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导读：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的重要史书，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
以下将分别介绍《史记》和《汉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信息。
1. 《史记》《史记》是秦时期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部历史著作，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学巨著之一。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纪传、表、书、本纪、世家、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皇帝和各个朝代的兴衰史，世家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介绍了历史上的名臣和功臣。
《史记》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独特的史书风格，被后人称为“史家之宗”、“史家之绝”。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编年史，其在史学理论和史书写作方面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权威性。
2. 《汉书》《汉书》是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的一部历史著作，主要记载了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全书共分为十二本，包括本纪、表、志、列传等内容。
其中，本纪记载了所有汉代历史上的皇帝和重要官员，列传则以人物为中心，详细描述了历史上的名臣和英雄。
《汉书》在整理汉代历史资料和传承历史学经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后人誉为中国古代“史书之宗”。
其史料详实、文字简练，具有较高的史学价值，被后人广泛引用和研究。
综上所述，《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记录了汉朝及其前后历史的重要事件和人物，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阅读这两部史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还可以感受到古代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和揭示。
同时，这两部史书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研究素材，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纪传体史料，深受学者的喜爱。
其中，《史记》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纪传体小说的杰出代表，清朝时期国子监编定版本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标准文本。
而《汉书》则是汉代官方历史书，它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精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历史整体发展史的重要参照物。
论述《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分析它们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这两个功能上的不同之处。
例如，《史记》的叙事方式更注重细节和历史的严谨性，更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并且注重叙事内容的逻辑性。
而《汉书》的叙事方式则更加简洁，其叙事手法更加灵活，具有流畅的叙事性和有趣的篇章结构。
叙事内容也更多地体现着宗教、伦理和道德观念，使叙事更具有艺术性。
此外，从结构和表达上来看，《史记》和《汉书》也有不同之处。
《史记》叙事比较松散，表达方式也更加简单，以概述叙事的形式展示事件的细节。
而《汉书》则追求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篇章结构，注重叙事的技巧和艺术性，更能够帮助文章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
通过比较《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功能上有差异，而且在结构和表达上也有所不同。
尽管《史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但它也具有一定艺术性，具有一定的艺术美感。
而《汉书》则注重艺术性，在单纯记述官方历史的基础上还可以发掘更丰富的叙事含义，更能够抚今追昔，让历史可视、可言。
从以上比较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也极具历史价值。
它们不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深刻叙事手法。
深刻理解这两部著作的叙事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叙事主体的转变。
《史记》与《汉书》语言比较举隅
史记》与《汉书》语言比较举隅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两部历史散文巨著可谓是两汉史学上的“双子星座”，也是中国史学史乃至文学史上的两座高峰。
《汉书》中所写的西汉二百三十年历史中，关于汉武帝以前的史事，基本上依照《史记》，其中有五十多篇人物传记就是依照《史记》的原文增删改易而成的。
