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体例
❖ 《汉书》的纪比《史记》更具有以帝王为中心的特色。 ❖ 司马迁在撰写“本纪”体例时，是以“时势主宰者”的概
念作为他写作的立场；班固在撰写“纪”体例时，是以汉 代为中心，作为他撰述的出发点，而这样撰史态度的不同， 从他们对高祖称谓的差异，也可隐约表现出来。
❖班固割离古今的今史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尊 显汉室”和“宣扬汉德”。
《汉书》把《史记》里的本纪改称纪之理由。
❖ 司马迁创“本纪”并不专记帝王，而班固却改为帝王专纪。 司马迁创“本纪”之意是为全书之纲，有纲纪天下政治之 意，凡当时在政治上起主导中心作用的人物均可立纪，而 班固只以天子入本纪。二者之纪所记载的范围不同、时间 的不同，而略有形式上的不同而已。
班固把世家除去之理由
❖ 班固将《汉书》里的世家除去的原因是顺应时代潮流，表 现为班固因事制宜的作史见识。
❖ 第二则受到他父亲班彪的思想所影响。《汉书》乃尽该为 列传（按班固传：该世家为列传，系其父彪变例）。传者， 传一人之生平也。王侯开国，子孙世袭，故称世家。今改 作传，而其子孙嗣爵者，有不能不附其后，究非体矣。班 彪认为“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也就是人君有 专制的威权，大臣没有成百年基业的权柄。这与汉武帝极 力消除地方诸侯势力的推恩众建政策有关。
《史记》、《汉书》历史观
从二者所体现的历史观、历史思想上来看:
❖司马迁不完全信从孔子的儒家说教，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 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一些被世俗瞧不起的小人物立传，宣 扬追求物质财富为人的本性，为秦末的反秦斗争唱赞歌，都 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思想倾向；在政治上主张国家统一，反 对分裂；主张任贤施仁，反对酷吏暴政；在哲学问题上，司 马迁的认识论，有承认天人感应、天命支配人事的一面，还 有怀疑天命，以至不相信天命的一面，甚至明确表示了否定 天命的思想观点。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浅谈《史记》与《汉书》
浅谈《史记》与《汉书》泗县职教中心赵贤超内容摘要：《史记》与《汉书》并称为中国古代文史大书的双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史学价值。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认知和区别它们的成书经过、体例变化、语言特点、人物刻画和史学的思想性。
这对于初学文学青年来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关键词：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特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史记》是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而《汉书》则秉承《史记》的优长，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史书的先河。
研究《史记》与《汉书》，有助于我们认知它们的各自特点，丰富我们的文化内涵，提高我们的文化品位。
本人是从如下四个方面来谈对《史记》与《汉书》的认知。
一、司马迁与《史记》1、作者简介司马迁（前145—前90）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
后因李陵事件入狱，受宫刑。
出狱后发愤继续著书，于太始四年（前93）前后，完成《史记》这部历史巨著，历时十六年。
2、家境熏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当过太史令，这在中国古代，一个孩子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很幸运的，毕竟那时的孩子有学习条件和机会的人是很少的。
据说，司马迁十岁就开始学习古文，后来又跟汉代大儒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又跟古文家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为司马迁来后来写《史记》打下坚实的基础。
3、漫游与侍驾由于司马迁受父亲的指点和家境文化的熏陶，所以司马迁对于知识的渴望和需求是很强烈的。
因此司马迁在加冠礼之年，决然出游，进行实地考察中国的名山大川，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记录有关的历史传说。
后来他官至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出巡。
其中一次西巡，曾到过巴蜀。
随驾出巡更开阔了司马迁的视野，丰富了他的阅历。
这些都给司马迁后来的撰写《史记》，取得了第一手资料。
4、受宫刑著史书司马谈病逝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司马迁开始接触皇家藏书，整理选录历史典籍，为写史书作准备。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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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语言特色比较摘要：《史记》、《汉书》从选材、写人、抒情、说理到布局等方面都表现出两书各自的独特风格,而语言特色更是两者不同文风的主要表现与鲜明标志。
《史记》奇谲善变的笔法、深情的语调、丰富多彩的语言,与《汉书》严密的布局、细致的描绘、整齐繁富的语言很不一样。
语言特色不同原因是两书思想内容、两书作者写作体裁、西汉东汉思想文化状况与文学风气有所不同。
《春秋》以“一言而寓褒贬”可知不同的史传具有不同的语言特色，试比较《史记》与《汉书》的语言特色的不同。
关键词：《史记》；《汉书》；语言特色比较同作为史传文学的《汉书》和《史记》自问世以来，人们从多种角度对其加以评价，无论是从文学体裁，还是从历史、文化角度进行评价，褒贬不一。
