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艺术特色的比较《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艺术特色,也称“表现手法”。
指作家、艺术家在创作中所运用的各种具体的表现方法。
下面我从体裁，选材，结构形式，表达方式，写作技巧，艺术风格等几个方面，用我有限的知识来比较一下《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1，体裁。
《史记》和《汉书》都是纪传体。
纪传体是史书的一种形式，以为人物立传记的方式记叙史实，由司马迁首创。
而不同的是史记是通史。
写的是自黄帝至西汉武帝时代３０００年的兴衰沿革。
而汉书是断代史——以朝代为断限的史书。
此体裁创始于东汉史学家班固，他所著的《汉书》，写高祖元年（前206年）到王莽地皇四年（23年）西汉王朝一朝230年的历史。
2，选材。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涌现出的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充满传奇色彩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3，结构形式。
全书由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组成。
这五种体例各有区别，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其中十二本纪是纲领，十表、八书作为十二本纪的补充，形成纵横交错的叙事网络。
三十世家围绕十二本纪展开，七十列传又在世家之外。
班固取材于《史记》，承袭而有所补充、调整、变化和发展，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4，写作技巧。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
汉书和史记异同
史记》与《汉书》的异同比较一、体例内容比较《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汉书》则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并入“列传”，体例较《史记》更为整齐统一。
第一，《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新史实，丰富了记事内容。
《汉书》记载汉代的典章制度更为详细具体，多收经世之交，还增补了许多人物事迹和史实。
第二，班固对《史记》的部分篇目和内容作了调整。
比《汉书》减少了几个传，对《史记》记载的内容作了一些移植删减。
第三，《汉书》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扩大了史学的范围，也填补了《史记》的不足。
《汉书》的“十志”是在《史记》“八书”的基础上扩展起来。
二、思想比较第一，《汉书》的封建正统思想比《史记》浓。
《史记》的撰述重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班固的《汉书》则重在“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
司马迁能够跳出历史看历史，能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的写史意义，看到了历史的变化和向前发展，而班固维护汉室的正统思想非常明显。
首先，《汉书》极力为汉王朝的合理性作辩解。
其次，班固十分自觉地以汉臣自居，多次出现“我汉道”等语，又避明帝之纬，过分尊显汉室。
《史记》也有尊汉之意，但比较弱。
再次，《汉书》对下层人民的态度与《史记》迥异。
又次，班固指责司马迁，认为司马迁所歌颂的朱家等人是“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其罪已不容诛矣”，与司马迁的观点截然对立。
最后，《汉书》虽然对统治集团的虚伪、残酷、腐朽于荒淫也有所揭露和批判，但远不如《史记》那么广泛、深刻、尖锐、彻底。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史记》怀疑、否定“天道”的思想见于《伯夷列传》、《河渠书》、《儒林列传》等篇。
相比之下，《汉书》则大大地倒退。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
《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都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古典典籍,是二十四史中前四史的前两部著作,可见地位都是非常高的。
《史记》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 多年的历史。
而《汉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 年的史事。
在对从刘邦建国到汉武帝太初年间这段史事的记述上,两书是重合的,《汉书》在《史记》之后,所以班固在处理这段时期的史料时,在继承《史记》旧文的基础上把司马迁没有写的补充起来,并改正或充实了司马迁粗疏的地方,这样就使这两部书有了很大的可比性。
而读书要看作者“书的背后必该有人,读其书不问其书作者之为人,决非善读书者。
”①所以除了比较这两部书,对司马迁和班固的比较也是十分必要的。
时代背景的不同、家族的不同、个人经历不同,注定个人思想的不同和写作意识的差异。
1 关于司马迁和班固的出身、经历司马迁和班固都是陕西人。
“迁生龙门”②在今陕西韩城市芝川镇南原上有司马迁祠,北距龙门约40 公里处。
祠为四级高台,前三台为建筑物,后一台为元时砖砌的司马迁衣冠冢。
祠内多有历代文人的题咏。
班固陕西扶风安陵人,今扶风境内沿西宝北线公路傍边的太白乡浪店村有班固墓。
可以说陕西一地西汉、东汉前后同出两位史学伟人。
司马迁的出身并不显要,他所在的家族世代为史官。
但他从小学习古文,向人求教问故,受益匪浅,并受其父亲学识和思想的影响。