本文选择《史记》中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和《汉书》中的《项籍传》、《高后纪》的重叠部分作对比，从语言的角度具体描写两书的差别，并浅析这些差别所反映的语言现象和思想现象。
关于项羽，司马迁把他列入了本纪中，其中详细而精彩的描写使得《项羽本纪》成为了《史记》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
而对于中国的第一个女统治者吕后，司马迁也将她列入本纪，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班固则把项羽放在了人物传记中，并在传中大量删减了《史记？项羽本纪》中的精彩部分一一鸿门宴，只留几语交待，而详写在《高帝纪》中。
对吕后的描述也分别放在了《高后纪》和《外戚传》中。
《汉书》大多沿用了《史记》的原文，但有增有删，在内容上有取舍，在文字上有改动，其中有包括动词、代词、名词等同义词的替换，用字的差异以及句式的差异等方面。
[ 以下出现的例句，均选自（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和(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 年版，例句后的数字是句子出现的页码。
词的排序按照首字音序排序。
(一)同义词的替换1.同义动词的替换在对《史记》的《项羽本纪》、《吕太后本纪》与《汉书》的《项籍传》、《高帝纪》 (鸿门宴)、《高后纪》、《外戚传》的重叠部分的对比中，共发现了19 例同义动词的替换，举例如下。
(1从――归“从”和“归”都有归顺、归附的意思。
“从”是跟随的意思，引申为归顺。
“归”是回家的意思，引申为归附，归属，汇聚。
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有这样一句：“项梁曰：‘田假为与国之王，穷来从我，不忍杀之。
'”( 302)在《汉书?项籍传》中写为：“梁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引言类史文学作品《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还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它们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史记》的历史意义1. 多元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志体结合的真实历史性著作。
在文字选材上，它涵盖了自上古时代到西汉末年这个广泛且漫长的时间段，记录了各类人物、政治事件和社会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2. 知识源泉《史记》不仅包括一般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地理、医药、音乐等各领域内容。
它成为后来传世典籍中最重要的学科百科全书，为后代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知识。
3. 思想启示《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例如，司马迁强调“史无常非”，揭示历史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他还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矛盾斗争推动前进的。
二、《汉书》的历史意义1. 体系化《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纪传体完全叙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并按照各个皇帝进行了详细编写。
它总结了中国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2. 政治典范《汉书》着力描述当时官僚制度与禅让制度，并将王朝兴衰归因于沟通正统与道统之间是否保持平衡。
这一观点进一步规范和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在后世影响深远。
3. 文学价值《汉书》的文学风格独特，相比于《史记》更加细致入微。
它以平实、煞有介事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这一文学特点使得《汉书》在后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参考。
三、两部作品的异同点与互补关系1. 不同视角《史记》侧重于整体性而不顾个别人物，注重揭示历史大背景和思想意义；而《汉书》则更注重个人传记，从宏观到微观展现了当时各界人士的丰富故事。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两部作品在辨证法上存在差异。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或者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等。而汉书则喜用追叙、补叙的手法。《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
#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概述《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古代史书，它们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件。
然而，在不同时期编纂和传承中，这两部史书都经历了一些变动和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可信度，探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以及影响因素。
一、《史记》1. 作者记录思想倾向《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大型通史著作，由司马迁撰写。
在其著作中，司马迁体现了强烈的士人意识，并对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等进行赞扬或批评。