《史记》写作于西汉王朝鼎盛时期，记录的是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三千多年的历史，着重描写的是从战国到汉初的这段时代。
它从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等许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表现风云变幻的时代，刻画千古风流人物。
作者经过李陵之祸后重新审视人与整个社会、历史的关系，自己的写作目的改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汉书》写作于东汉王朝的稳定时期，记录西汉二百余年的历史，是对当时社会面貌作全面的记述。
作者写作由私人到官方，其创作目的也发生变化，变为“弘扬汉德”。
目前学术界只是从文化、历史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
可以说两部史学著作从选材、写人、抒情、说理到布局等方面都表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而语言特色的不同是其主要表现与鲜明标志。
本文就《史记》、《汉书》语言特色作一比较。
一、语言特色比较同时作为史传文学的《史记》与《汉书》，作者在写作人物传记时非常注意通过语言的运用加强叙事的生动性，展示人物性格。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任何丰富生动的生活内容，任何崇高的思想感情，任何动人的故事情节，如果没有准确、生动、优美的语言，便不可能表现出来。
这里从三个方面试着比较《史记》与《汉书》的语言特色：㈠叙事语言⒈《史记》语言雄奇疏放，体现在描写紧张激烈的场面，表现尖锐的矛盾冲突；而《汉书》用语典雅，文采斐然则体现在书中多引用诗赋，收录大量的奏疏。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苏武传》的比较
《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苏武传》的比较一、在思想内容上《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苏武传》同为人物传记。
前者热情歌颂了李广勇敢机智、精于骑射、治军简易、爱护士卒、廉洁正直的优秀品质和性格特点，表彰了他在抗击匈奴入侵、保卫边疆的战斗中所建立的历史功绩，并对他一生屡遭排挤乃至被迫自杀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同时，作者通过对李广的悲剧结局的描写，揭露并谴责了统治者的任人唯亲、刻薄寡恩以及对贤能的压抑与扼杀，也蕴涵着作者对自己的不公正待遇的控诉。
后者描写了苏武被匈奴扣留后凛然守节的浩然正气，面对匈奴和李陵的劝降毫不动摇，赞扬了其守节不辱、忠君爱国的崇高精神。
《汉书•苏武传》因为作者站在封建统治者的立场著史，所以此文比较中规中矩，但亦没有因为立场问题而批判李陵投降事件，还是比较重视客观事实。
二、在塑造人物形象方法上《史记•李将军列传》与《汉书•苏武传》都精心选取人物一生中最有代表性的大事，突出其主要性格特征，且都运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
前者对比手法的运用在全文中大约有四处：一是与匈奴射雕者的对比，显示了李广善射的超凡技艺；二是与程不识的对比，突现了李广爱护士卒、治军简易的为人处事；三是与部下校尉士卒的对比，突出了李广的英武过人与非凡的胆气；四是与李蔡的对比，突显了李广的凄惨遭遇，也揭露了统治者的刻薄寡恩。
作者司马迁善于运用典型事例，刻画人物灵魂。
例如，以“见石射虎”表现了李广的善射才能和勇猛。
另外还运用了出色的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
例如杀霸陵尉的细节，令人看到李广于机智勇猛之外，还有负能使气的一面。
文章始末，作者都将自己的感情融入作品，兼用夹叙夹议的方法，寓论于史，表明了作者的爱憎。
后者将苏武与三人进行比较：张胜的贪生怕死，卫律的叛国投敌，李陵内心的矛盾与无奈，共同烘托了苏武“富贵不能移，贫贱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
不过，与李广丰满、复杂的性格相比较，苏武的性格显得比较单薄，作者安排材料主要围绕他的守节性格。
《史记》与《汉书》语言比较举隅
史记》与《汉书》语言比较举隅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两部历史散文巨著可谓是两汉史学上的“双子星座”，也是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汉书》中所写的西汉二百三十年历史中，关于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依照《史记》，其中有五十多篇人物传记就是依照《史记》的原文增删改易而成的。
本文选择《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中的《项籍传》、《高后纪》的重叠部分作对比，从语言的角度具体描写两书的差别，并浅析这些差别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和思想现象。
关于项羽，司马迁把他列入了本纪中，其中详细而精彩的描写使得《项羽本纪》成为了《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而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女统治者吕后，司马迁也将她列入本纪，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班固则把项羽放在了人物传记中，并在传中大量删减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精彩部分一一鸿门宴，只留几语交待，而详写在《高帝纪》中。
对吕后的描述也分别放在了《高后纪》和《外戚传》中。
《汉书》大多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有增有删，在内容上有取舍，在文字上有改动，其中有包括动词、代词、名词等同义词的替换，用字的差异以及句式的差异等方面。
[ 以下出现的例句，均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和(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例句后的数字是句子出现的页码。
