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

一、体例内容比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

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则强调经济所起到的决定作用，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合。相比之下，班固所谓“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对于游侠，司马迁倾注情感，由衷赞叹。班固他拘泥于封建道德，对游侠很少同情。

《史记》与《汉书》都出自卓绝的历史学家之手，他们都具有史家的实录精神和正义感，所以，两部史书都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两部史书对于封建王朝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权奸的昏庸、外戚的专横都有揭露批判。不过，无论是歌颂，还是批判揭露，《汉书》都远不如《史记》的广度和力度。这不仅因为《史记》是私修，《汉书》是官修；而且决定于作者的思想。司马迁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则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三，风格比较

现从两书的感情色彩、叙事方法、人物刻画、语言表达四方面略加比较。

第一，《史记》和《汉书》都能严格遵守史家“不需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而《汉书》常常变成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第二，《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史记》能做到随物赋形，根据表达内容的需要而采取相应的表现手法。

第三，作为汉代两部纪传体经典史著，《史记》、《汉书》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它们不仅仅向我们提供了一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使已经消逝的历史变成可以让人重回历史现场、身临其境的生动画卷。但《汉书》传写人物的成就也略逊《史记》一筹。《史记》中不少篇章真实地叙写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史记》总是通过生动曲折的情节、矛盾剧烈的场面、个性化的语言、心理活动等表现人物性格，而在《汉书》中，有的被省略、有的被删节，便影响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史记》、《汉书》都长于刻画人物，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法，取得了一定成就。总体看来，《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第四，《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伤、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史记》五种体例。

第一、"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

第三、"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第四、"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

第五、"列传"记载社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

《史记》在描写人物方面的特点。

第一、选取与天下兴亡有关的重大历史事件，通过戏剧化的、激烈紧张的斗争冲突来凸现人物性格。

第二、用"互见法"来补充叙述、交待某些相关的历史背景、清洁或者细节，既避免叙述的重复，又使人物的性格特征更加清晰、完整。

第三、重视以细节描写突显人物性格。

第四、善于用符合人物身份的语言写出人物的神情。

《汉书》的写作特点。

第一、行文简练整饬，详赡严密。

第二、作者常常在平铺直叙中寓含褒贬，而且分寸掌握得相当准确。

第三、对材料的取舍，作者下了很大的功夫，善于剪裁。

第四、结构方面，作者十分注意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交待。

第五、作者收录了大量的辞赋散文，使文学性加强，然引文太多，有时也影响文气的连贯。

无论是题材，还是写作手法，史传文学都是后世小说，散文的重要源头。

、《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以史家之笔，记录西汉一代的历史，对汉代统治集团的昏庸残暴，对上层社会的炎凉冷暖，对社会危机和民生疾苦，对有功于社会的仁人志士，均有比较客观真实的反映，其中也寄寓着作者的爱憎和批判。此是《汉书》与《史记》的相似之处。但因为班固生在专制压迫、经学统治严重的时代，又因为班固家世传统的影响和他自身性格的软弱，《汉书》的史学见解和史学精神，又不如《史记》。

1、班固的时代，中央集权加强，经学统治严重，更加上汉明帝对班固的修史有了直接的干预，故《汉书》对人物事件的抑扬褒贬，常常有失于公正客观，而少有《史记》的批判锋芒。

①不赞成改革：《汉书》“毁贬晁错，伤忠臣之道，不如三也”。（《晋书·张辅传》）

②“吾观班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抑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节，述时务则谨辞章而略事实，非良史也”。（马总《意林》卷5引杨泉《物理论》）

③“迁喜杂说，不顾道所可否；固贵谀伪，贱死义。”（苏洵《苏老泉先生全集》卷9）

④“班固名陈胜而降为列传第一，名项籍而降为列传第二，是以成败论，二失史迁功过不相掩之笔多矣。”（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90《师友雅集》）

⑤“迁、固两体之区别，在历史观念上尤有绝大之意义焉，《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班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历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2、司马迁作《史记》，寄慨遥深，史识亦高；《汉书》于人于事，虽有褒贬，然少寄托，史识亦不及《史记》。

顾炎武《日知录》：“班孟坚为书，束于成格，而不得变化。且如《史记·淮阴侯传》末载蒯通事，令人读之感慨有馀味。《淮南王传》中伍被与王答问语，情态横出，文亦工妙，今悉删之，而以蒯、伍合江充、息夫躬为一传，蒯最冤，伍次之，二淮传寥落不堪读矣。”

3、《汉书》沿袭《史记》的体例而又有所改易，多用《史记》文字而又有所删省。其体例之改易，得失互见；其文字之删省，则往往失却司马迁的微旨与叙事的生动。

《汉书》一书在体裁上承袭史记为纪传体。亦略有变更，改书为志，省去世家。全书共分十二本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共一百篇，八十余万言。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0六年)，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二三年)，共二百三十年。

虽言汉书为断代史，列传、本纪均以西汉为断限，但八表、十志则例外，如《古今人表》将古今人物分为九等，列叙其中。《百官公卿表》则溯自秦代官制，非限于西汉一朝。十志，有《礼乐》、《食货》、《地理》诸志，皆自古代开始叙述。

4、《汉书》叙一代之史，取材便利，又因东汉文风，渐趋华丽，故其叙事详密谨严，文字整饬赡丽，一般说来，不如《史记》的文气流荡，富于神韵。

5、《汉书》从学术和文献的角度，不独在《史记》原有的纪传中增加学术事迹，多载学术文章与经世的文章，更特设《艺文志》，讲论学术源流。把文化学术纳入史的视野，这是《汉书》的一大贡献。

试比较《史记》与《汉书》在编纂特点与著述宗旨上的异同。

相同点：

《史记》、《汉书》同为彪炳千秋的历史巨著，体例上都是纪传体。《史记》首创纪传体，内容有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种体裁以帝王为中心记载历史，适应了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有利于君主独尊地位的巩固与加强，同时各体配合，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汉书》继承发展了这一传统，内容上有纪、表、志传。两书作者都有深厚的文学造诣，文采斐然，使得两部史学著作又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