这种思想倾向可能会对他在历史事件描述中选择性地突出某些细节或过于夸大某些人物地位产生影响。
2. 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失实现象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主要基于自己阅读许多旧籍和从事治国实践所得到的信息。
然而，由于史书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到许多干扰和编辑的介入，因此其中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难以确定。
3. 分类条目详细齐备《史记》以“五经正义”、“七略”为蓝本编撰并逐渐完善。
它通过对不同主题进行系统分类，并包括人物列传、本纪、表等章节，使读者能获得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汉书》1. 主观色彩相对较低《汉书》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一部叙述西汉王朝历史的著作。
与《史记》相比，《汉书》更倾向于客观泛文化背景，而非个人思想倾向。
其记载着自政治家、军事家到文化名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动态变化。
2. 编纂过程中有后期补充与修正据研究，《汉书》编纂过程中存在较大篇章被后来者追加或修订。
这些后期工作可能会影响其部分记载的准确性，需要谨慎处理。
3. 重视世系表和地理统计《汉书》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外，还特别注重编写各种家谱与人物世系表，以及地理统计等。
这些补充内容可以提供更多有关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族群流动和行政区划的信息。
三、史料可信度的确认方法为了判断史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常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 查证史书记载是否与其他各种文献、碑铭或出土文物相互印证； - 针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在不同著作中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史书记载所依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并对来源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
《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CAL-FENGHAI.-(YICAI)-Company One1《史记》《汉书》高祖纪异同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皇帝到汉武帝太祖年间大约3000的历史，而班固的《汉书》继承了《史记》纪传体为主的体制，将西汉一朝的历史创新为断代史，由此，《史记》和《汉书》在体制上大致相同，皆由本纪、世家、列传等组成，只是分类略有不同。
例如，《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在《汉书》里就被删除了，因为《汉书》乃班固奉命所着的官修史书，班固认为在正史里不应该有此卑贱者的地位。
虽有此不同，但是在记录同一人物的事迹时还是有许多相同之处的，毕竟司马迁和班固都是史家，对于历史事件都是立体还原其真相的，更何况，《汉书》集成的不仅有《史记》的体制，也将《史记》作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原文照录《史记》的，然而究竟是不同的史书，因此也能从班固删节、改动中发现二者间的差异。
下面，我们将从《史记》和《汉书》中找到有关汉高祖刘邦的记载，从中发现一些异同。
首先是不同之处，由于两部书涉及的时间范畴不同，《史记》是从皇帝到汉武帝期间，《汉书》则是西汉一朝，因而在《史记》中关于汉高祖的记载列于《高祖本纪第八》，而高祖作为汉朝开国皇帝，其事迹自然是列于《汉书》第一位。
司马迁与班固二人的家族都与历史有莫大关系，司马迁之父做到了太史令，而班固则是以其父遗着为基础而作《汉书》，但二人做熟的理由却不尽相同。
司马迁作《史记》是其在遭受宫刑做了中书令后才将写史作为毕生的事业和理想的，所以《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作品，《汉书》则是奉诏所修的官书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多了许多正统色彩。
正是由此，两书中对高祖的记载才会有所不同。
第一是对刘邦的称呼，在《史记》中，《高祖本纪第八》开篇第一句话是“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直接写出了刘邦的姓名及字，并在下文多处称其为刘季。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相同点：两者都是史传散文，作者都是汉代史学家，体裁均为纪传体。
《汉书》在体制上全袭《史记》，只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
《汉书》的许多许多“纪”、“传”大都采用《史记》原文。
班固不仅在体例编撰上注意师法《史记》，而且在思想上也一定程度上地继承了司马迁的求实精神，比较尊重客观历史事实，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倾向。
和司马迁一样，班固在《汉书》中也对一些爱国英雄加以赞颂；其次，班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对西汉王朝后期的政治黑暗，帝王的荒淫、昏庸，佞幸、外戚的横行霸道都有所批判。
和《史记》一样，汉书无论在史学上还是在文学上，对后世的影响都是很大的。
