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哈姆莱特形象及其典型意义

哈姆莱特是一个理想的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他的性格是鲜明的、丰富的，也是发展的。

哈姆莱特是丹麦一个年轻的王子、乐观的青年，生活是闲逸的、舒适的，为追求知识，他来到了人文主义的中心——德国的威登堡大学读书，在那儿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对人生和世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在他的心目中，父王是一个“堂堂的男子”、“理想的君王”、“人”的典范；他的情人奥菲利娅是纯洁、美丽的。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一片光明。这时他还完全生活在脱离现实的幻想之中，是一个快乐的王子。然而，当他从德国回到丹麦后，母后匆匆改嫁，叔父克劳迪斯娶了母后，篡夺了王位。这一下便使他从美丽的幻想的云端跌入了无底的痛苦的深渊。他悲伤、苦闷，对人生和世界感到失望和厌倦，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接着先王的鬼魂向他揭露了克劳迪斯的阴谋，这像晴天霹雳一样使他震惊。他精神上经受不了这一沉重打击，失去了自持力，于是便趁势装疯，但理智还是清醒的。他看到周围的世界原来是充满了恶德败行的罪恶的世界。他在忧郁中开始了深沉的思考，在装疯中以荒诞的行为使克劳迪斯惶惶不安。就在他观察、思考周围世界的时候，一连串罪恶的事实又发生在他身边：他的同学、朋友一个个卖身投靠奸王，充当克劳迪斯的密探；奥菲利娅也被奸王利用作工具……现实世界处处是邪恶和背叛，他认识到自己的任务不仅仅是报父仇，而是要担当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他苦苦思索，探求扭转乾坤、恢复正义的途径和手段，又“把后果考虑得过分周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犹豫彷徨、烦闷不安、自谴自责，精神上痛苦到了极点，甚至想到“活下去还是不活”的问题。

忧郁，是哈姆莱特理想破灭后精神状态的一个显著特征。他回国后一系列意外事故的出现，打破了他的幻想，人文主义者视若珍宝的生活理想化为泡影，使他变得忧郁、苦闷：“人世间的一切在我看来是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但忧郁不是哈姆莱特的天性，而是理想与现实矛盾，理想破灭产生的一种精神状态。

哈姆莱特的另一性格特点是延宕。他把报父仇同拯救国家结合起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他不但要报父仇，而且要消灭一切罪恶，按照人文主义的理想来改造现实。然而在强大的邪恶势力面前，尽管他不断探索寻找途径，却始终在决心行动而不知如何行动的矛盾之中，这就形成了他行动的犹豫延宕。

形成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从客观上看是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哈姆莱特是封建社会内部出现的少数先进人物的代表，他与克劳迪斯的斗争，反映了先进人物同社会恶势力抗争，必然导致悲剧结局。这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他同情人民的苦难，人民对他有好感；但他即不相信暴力，又不相信群众，孤军奋战，而且不能摆脱宿命论等旧思想的残余。所以，哈姆莱特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人文主义者的悲剧。

莎士比亚通过哈姆莱特的形象概括了新旧交替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的思想面貌，写出了人文主义者同黑暗现实的矛盾和斗争，写出了他们探求真理的历程，也写出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哈姆莱特形象的巨大力量不在于解决了社会中存在的问题，而在于提出现实世界是丑恶的、不合理的，必须进行改革这一根本问题。这也是哈姆莱特所以能成为欧洲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的重要原因。

哈姆莱特形象的象征意义

哈姆莱特身上有着为人文主义者所赞赏的种种美德。他爱好哲学和艺术，热衷于深邃的思考，对世界和人类抱有美好的期望，他说：“人类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多么高贵的理性！多么优美的仪表！多么文雅的举动！在行为上多么像一个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是道德的典范、国家的希望。奥菲莉娅曾把他描述为“朝臣的眼晴、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典范、举世注目的中心。”他身为王子，却能体察民间疾苦，为人民所爱戴，他曾十分感慨地说道：“谁愿意忍受人世的鞭挞和讥嘲、压迫者的凌辱、傲慢者的冷眼、被轻蔑的爱情的惨痛、法庭的迁延、官吏的横暴和费尽辛勤所换来的小人的鄙视……”；他还是一个忠于爱情的王子，他给奥菲利娅写过这样感情炽烈的情书：

“你可以疑心星星是火把，

你可以疑心太阳会移转；

你可以疑心真理是谎话；

可是我的爱永没有改变。”

除此之外，莎士比亚还赋予了他很多其他的优点，他拥有强健英武的体魄，他一向光明磊落、诚恳待人，等等。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青年，在出场时却显得郁郁寡欢，满面愁容。先王的死和王后的再嫁使他的精神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本来在他的心目中，老哈姆莱特是人类最完美的代表，他的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人类最和谐的关系。这梦幻般的美好景象怎么会突然就变得如此龌龊不堪呢？他感到自己难以承受了，以至于希望“这一个太坚实的肉体