词的排序按照首字音序排序。
(一)同义词的替换1.同义动词的替换在对《史记》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与《汉书》的《项籍传》、《高帝纪》 (鸿门宴)、《高后纪》、《外戚传》的重叠部分的对比中，共发现了19 例同义动词的替换，举例如下。
(1从――归“从”和“归”都有归顺、归附的意思。
“从”是跟随的意思，引申为归顺。
“归”是回家的意思，引申为归附，归属，汇聚。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
'”( 302)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
2000字史记与汉书比较
《史记》与《汉书》比较作者介绍：司马迁，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
他十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
二十岁时，从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收集史料与民间传说，在元丰三年，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长官天文历法及皇家书籍，因替不得已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因而遭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忍辱负重，发奋著书完成古今中外的史学巨著《史记》，为中国及世界人民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
内容简介：《史记》中华书局是节选《史记》司马迁所著的其中部分，《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子，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个部分，上起轩辕黄帝，中经唐、虞、夏、商、周、秦，下迄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年—前101年），共写了两千多年的历史。
《史记》首先令我们感到惊奇的为之赞叹的是他的包罗万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公想要拼接自己的搜集资料整理总结一切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宏伟目标也是前无古人的。
在《史记》中华书局2007版中，节选了一些叙述完整流畅，经典优异的部分来让读者初步感受《史记》的魅力。
五帝、周、秦皇、项羽、高祖本纪；孔子、陈涉世家；孙子吴起、商鞅、魏工资、吕不韦、韩信、扁鹊、李广、卫青、游侠列传等被收纳本书之中。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可以说是本书作者想要向读者传达的意图之一。
同《汉书》比较：通读完本书之后，同先前读过的《汉书》相比较，首先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及其浓厚，自成体系，拥有自身的是非判断标准，对于刘邦的记述既突出了刘邦本人魅力，如顺应时代分化敌人，识人善用的光辉优点的同时，又将他表面豁达而内心狭隘，轻视他们晚年残杀功臣，排除异己的劣迹如实记录下来，并不完全避讳帝王丑闻，秉笔直书。
往后的二十四史，包括《汉书》对于帝王避讳不已，从司马迁到班固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根深蒂固，封建专治对于史学的束缚越加严重，往后官修史书成为了记载史实的主要部分。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与内容
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与内容
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正史巨著,分别由西汉司马迁和东汉班固所撰写。
两部作品在体例和内容上存在相似之处,也有一些区别。
体例方面:
1. 纪传体:两部作品均采用纪传体的体裁,即将编年体和传记体相结合。
纪是按年代编年顺序记录大事,传是根据人物的重要性依次撰写传记。
2. 十二纪:史记和汉书的前十二纪基本一致,记载从黄帝至汉武帝时期的历代王朝和重大事件。
3. 世家、列传:除了纪之外,两书后面都附有世家和列传,记载重要的外戚、功臣以及各类人物的事迹。
内容方面:
1. 记载范围:史记记载了从上古时代到西汉武帝永元六年(公元前23年),汉书则记载到东汉景帝永元七年(公元189年)。
2. 记载重点:史记主要记载西汉的兴亡史以及各族的沿革,汉书则多记东汉史事,同时也对西汉做了补充。
3. 内容丰富程度:汉书比史记更加详细翔实,记载内容更加丰富。
4. 写作风格:史记语言凝练流畅,汉书文笔较为平实。
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古代两部极其重要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在体例和内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些区别,共同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或者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等。而汉书则喜用追叙、补叙的手法。《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
《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太祖年间大约3000的历史，而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为主的体制，将西汉一朝的历史创新为断代史，由此，《史记》和《汉书》在体制上大致相同，皆由本纪、世家、列传等组成，只是分类略有不同。
例如，《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在《汉书》里就被删除了，因为《汉书》乃班固奉命所着的官修史书，班固认为在正史里不应该有此卑贱者的地位。