不同点：《史记》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个人独立完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纪传体史书，《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体例方面，《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大量增添了一些新材料、新史实，极大地丰富了记事内容。
其次，班固对《史记》的一些篇目和内容也作了调整。
《汉书》还开辟了一些新领域，扩大了史学范围，也增补了《史记》的不足。
思想上，和《史记》相比，《汉书》的局限性还是很大的。
这是由于司马迁是一位朴素唯物思想和进步历史观的伟大思想家，而班固却是一位受封建正统思想影响极深的儒者。
因此，《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样广泛、深刻、尖锐、彻底，它没有像《史记》那样热情赞颂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没有赞颂游侠、刺客、商人、医生等下层人物的品质和才能。
相反，他从封建的伦理道德出发，批评游侠“不入于道德”，《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很浓。
从文章风格而言，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
”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
司马迁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巨匠，他的文章风格要。
《史记》与《汉书》解析
项羽本纪
留侯世家
报任少卿书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班 固 （ 公 元 32——92 年 ） ， 字 孟 坚 ， 扶 风 安 陵
（今陕西咸阳）人。明帝永和元年（ 58年）开始私撰 《汉书》。有人告他私改国史，被捕入狱。
班超上书解释，明帝召为兰台令史。继续编著 《汉书》，经 20 余年，至章帝建初七年（ 82 年）基 本完成。班固死后，一部分“志”、“表”由其妹 班昭和马续续成。
作品选析：一、《苏武传》
二、《史记》的文学成就与影响
它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历史人物形象的塑造 上，它创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 “正史”中能被后人称之为 传记文学 的是 ——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 《新五代史》中若干篇章。
《史记》是历史性与文学性高度结合的经 典之作。
鲁 迅 赞曰 ： “ 史 家 之绝 唱 ， 无 韵 之离 骚 ” （《汉文学史纲要》）
《史记》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第二节
班固与《汉书》
第一节
司马迁与《史记》
一、《史记》的诞生 随着大帝国的形成，总结古代以来的历史文化 并从而给大一统局面以哲学的、历史的解释，就成 为统治阶级的迫切需要。 司马迁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上述需要最充分的一种 表现。
刺客列传，……淮阴侯列传，……
儒林列传，……游侠列传，……日者列传，……
货殖列传
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於陈涉；虐戾 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 成於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史记· 秦楚之 际月表》）
《汉书· 司马迁传赞》：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 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上断唐尧，下讫秦缪。 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 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 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为《国语》。又 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 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 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 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 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 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 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
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
”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记》在创造体例方面的贡献比《汉书》大。
㈡在编写形式、原则和态度等方面的比较：“《史记》为后世著史创立了序、论、赞的史论形式。
《史记》有篇前之序，篇后之赞，有篇中夹叙夹议以及《自序》一类的论传形式，既整齐又灵活，多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出现，最具理论色彩，感情色彩，并能揭示著作宗旨，是作者的匠心所在。
而《汉书》就缺乏这种形式，所以给人的感觉有点固定、沉闷。
司马迁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审慎态度完成了史记的写作，成为实录著史的榜样。
班固也赞其为“实录”，就是经过历代史家比较，《史记》也被公认为信史，这不只是对《史记》的赞美，实以成为要求后史家信守的著史原则。
