她的观点绝对有自己独特的见解，而且引人入胜，让人不得不佩服。

说到“同治中兴”，不得不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时期。在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打击和英法联军的入侵之后，清王朝的统治已摇摇欲坠。但是，在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努力下，也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它又重新站稳脚跟，并出现所谓的“中兴”现象，使其统治又维持了半个世纪。

有人这样评价这本书“史料周全，立论严谨，堪称学术专著之楷模。它对这个即将分崩瓦解的儒教国家的几乎每一方面都提出了精辟见解。”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评价实在是太精确了，一口气道出了这本书精髓。在我看来，全书引用史料之详细周全，论点之严谨，史学方法之独到，使得即使是完全不同意芮玛丽观点的学者也很难否认其著作的光辉价值。这无疑是她的成功之处。

在《同治中兴》中，芮玛丽详细叙述了清政府中央和地方官员为“中兴”所做出的种种努力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其中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外交各个方面；阐述了“中兴”所依据的社会历史条件，揭示了“中兴几乎成功”的内在机制和最终失败的历史根由。总之，我从这部著作中了解到了很多国外关于“同治中兴”这段历史的观点。

在我看来，芮玛丽写这部书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使读者认识“同治中兴”这段历史，而是更希望通过这本书诠释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全面性研究。因此，她把“同治中兴”放在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这个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并注意分析那些对后来中国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展现出广阔的历史视野。

在阐释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时，芮玛丽没有把研究重点放在西方冲击如何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方向，而是放在中国社会内部如果做出回应方面。她指出：一个社会，“当新的因素引入时，任何文化都会分解和重新整合。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每一种文化都是吸收那些似乎相近的外来因素，并继续沿着其自身长期稳定的利益所规定的路线发展”。这表明她除去注意“外因”的作用下，还力图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使其许多分析和议论不同于那些一味强调西方冲击影响的学者，而具有独到的见解。

随着我阅读的进行，我渐渐的发现芮玛丽在从“内因”来解释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进程时，十分强调儒家文化在其中的作用。她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叙述和分析儒家文化如何影响和决

定着“同治中兴”的中坚人物奕 、曾国藩、李鸿章等社会精英和士绅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各种政策和措施，如何影响和决定了“中兴”的失败。其中的某些分析和议论，至今我对其还念念不忘。比如说，芮玛丽为了让她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还在最后一章“中兴的遗产”中引用了1950年李宗仁在流亡纽约时的一段演讲，其中有一句话说“孔夫子和我国其他的贤人哲士所阐述的这种道德规范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生存下来的惟一理由”。对于这种少数政治家和学者持有的过分一厢情愿的夸张之言，我不禁哑然失笑，而作为美国人的芮玛丽在她的代表作中处处张口闭口大谈“儒家学说同现代化潮流水火不相容”导致代表近代中国变革的“同治中兴”的失败，我认为至少有两点值得商榷。

第一，她过分夸大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崇尚实用理性而把所有宗教和主义都熟练地实用主义化的国度，一种官方所倡导的、占主流的思想往往是浮在表面的，民间自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与官方的意识形态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诚然，在近代以来的历次反外活动中各色人等都挥舞着儒家思想的大旗以作号召，但这旗帜下掩盖的却是长期自我封闭所造成的对外界和对新生事物的本能的恐惧，也许还不应忽略对新事物可能损害自己利益的担心。因而，我认为以其把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相当时期内的排外和排新现象解释为儒家思想的作用，还不如说是因为缺乏脱敏训练的自闭心理和担心受损害的利益观念在作祟。

第二，她在夸大了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的同时，还误读了这一思想。儒家思想是一种灵活而开放的思想。它虽然尚古，但也强调与时变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理念同样深入人心，它也并不严格排外而提倡“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这就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在其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部分加以发挥，但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它并不构成对现代化的水火不相容的拒斥性。

因此，我认为芮玛丽过分夸大了儒家文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影响。她甚至在书里说：“中国之所以不能成功的适应近代世界的潮流，其障碍不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是满清的统治，不是官场的愚昧，更不是偶然的历史事件，而是儒家学说本身的基本构成因素。”我觉得这里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除去为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腐败统治辩护不说，它至少是陷入了文化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

芮玛丽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概括为“中国保守派最后的反抗”，其实就是说的中国儒家文化最后的反抗。她认为，“同治中兴”就是那些深受儒家文化教育和影响的保守派们“第一次试图在不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体现这种价值观的制度进行革命改造的条件下改善中国政府，使之在近现代世界中立于不败之地所做的努力”。我认为这样来概括和解释“同治中兴”这段历史，有它合理的一面，但毕竟是不全面的。在芮玛丽看来，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是命中注定地不可能步入近现代社会的。因此，她对于儒家文化同现代社会相冲突的一面揭露得颇为充分，但对于它能够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那些有活力的积极因素则完全忽视了。她也没有阐发在“同治中兴”时期出现的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起重大影响的新因素，没有给予新的生产方式和新阶级的出现以应有的注意，等等。

在这本书中，给我印象深刻的另一个点是清政府对主权的敏感和谨慎，这无疑应该使我们长期头脑中存在的这个政府的“卖国观念”有所改变。当外国列强如上所述地在此时提倡与中国保持“合作政策”时，中国方面“对于外国人最终意图的潜在怀疑一直存在着，并且在危机时刻这种怀疑迅速趋于表面化。”（P51）对于在军事和一些技术领域不得不聘请外国顾问，中国政府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如福州船政局，“在中国人能独立操作之前，左宗棠乐意雇用外国工匠，但他也强调了培养中国人以尽快取代外国工匠的重要性。”（P261）同样，在芮玛丽引用大批史料中，也可看出清廷上下的一片良苦用心，甚至让我看到了后来将要非常熟悉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影子，使我们知道后者并非是什么主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