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司马迁把著述历史作为个人的最高理想并最终实现完成。
班固出身家资豪富的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有良好的教育环境,受其父亲影响转向汉史研究。
可见一个是善于好学主动求教,一个是有正统家学的教育环境;一个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而学,思维活跃、观点独特,一个被动的接受传统,死板束缚,缺少见识。
家庭出身对两位史学家以后对史学的发展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司马迁遭遇坎坷,由李陵案受牵连入狱,狱中受尽折磨和苦难,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这种经历使他更加自强不息的发愤著书,所以写作上更具批判性和鲜明的爱憎感情,虽历经磨难,但靠坚强的意志最终一人完成。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中国历史上，刘邦对秦朝的灭亡以及对中国的统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关于刘邦定三秦的记载，《史记》和《汉书》成为了我们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文献。
在这两部史书中，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以及相关人物的表现和描述存在一些差异。
本文将对两者的叙述进行比较研究，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关于历史的巨著，其中以记载刘邦统一中国的记述最为详实。
《秦始皇本纪》是《史记》中关于秦朝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故事则出现在《萧何列传》和《项羽本纪》中。
在《史记》中，萧何被描绘为刘邦的得力助手，智勇双全，并对刘邦定三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而在《项羽本纪》中，虽然记载了刘邦定三秦的过程，但对他的功绩却没有给予太多的赞美，反而更多地强调了项羽的失误和失败。
这种描写方式似乎在塑造刘邦与项羽的形象，并有可能是史书编写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的反映。
与《史记》相比，《汉书》是汉代后期撰写的一本百科全书式的史书，记述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时期。
《刘邦本纪》是《汉书》中刘邦的主要记载，而刘邦定三秦的重要事件被分别记载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
在《刘邦本纪》中，刘邦被描述为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具有卓越的智慧和胆识。
而在《功臣侯者表》和《高祖功臣侯者列传》中，刘邦定三秦被赋予了更为突出的地位和功绩，被称为“开创帝业”的关键一战。
这种描写方式更加强调了刘邦的重要作用，并展现了他的统治者风范。
从这两部史书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对刘邦定三秦的表述存在一定的差异。
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笔者的个人偏好或政治立场会对记述产生影响。
特别是在历史记载中，既需要客观真实地描绘历史事件，又需要强调各类英雄人物的战功。
所以，不同史书编写者的政治倾向和观点会对对刘邦的定位产生影响。
比如，对项羽的批评是因为项羽失去了天下的统治权，而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所以在《刘邦本纪》中对他的赞美更多。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③可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
《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两部具有重要地位的史书，它们的人物塑造被认为对于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历史背景十分重要。
今年，我有幸获得机会进行《史记》与《汉书》人物塑造的比较研究，本文将以结构完整且内容详实的方式进行阐述。
一、引言本篇研究旨在比较《史记》与《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的差异。
我将简要介绍两部史书的背景和作者，然后探究两部著作中人物塑造的方法。
我将分别从性格刻画、行为描述和历史背景描绘三个方面对两部史书的人物塑造进行比较和总结。
二、背景与作者《史记》是汉朝司马迁所著，它是中国古代史书之一，也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史书之一。
而《汉书》是东汉末年班固所撰写，它是一部研究西汉历史的史书。
两部史书都以汉朝历史为基础，但作者的身份与时代背景不同。
司马迁是汉朝官员，他目睹了秦朝的崩溃与汉朝的兴起，他在《史记》中以有力的笔触和精彩的叙述将历史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
而班固是杂剧作家，他在《汉书》中通过详细描述西汉时期的历史人物来展示和分析历史事件的起因和结果。
三、人物塑造的方法《史记》和《汉书》两部史书在人物塑造方面都采用了不同的方法。
其中，《史记》强调人物的个性描写，通过深入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来展现他们的性格和心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历史人物的行为描写，通过详细叙述历史人物的行动来展示他们的品质和价值观。