而班固他也注重史料的选择与审核，选择标准是“切用于世”，但是由于其著史是由当时统治者所支持的（司马迁著史属于私撰），为了维护正统，吹捧和美化当权者，他也使用曲笔，这无疑使《汉书》的形象打了个折扣。
二史学思想上的比较司马迁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述史体例，本身就体现了他重视人为作用的思想，“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想。
《史记》《汉书》所写的《鸿门宴》之比较
《史记》《汉书》所写的《鸿门宴》之比较《史记》和《汉书》作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两部重要典籍，都对“鸿门宴”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记载。
然而，由于作者的写作风格、历史视角以及编纂目的的不同，二者在对“鸿门宴”的描述上存在着一些差异。
从叙事的完整性和生动性来看，《史记》的描写更为出色。
司马迁以其如椽大笔，将鸿门宴上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刻画得淋漓尽致。
文中对项羽、刘邦、范增、张良等人物的神态、语言、动作都有着细致入微的描写，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
比如，在描述项羽听到刘邦左司马曹无伤告密时的反应，“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一个“怒”字，将项羽的暴躁性格和冲动的决定展现得极为生动。
而当刘邦前来谢罪时，项羽的态度又瞬间转变，“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这一简单的回答，把项羽的直率和缺乏政治谋略暴露无遗。
相比之下，《汉书》中的记载则显得较为简洁。
班固在叙述这一事件时，更侧重于对事件的简要陈述和政治局势的分析，对于人物细节的刻画相对较少。
例如，对于项羽的描写，没有像《史记》那样突出其情绪的强烈变化。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两部著作也有所不同。
《史记》中的刘邦形象较为复杂多面。
他在鸿门宴上表现出的谦卑、隐忍和随机应变，既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又让人看到了他为求生存不择手段的一面。
而《汉书》中的刘邦形象相对单一，更多地强调了他作为一位政治领袖的正统性和权威性。
对于项羽，《史记》将其描绘成一个勇猛有余但智谋不足的悲剧英雄。
他在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错失了除掉刘邦的绝佳机会，最终导致了自己的失败。
《汉书》中的项羽同样勇猛，但对于他性格中的弱点，着墨没有《史记》那么浓重。
在情节的铺陈方面，《史记》的情节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性的冲突。
从刘邦得知项羽即将攻打他的惊恐，到张良献计、项伯通风报信，再到刘邦在鸿门宴上的惊险周旋，每一个环节都扣人心弦。
《汉书》则相对平稳，更注重事件发展的逻辑和必然性。
从语言风格来看，《史记》的语言豪放洒脱，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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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守邸惊，出语上计掾吏。
皆醉，大呼曰：“妄诞耳！”守邸曰：“试来视之。
”其故人素轻买臣者入（内）视之，还走，疾呼曰：“实然！”坐中惊骇，白守丞，相推排陈列中庭拜谒。
买臣徐出户。
（《汉书·硃买臣传》）硃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在免官之后曾到会稽驻京机构所在地寄住，穷愁潦倒，来京办事的会稽老乡也看不起他。
硃买臣拜为会稽太守之后，他隐瞒真相，故作矜持，而会稽同乡则前踞后恭，丑态百出，演出了一场滑稽剧。
《汉书》展示了官场上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生动地再现了西汉盛世各类士人宦海浮沉的情境，他们的成功和失败构成一幅幅维妙维肖的画面。
除《世家》外，《史记》的人物传记基本都是以写单个人为主，很少全面叙述家庭的兴衰史。
在汉初的功臣传记中，只有《绛侯周勃世家》写了周勃、周亚夫父子的事迹，其他人的传记基本是止于其身。
西汉盛世培育了一大批官僚世家，他们不是一代为官，而是几代人相承，常盛不衰。
《汉书》记叙了许多世袭官僚家族的历史，如《霍光金日磾传》、《张汤传》、《杜周传》、《韦贤传》、《萧望之传》、《冯奉世传》、《翟方进传》等，传主都不是单独一个人，而是记叙几代人的事迹。
通过描述这些家族的兴衰史，对西汉社会的变迁作了多方面的展示。
《史记》对酷吏的揭露极为深刻，张汤、杜周是酷吏的典型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西汉社会刑法的严酷，吏士的残暴。
班固也批判酷吏，《汉书》亦设《酷吏列传》。
可是，《汉书》的《张汤传》、《杜周传》在揭露张汤、杜周文法刻深，寡恩少义的同时，对他们的子孙张贺、张安世、张延寿、张千秋，杜延年、杜缓、杜钦等人的美德懿行多有称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张汤、杜周这两位酷吏的反感，使他们的形象更接近于生活实际。
《史记》具有浓郁的悲剧色彩，有大量悲剧人物的传记。
《汉书》中悲剧人物的数量不如《史记》那样众多，但《李广苏建传》中李陵和苏武的传记，却和《史记》的许多名篇一样，写得酣暢淋漓，悲剧气氛很重。
李陵是位悲剧人物，传记有条不紊地叙述了外界条件的不利把他一步步推向绝境的过程：先是路博德拒绝派兵接应陷入重围的李陵孤军，使李陵兵败，不得已投降；接着西汉朝廷轻信传言，误认为李陵训练匈奴兵以拒汉军，一气之下将李陵的家口全部处死，从而使李陵断绝了返汉的念头。
班固对李陵饱含同情，不吝笔墨详写李陵孤军深入、浴血奋战的场面，并对李陵悲剧结局的客观条件，同时又深入地刻画出这位悲剧人物的矛盾心理和行动上的摇摆犹豫。
兵败被困时，他先是决心以死报国，口称：“兵败，死矣。
”“吾不死，非壮士也。
”可是，在生死抉择的关键时刻，他却投降了匈奴。
他在匈奴地域会见汉朝使者时有心归汉，却又害怕再遭困辱，下不了决心。