会融解，消散，化成一堆露水！或者那永生的真神未曾制定禁止自杀的律法”。人世间的一切在他看来也只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

但是失望并不意味着消沉。当哈姆莱特从父亲亡魂那里得知了真相后，便决心要复仇了。然而对手的强大、世态的炎凉又使他预感到力不从心，前途难料，他发出了这样的慨叹：“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唉，倒楣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重任！”为了不让对手看出破绽，他不得不假扮疯癫，闪烁其词地与其周旋。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哈姆莱特实施复仇的过程是迟缓的，举棋不定的。他时常为自己的犹豫和彷徨感到痛苦不堪。他在听了一个伶人声泪俱下地念了关于一个老国王被杀的故事后，深受触动，觉得自己连那伶人都不如，只不过是“一个糊涂颟顸的家伙”，“只会用空言发发牢骚”。

民间剧团来宫廷演出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然而任务的艰巨又迫使他不得不做一些冷静的思考。在演出之前他开始权衡起生死的利弊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人文主义思想的薰陶赋予了哈姆莱特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他从家庭和宫廷的变故中看出了这是一个时代的大悲剧，他意识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责任有多么重大。他不仅要为屈死的父王向篡位的叔父复仇，更要为维护其人文主义理想而改造现实。同时他还意识到正是“重重的顾虑使我们全变成了懦夫，决心的赤热的光彩，被审慎的思维盖上了一层灰色，伟大的事业在这种考虑之下，也会逆流而退，失去了行动的意义。”他在告诫自己顾虑太多只能使自己踌躇不前而贻误大事。

可是当一切正按照他的预料向前发展的时候，他却突然改变了念头。他不愿在国王洗涤灵魂的时刻结果其性命，他要等待一个更残酷的机会，“让他幽深黑暗不见天日的灵魂永堕地狱。”这就是哈姆莱特，他复仇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烈，他“重整乾坤”的抱负不可谓不远大，可是他那思想的包袱是如此的沉重，他那行动的步履又是如此的艰难，一个唾手可得的机会就这样被他轻易地错过了。为了不使自己复仇的行为变为“以恩报怨”，他要让他的对手先去尝尽道义的谴责，似乎这样才能让其死得其所。于是他又去竭力劝说王后疏远国王。如果说在此之前哈姆莱特所有的犹豫和迟延还可以被理解为审慎的话，他接下来的行为就只能被理解为鲁莽了。他竟然出于一时的激愤而把躲在幕后偷听的大臣波洛涅斯当成国王给杀了！

终于，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国王取得了主动。应该说，此时的哈姆莱特复仇的愿望依然是强烈的。他在去往英国的途中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告诫自己不能高谈阔论、瞻前顾后，而要“屏除一切的疑虑妄念，把流血的思想充满在脑际”。可以设想，当国王借刀杀人的阴谋被揭穿之后，被逼上绝路的哈姆莱特必定要再次着手实施其复仇的计划。可是雷欧提斯的出现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先是为自己在奥菲莉娅墓前与其发生争执而懊悔不已，又为了求得雷欧提斯的原谅而把自己的所做所为全说成是“在疯狂中犯下的过失”。就这样，“一向厚道”的哈姆莱特于不知不觉之中又一次上了对手的圈套。要不是雷欧提斯临死之前道出了真相，致使暗中得意的国王也命归西天，那么，哈姆莱特的艰难的复仇就会变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黑色幽默”了！真是应了哈姆莱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的”。

至此，哈姆莱特的家仇总算是报了。可是他那“重整乾坤”的人文主义理想并没有因为一个暴君的覆灭而实现，因为这现实依然是“冷酷的人间”。

这就是哈姆莱特的悲剧，一个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的悲剧。他的希望与失望，他的理想与困惑，他的壮志与踌躇，正是他所生存的那个时代所能赋予他的全部的精神特征。那是一个无时无刻不让人感受到剧烈变动的时代。朝廷的腐朽，群臣的谄媚，民众的愤怒，无一不在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具有着对于人与社会的美好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同时他又敏锐地观察到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他充满激情地要改变这世界，要“重整这乾坤”。然而问题如此繁杂，黑暗如此沉重，他又感到力不从心。他太沉迷于思考了，他太专注于道德的完善了。他总想把事情处理得周详再周详，公正再公正。这种极富激情却又极为幼稚的思想最终把他引上了任由命运摆布的不归路。这就是那个时代打在人文主义者身上的烙印。其实，只要是大变革的时代，这种印记就会在知识分子群体身上显现出来。理想的生成与幻灭被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体验着，品尝着，味如橄榄，苦涩与甘甜俱有，辛酸与欣慰并存，犹如虔诚的信徒，虽九死而不悔。毕竟，时代的车轮是在不停地向前转动的。也许这正是这部奇迹般的作品给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的知识分子的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