这样的差异造就了两部史书对历史人物的塑造各具特色。
四、性格刻画在性格刻画方面，《史记》更加注重人物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司马迁通过描写历史人物的内心独白、对话和争论等手法，展示了历史人物柔软和坚定、善良和狠毒、勇敢和懦弱等多维度的性格特征。
而《汉书》则更加注重人物的正面品质，描写历史人物的忠诚、勇敢和智慧等优良品质，以使读者对历史人物产生崇敬之情。
五、行为描述在行为描述方面，《史记》强调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决策和行动，通过展示历史人物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来展现其个性。
《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与《史记》的比较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
《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
《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
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
《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
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
《汉书》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
《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
《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更加引人注目。
《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流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史记》和《汉书》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纪传体史料，深受学者的喜爱。
其中，《史记》是古代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是中国古代传统纪传体小说的杰出代表，清朝时期国子监编定版本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标准文本。
而《汉书》则是汉代官方历史书，它也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的精品，是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古代历史整体发展史的重要参照物。
论述《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分析它们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这两个功能上的不同之处。
例如，《史记》的叙事方式更注重细节和历史的严谨性，更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并且注重叙事内容的逻辑性。
而《汉书》的叙事方式则更加简洁，其叙事手法更加灵活，具有流畅的叙事性和有趣的篇章结构。
叙事内容也更多地体现着宗教、伦理和道德观念，使叙事更具有艺术性。
此外，从结构和表达上来看，《史记》和《汉书》也有不同之处。
《史记》叙事比较松散，表达方式也更加简单，以概述叙事的形式展示事件的细节。
而《汉书》则追求一种具有一定程度的篇章结构，注重叙事的技巧和艺术性，更能够帮助文章营造出浓厚的历史氛围。
通过比较《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可以发现，两者不仅在记录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功能上有差异，而且在结构和表达上也有所不同。
尽管《史记》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和实用性，但它也具有一定艺术性，具有一定的艺术美感。
而《汉书》则注重艺术性，在单纯记述官方历史的基础上还可以发掘更丰富的叙事含义，更能够抚今追昔，让历史可视、可言。
从以上比较叙事方式可以看出，《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也极具历史价值。
它们不仅提供了可靠的历史记录，而且还可以让我们看到中国古代官方历史和传统史诗小说的深刻叙事手法。
深刻理解这两部著作的叙事方式，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史，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叙事主体的转变。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
类史文学作品《史记》与《汉书》的历史意义比较分析引言类史文学作品《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两部重要著作。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细节，还揭示了许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含义。
本文将对这两部作品的历史意义进行比较分析，以探讨它们在推动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史记》的历史意义1. 多元性《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志体结合的真实历史性著作。
