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内容摘要】本文从写作动机、结构体例、思想内容、文章风格、影响等多个方面来比较《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异同产

生的原因。透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两部历史

名著，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最终能正确的评价这两部同样伟大的历史

名著。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的方法，务求全面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

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比较的时候能够较深入地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表

现，如对二者结构体例的分析，在分析中发现二者治史理念的分歧；对

二者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史记；汉书；异同；对比分析

《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

一、写作动机：

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3］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

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是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心灵创伤，使司马迁比其他史官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才能创作出彪炳千秋的恢宏巨著！

二、二者体例的比较，

（一）、本纪/ 纪

（二）、世家：

史记：司马贞《史记索引》：“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

《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

汉书：没有世家，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三）、列传：

（四）表：

（五）、书/ 志：

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

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用通史(重人的精神)。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儒家道统)。三、思想比较

《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

（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乃根据目睹所书。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史通.采撰》）

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