他受匈奴单于的指派去劝降苏武，遭到苏武拒绝后又自责自省，认为自己罪孽深重。
他先后两次为苏武置酒，一次是劝降，一次是饯行，李陵或是“泣下沾礻今”、或是“泣下数行”，每次都悲痛欲绝。
李陵有着太多的恩怨和遗憾，他的悲剧结局既是客观形势所迫，又是性格因素所造成。
苏武的形象近乎完美无缺，然而，他却要遭受种种苦难和折磨，是另一种类型的悲剧人物。
和李陵相比，苏武性格刚强，意志坚定，几次面对生与死的考验，他都临危不惧，大义凛然。
他不肯屈节辱命，引佩刀自决；他怒视义律的剑锋，面不改色；他能忍受寒冷和饥饿的严峻考验，“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苏武对西汉朝廷只有感恩之心，没有相怨之意。
李陵告诉苏武，他的两个弟弟苏嘉、苏贤因侍奉天子有失而相继自杀，苏武妻改嫁、兒女生死不明。
听到这些不幸的消息后，苏武回答说：“武父子亡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
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
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
”苏武的这番话表明他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恪守，但从中也折射出他在家破人亡之际所保持的平静心态。
班固正是通过多方面描写苏武在艰难困苦绝境中所表现出的镇定自持，塑造出一个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
和《史记》疏荡往复的笔法不同，《汉书》重视规矩绳墨，行文谨严有法。
首先，《汉书》笔法精密，在平铺直叙过程中寓含褒贬、预示吉凶，分寸掌握得非常准确。
霍光和金日磾是西汉中期的两位重臣，他们对西汉王朝的稳定和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汉书·霍光金日磾传》以精细的笔法刻画出二人的庄重谨慎。
“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
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
”连脚步的尺寸都掌握得很准确，霍光为人处事的小心谨慎由此可见一斑。
班固对于金日磾亦有类似叙述：“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
赐出宫女，不敢近。
上欲纳其女后宫，不肯。
其笃慎如此，上尤奇异之。
”通过目不忤数十年，不敢近所赐宫女，不肯送女进宫三件事情，把金日磾的笃慎表现得很充分。
霍光、金日磾都以谨慎著称，然而，两人的谨慎程度又存在差异。
霍光的谨慎止于自身而已，对于其家属则缺少必要的约束。
金日磾则不同，他不但自己尽量杜绝细小的过失，而且对于后代严格管教，把任何可能引起麻烦的事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书中有如下记载：日磾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兒，常在旁侧。
弄兒或自后拥上项，日磾在前，见而目之。
弄兒走且啼曰：“翁怒。
”上谓日磾：“何怒吾兒为？”其后弄兒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
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兒。
弄兒即日磾长子也。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兒状。
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汉武帝视金日磾之子如己子，然而，金日磾并不因为弄兒受到天子的宠爱而入任自流，相反，倒是管教得更加严厉，甚至不惜把和宫女相戏的亲生骨肉杀死，以绝后患。
霍光死后才三年，霍氏便遭灭族之罪。
金日磾本是匈奴休屠王太子，作为俘虏留在汉地，最终成为股肱之臣。
其子孙历经武、宣盛世，一直到哀、平之际，七世为内侍，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对于霍、金两个家庭的不同结局，班固运用精细的笔法准确地揭示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当然，霍氏的覆亡也是强臣震主所致，对此，书中另有明确的交待。
其次，《汉书》不但对于事情的来龙去脉能够清晰地加以叙述，而且对于那些带有起始性质的事件，都要特别加以强调，以引起读者的注意。
比如，西汉旧例通常是以列侯为相，先封侯，后拜相。
公孙弘却属例外，他是无爵位而拜相，于是，武帝封他为平津侯。
《汉书·公孙弘传》在叙述此事后写道：“其后以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这是明确告诉人们，先拜相后封侯的做法是从公孙弘开始的，在此以前绝无仅有。
类似的提示语在《汉书》中还有多处，显得非常醒目。
它有助于读者准确把握汉代各种制度的演变，强化了叙事的力度。
再次，《汉书》的谨严有法，还在于它对某些材料的位置安排有自己的特殊规定，并且在全书一以贯之。
《汉书》和《史记》一样，也写了许多人物的轶闻逸事，有的甚至是生活琐事。
对于这类事情，司马迁或把它放在传记的前面，或者穿插在中间，也有的放在末尾，没有固定的位置。
《汉书》则不同，凡属传闻类的生活小故事几乎全部置于篇末，很少有例外者。
于定国曾任丞相，封西平侯，其子于永官至御史大夫。
《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始，定国父于公，其闾门坏，父老方共治之。
于公谓曰：“少高大闾门，令容驷马高盖车。
我治狱多阴德，未尝有所冤，子孙必有兴者。
”至定国为丞相，永为御史大夫，封侯传世云。
于定国传记的前面有关于其父治狱的记载，上面所引文字完全可以放在于公治狱一段中，但班固却偏偏置于篇末，显然是精心安排，有意为之。
这种篇末讲述传主早年生活故事的写法在《汉书》其他传记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与其说是追述往事，不如说是为所写的人物作一生的总结。
这种追叙、补叙的手法，使作品避免了平铺直叙，增加了波澜起伏。
总之，《汉书》有精细的笔法，有自己固定的叙事规则，以谨严取胜，从而形成和《史记》迥然有别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