在文字选材上，它涵盖了自上古时代到西汉末年这个广泛且漫长的时间段，记录了各类人物、政治事件和社会背景，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
2. 知识源泉《史记》不仅包括一般政治军事事件，还涉及地理、医药、音乐等各领域内容。
它成为后来传世典籍中最重要的学科百科全书，为后代研究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史料和知识。
3. 思想启示《史记》中的一些思想和观点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例如，司马迁强调“史无常非”，揭示历史循环发展的规律性；他还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是由矛盾斗争推动前进的。
二、《汉书》的历史意义1. 体系化《汉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以纪传体完全叙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并按照各个皇帝进行了详细编写。
它总结了中国西汉时期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文化艺术等方面的信息，为后来的历史著作奠定了基础。
2. 政治典范《汉书》着力描述当时官僚制度与禅让制度，并将王朝兴衰归因于沟通正统与道统之间是否保持平衡。
这一观点进一步规范和塑造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在后世影响深远。
3. 文学价值《汉书》的文学风格独特，相比于《史记》更加细致入微。
它以平实、煞有介事的语言叙述历史事件，具有强烈的真实感和可信度。
这一文学特点使得《汉书》在后世被广泛使用，并成为其他历史著作的重要参考。
三、两部作品的异同点与互补关系1. 不同视角《史记》侧重于整体性而不顾个别人物，注重揭示历史大背景和思想意义；而《汉书》则更注重个人传记，从宏观到微观展现了当时各界人士的丰富故事。
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两部作品在辨证法上存在差异。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
浅析《史记》与《汉书》的异同《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代表了古代历史散文的最高成就，鲁迅称它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
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①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②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③可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见司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④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汉书史记区别
《史记》和《汉书》的区别1、司马迁的生平与《史记》写作司马迁（前14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
在他手里完成这样一部划时代的历史著作，与当时时代和个人的经历等主客观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首先，得益于家庭影响。
他父亲司马谈向当时天文、易学、道论的专家学习过，曾写过《论六家要旨》的论文。
司马迁深受这个学术空气浓厚家庭的熏陶，幼年时除参加部分劳动外，即开始学习当时的通行文字——隶书；武帝即位后，司马谈被任为太史令，举家迁居长安，他又学习“古文”（即秦以前的文字），向当时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
这些知识准备对于写作《史记》十分重要。
其次，司马迁进行了大量的录访搜集阅读考订史料的工作，对社会政治事件有亲身的体会和实感。
二十岁时有过一段漫游大江南北的壮举，在漫游中已开始注意寻访历史遗迹，搜集人物的传闻。
例如到淮阴，搜集有关韩信的传说；到沛县、丰县一带，搜集了刘邦及曹参、萧何等人的史料；到河南开封考察了夷门监侯赢供职的地方，弄清所谓夷门即大梁（今开封）的东门等等。
漫游后仕为郎中，侍从武帝巡狩、封禅，使他接触了更多的祖国山川，目睹封建王朝的礼仪典礼，还曾参加武帝亲自带头的堵黄河决口的壮举，获得写河渠书的第一手资料。
他又曾奉使西南夷，接触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生活，对于写作《西南夷列传》无疑起了很好的作用。
当司马谈病逝后，司马迁继任太史令，此后有条件接触“金匮石室之书”，即皇家所藏的书史及档案。
第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武帝的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得到广泛的传播。
儒家重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孔子个人就在鲁史的基础上编修了《春秋》，寓议论于史事之中。
这对司马迁颇有影响，司马迁将写作《史记》与孔子作《春秋》相比。
同时，这与司马迁的要求也不无关系。
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随武帝封泰山，因病滞留洛阳，司马迁出使西南夷归来要向武帝述职。
赶到洛阳时，见到垂危父亲，父亲谆谆嘱托要他完成自己著述史书而未能完成的事业，司马迁在父亲面前作了保证。
《史记》《汉书》特点
《史记》《汉书》特点
一、《汉书》写人叙事不以夸张见长，在娓娓而谈中以简练的笔调勾画人物，把人物的神情心理展现出来。
而《史记》则是注重于绘声绘色渲染气氛，描写情节。
