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阅读】《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课外阅读】《史记》与“一代之文学”汉赋

一部博大精深的《史记》，“直可孤行天地，不当与群书为伍”（《古欢堂集》卷６）。在历史与文学结合上，百代之下，罕见其比。长期以来，当人们谈及在历史上享有绝高声誉的《史记》成因时，多从民族文化的积淀，时代氛围的陶冶、个人遭际等方面探讨，却绝少提及“一代之文学”汉赋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似乎与汉赋绝缘，超然于这一文化现象之外。这不外是由于建国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汉赋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漠视“一代之文学”成就所致。今天，当我们将《史记》与西汉时期的汉赋加以对比考察，不难发现汉赋之影响。

汉赋为最早脱离学术的纯文学，它不仅是一代文学的正宗，从文学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是文学自觉的先声。本来，“赋者，古诗之流”（班固《汉书•艺文志》）。而萧统的《文选》却将“赋冠诗前”。这不是萧统对于赋的偏爱，而是他认识到，赋体文学的出现，是文人创作的开端，这正是把文人文学创作摆在文学史的中心地位这种传统文化心理的认同。汉赋所以获得“一代之文学”的殊荣，主要是因为它气魄宏大，可以“苞括宇内，总揽人物”，适应表现伟大时代的需要；也由于它具有辞藻的美“极声貌以穷文”的特点，最能表现作家的才华与主体意识。“它在中国艺术的发展史上，第一次鲜明强烈地突出了作为一种自觉的美的创造的特征，不再只是政治伦理道德的附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汉赋是不愧为“汉一代之文学”。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属于同一时代的人，比司马相如小３４岁。司马相如大约于公元前１３９年完成《上林赋》的，当时司马迁１６岁，正在京都读书。司马相如死后十几年，即公元前１０８年司马迁为太史令。一代赋人司马相如及其大赋对司马迁及其《史记》写作必然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司马迁偏爱辞赋，尤关注汉大赋的成就

司马迁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为文学家（主要是辞赋家）立传的人。至于《史记》中西汉大赋杰出代表、第一个创立并完成大赋体制的作家的《司马相如列传》，正如韩兆崎先生在《司马迁的文学观》一文中所说：司马迁是把司马相如“列入‘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那一类的。在这篇传记里他收入了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哀二世赋》、《上疏谏猎》、《论巴蜀檄》、《难蜀父老》、《封禅文》，使之成了《史记》中收文章篇章最多的篇章。全传九千二百多字，比《项羽本纪》还要长。……这里的确表现了他对司马相如这种文学家的高度重视”。司马迁所以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

人”的需要。正如刘熙载所说的：“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艺概》）。可以说，司马迁与他所为之立传的几位辞赋家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赋心”是相通的，那就是为大一统的汉王朝“兴造功业”，为“士不遇”而“发愤以抒情”。他认为，“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虽流放，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贾谊也是一样，就是被疏之后做梁王傅期间，仍然十分关注汉王朝的命运。司马迁在《司马相如列传》评赞中，把司马相如的大赋与《诗》中大小雅相提并论。他认为司马相如的大赋“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这恐怕就是司马迁“采其语可论者著于篇”的主要原因吧。

司马迁对辞赋家、辞赋特殊关注，这与他本人也是赋家分不开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迁先有赋８篇，列入“陆贾赋”类。但仅有《悲士不遇赋》见载于《艺文类聚》卷３０。虽然司马迁赋的语言，似更接近于荀况之赋，殊少屈原之遗音，而与宋玉、司马相如之作则几乎毫无关系。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他对屈原、贾谊的骚赋、司马相如的大赋的偏爱与高度评价。