虽有此不同，但是在记录同一人物的事迹时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毕竟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史家，对于历史事件都是立体还原其真相的，更何况，《汉书》集成的不仅有《史记》的体制，也将《史记》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原文照录《史记》的，然而究竟是不同的史书，因此也能从班固删节、改动中发现二者间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从《史记》和《汉书》中找到有关汉高祖刘邦的记载，从中发现一些异同。
首先是不同之处，由于两部书涉及的时间范畴不同，《史记》是从皇帝到汉武帝期间，《汉书》则是西汉一朝，因而在《史记》中关于汉高祖的记载列于《高祖本纪第八》，而高祖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其事迹自然是列于《汉书》第一位。
司马迁与班固二人的家族都与历史有莫大关系，司马迁之父做到了太史令，而班固则是以其父遗着为基础而作《汉书》，但二人做熟的理由却不尽相同。
司马迁作《史记》是其在遭受宫刑做了中书令后才将写史作为毕生的事业和理想的，所以《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作品，《汉书》则是奉诏所修的官书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多了许多正统色彩。
正是由此，两书中对高祖的记载才会有所不同。
第一是对刘邦的称呼，在《史记》中，《高祖本纪第八》开篇第一句话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直接写出了刘邦的姓名及字，并在下文多处称其为刘季。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
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
”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
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本人认为《史记》可以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要将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司马迁可以综合各种体列，然后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使得《史记》得以有序地记载过去和当时所发生的事，在创造性方面的确比班固的《汉书》强。
《史记》与《汉书》解析
项羽本纪
留侯世家
报任少卿书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班 固 （ 公 元 32——92 年 ） ， 字 孟 坚 ， 扶 风 安 陵
（今陕西咸阳）人。明帝永和元年（ 58年）开始私撰 《汉书》。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
班超上书解释，明帝召为兰台令史。继续编著 《汉书》，经 20 余年，至章帝建初七年（ 82 年）基 本完成。班固死后，一部分“志”、“表”由其妹 班昭和马续续成。
作品选析：一、《苏武传》
二、《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它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上，它创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 “正史”中能被后人称之为 传记文学 的是 ——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 《新五代史》中若干篇章。
《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经 典之作。
鲁 迅 赞曰 ： “ 史 家 之绝 唱 ， 无 韵 之离 骚 ” （《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诞生 随着大帝国的形成，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 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的、历史的解释，就成 为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 司马迁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上述需要最充分的一种 表现。
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
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日者列传，……
货殖列传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 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 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 秦楚之 际月表》）
《汉书· 司马迁传赞》：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 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 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为《国语》。又 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 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 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 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 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史记》与《汉书》体现音乐美的辞格比较的开题报告