二、《史记》与汉赋同是西汉鼎盛时期表现“宣汉”思潮的鸿篇巨制，是大气磅礴的时代回声

“文之道，时为大”（《艺概》）。就是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都要把反映时代作为自己的最高使命，司马迁是这样，司马相如也是这样。西汉初贾谊的名篇《过秦论》和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的《宣汉篇》，他们提出一代政治家、思想家也是文学家的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过秦”与“宣汉”。这两个口号的提出，体现了西汉的时代精神。所谓“宣汉”，则是对汉代社会进步的大力肯定。如果说西汉初年，从陆贾开始到贾谊，他们的辞赋、论著均以“过秦”为主题的话，那么到了武帝以后，从司马相如到司马迁，他们的赋作、文章则以“宣汉”作为主要倾向了。武帝时汉帝国建立了七八十年，经过“文景之治”，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方面，无论对内对外，都得到了空前的巩固与发展，“文德武功”，声威远服。和以往的时代相比，割据削平了，战乱平息了，边境安宁了，疆土扩大了，经济繁荣了，国家强盛了，民族表现出从来没有的生气勃勃的风采。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士大夫阶级，对此情此景，怎能不极度兴奋。在理想中把自我发展的方向与大一统的发展，即巩固中央集权的需要统一起来，故而内心充满着建功立业的欲望，表现出强烈的进取意识。而时代也向他们召唤，要他们以绚丽的笔触表现民族的现在，刻画大汉精神与帝国不可一世的姿态。而最能表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强盛气象的汉赋，逢此机缘便勃然而兴，成为

“一代之文字”。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着力记叙了司马相如是怎样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时代呼唤下，走上大赋创作道路。“小时好读书，学击剑”；“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表明他欣逢盛世，以蔺相如作榜样，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强烈愿望。他感到为景帝的武骑常待，乃“非其所好”，便“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客游梁”。他认为只有从事赋的创作，才能一吐为快，“乃著《子虚》之赋”。而这正是时代之需要，故汉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当武帝得知司马相如是狗监杨得意的“邑人”时，则大惊，迫不及待地“召问相如”，“令尚书给笔札，以为赋”。《西京杂记》卷２记载：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错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长通，䍧牱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司马相如所说的“赋迹”、“赋心”可谓相如赋学观有机结合，即大赋创作中铺陈风格与容纳万境的结构完全契合。司马相如这段赋论，不仅仅说明了作赋技法，而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大一统帝国历史风貌与昂扬激越的时代精神及其审美需求，表现出以大为美的风尚与理想。正如王世贞所说：“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艺苑片言》卷１）。而这也正是“盛汉之隆”，社会思潮与审美风尚对其影响的结果。李贽在《藏书》卷３７《儒道传》中就指出了这一点：“论者以相如词赋为千古之绝。若非遭逢汉武，亦且徒然。”无怪乎汉武帝读到《子虚》赋后叹服不止，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子虚》与《上林》无不表现着国家强盛的气象，和强大帝国的声威。这种大赋已从汉初骚体狭谷中走出，不再停滞于含蓄淳蕴的个人哀怨情结，走向展示雄浑壮阔的时代。就其讽谏思想而言，也由个人心情的感发，转化为历史的整体忧患。赋中通过虚设人物（主客各代表一方）先将齐楚大国诸侯的声势张扬一番，似乎已无以复加。然后再以“天子之事”压倒对方。在前者陪衬下，后者显得更加伟大无比。以达到歌颂中央集权、贬斥诸侯拥国自重的目的。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所作《子虚》《上林》赋，推言上林之广大，盛赞天子的排场，所表现的大一统观念，是“合德”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子虚》、《上林》中对“天子之事”的铺陈，写事以多为胜，摹物以大为美，篇幅洋洋大观，这正是强大帝国养就的浩然之气在文中的体现，确有一种融古今为一体，含四海为家的味道，体现着“大汉精神”。这种精神既然已形成时代风尚，就不能不感染泽及成书稍晚于《子虚》《上林》、对大赋特别关注的司马迁。

有趣的是司马相如的绝笔是《封禅文》大约作于公元前１１７年。文中力主汉武帝去泰山完成封禅大典。他认为：“大汉之德，逢涌源泉，洵谲漫衍，旁魄四塞，云專雾散，上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