《史记》与《汉书》体现音乐美的辞格比较的开题报告《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史书，它们反映了汉代以前和汉代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情况。
在这两部史书中，音乐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其中体现了许多音乐美的辞格（rhetorical figures）。
音乐美的辞格是修辞学中的一种手法，通过运用不同的语言技巧来创造美感，增强语言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在《史记》和《汉书》中，体现音乐美的辞格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比喻。
比喻是指将一个事物用另一个事物来形容，以便更生动地表达其特点。
在《史记》和《汉书》中，比喻常常被用来形容音乐的特点。
比如《史记》中有“宣汉乐而百姓悦”的句子，就是将汉族音乐比喻为悦耳动听的调子。
第二，拟人。
拟人是指将非人类事物赋予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使其更具生命力和形象感。
《史记》和《汉书》中也不乏这种手法。
比如《史记》中“乐器悲伤，天下皆哀”，就给乐器赋予了悲伤的情感，使其更接近人类。
第三，排比。
排比是指一连串语句中多处使用相似的语言结构和词汇，以便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记忆性。
在《史记》和《汉书》中，排比经常被用来描述不同的音乐形式和特点。
比如《汉书》中有“乐有讴、歌、舞、吹、弹、击”，就通过排比的方式清晰地展现了汉代音乐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第四，反复。
反复是指在一段语言中多次使用相同的语言结构和词汇，以便增加语言的重复感和记忆力。
在《史记》和《汉书》中，反复也被广泛地应用到音乐美的描写中。
比如《史记》中“悲章之声，发人深省”，就多次反复使用“悲章之声”这一词汇，使读者更能够记住它的美感和意义。
综上所述，从比喻、拟人、排比和反复等方面来看，《史记》和《汉书》中体现音乐美的辞格是十分丰富多样的。
这些语言技巧不仅在音乐美的描写中有所运用，在其他各种文学形式中也广泛存在。
因此，研究它们对于理解古代语言艺术和文化背景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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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
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
司马迁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或者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
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
《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
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
《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等。
而汉书则喜用追叙、补叙的手法。
《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
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
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
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
这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5，艺术风格。
司马迁非常重视对事件因果关系的探究。
《史记》叙事有详略之分，一般情况下，司马迁对于事情发展的起因，往往都详写；而对于这种原因所引发的最终结果，往往是略写。
他描写的人物形象各不相同，同时，他们身上还表现出许多带有普遍性的东西，即得到社会广泛认可、并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某些共性。
史记的叙事写人都围绕“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宗旨，司马迁虽然也从琐
碎的生活细事写起，但绝大多数的人物传记最终都在宏伟壮阔的画面中展开，有一系列历史上的大事穿插其间，他所选择的题材多是重大的。
司马迁不是一般地描述历史进程和人物的生平事迹，而是对历史规律和人物命运进行深刻的思考，透过表象去发掘本质，通过偶然性去把握必然规律。
这就使得《史记》的人物传记既有宏伟的画面，又有深邃的意蕴，形成了雄深雅健的风格。
这是《史记》在刻画人物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最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史记》与《汉书》的语言风格也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浅显易懂，文史兼宜；《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它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形成了《汉书》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的艺术风格。
两部大家之作各有千秋，难分优劣。
学生才学浅薄，关于他们艺术特色比较就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