例如《苏武传》。
二、《汉书》语言简洁规范，韵味悠远。
《史记》则是感情浓烈，气势雄放。
例如《汉书》里的《公孙贺传》。
三、《汉书》中部分篇目直接来源于《史记》，进行加工。
其生动性较《史记》弱，但语言的简明规范却多有提高。
例如《魏其武安侯列传》。
四、《汉书》材料周全，扎实稳妥，看法全面。
纠正了司马迁的一些偏颇之见，对历史人物评价更加公允。
例如：贾谊。
《史记》则是思想解放，见解卓绝，批判性较强 ，其相比之下，各有千秋。
史记与汉书比较
司马迁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对事态的轻重缓急明于心而应于手，成功地运用了顺叙、倒叙、正叙、侧叙等手法，使人应接不暇而又无不了然。《史记》的场面描写也很精彩。司马迁采用白描、铺陈、渲染等笔法，传达出了各种宏大场面的实况及自己的独特感受。《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司马迁在一篇传记中同时写出人物性格的几个侧面，或者则采用旁见侧出的方法，通过多篇传记完成对某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旁见侧出法，又称互见法，即在一个人物的传记中着重表现他的主要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的传记中显示。《高祖本纪》主要写刘邦带有神异色彩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对他的许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刘邦形象的另外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他猜忌功臣，《魏豹彭越列传》、《郦生陆贾列传》 揭露他慢而侮人，詈骂诸侯臣如奴仆等。而汉书则喜用追叙、补叙的手法。《汉书?于定国传》的末尾是这样一段文字：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在《史记》以前，中国的叙事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先秦历史著作中已有颇为庞大的战争场面的描写和较为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叙述，其中也包含不少生动有趣的故事，这为《史记》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史记》的叙事方式，基本上是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司马迁作为叙述者，几乎完全站在事件之外，只是在最后的“论赞”部分，才作为评论者直接登场，表示自己的看法。这种方式，为自如地展开叙述和设置场景提供了广阔的回旋余地。但是，所谓客观叙述，并不是不包含作者的立场和倾向，只是不显露出来而已。通过历史事件的展开，通过不同人物在其历史活动中的对比，实际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感情倾向。这就是前人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这种含而不露的褒贬，是经由文学的感染来传达的。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
# 史记与汉书的史料可信度对比研究概述《史记》和《汉书》是中国历史上两部重要的古代史书，它们记录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事件。
然而，在不同时期编纂和传承中，这两部史书都经历了一些变动和影响。
本文将通过对比分析《史记》和《汉书》中的史料可信度，探讨它们作为历史文献的价值以及影响因素。
一、《史记》1. 作者记录思想倾向《史记》是西汉时期的大型通史著作，由司马迁撰写。
在其著作中，司马迁体现了强烈的士人意识，并对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文化名人等进行赞扬或批评。
这种思想倾向可能会对他在历史事件描述中选择性地突出某些细节或过于夸大某些人物地位产生影响。
2. 编纂过程中可能存在失实现象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主要基于自己阅读许多旧籍和从事治国实践所得到的信息。
然而，由于史书在创作过程中可能会遭受到许多干扰和编辑的介入，因此其中一些历史记载的真实性难以确定。
3. 分类条目详细齐备《史记》以“五经正义”、“七略”为蓝本编撰并逐渐完善。
它通过对不同主题进行系统分类，并包括人物列传、本纪、表等章节，使读者能获得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
二、《汉书》1. 主观色彩相对较低《汉书》是东汉时期班固所写的一部叙述西汉王朝历史的著作。
与《史记》相比，《汉书》更倾向于客观泛文化背景，而非个人思想倾向。
其记载着自政治家、军事家到文化名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和动态变化。
2. 编纂过程中有后期补充与修正据研究，《汉书》编纂过程中存在较大篇章被后来者追加或修订。
这些后期工作可能会影响其部分记载的准确性，需要谨慎处理。
3. 重视世系表和地理统计《汉书》除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外，还特别注重编写各种家谱与人物世系表，以及地理统计等。
这些补充内容可以提供更多有关历史时期社会结构、族群流动和行政区划的信息。
三、史料可信度的确认方法为了判断史料的可信性，研究者常用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评估： - 查证史书记载是否与其他各种文献、碑铭或出土文物相互印证； - 针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在不同著作中的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考察史书记载所依据的来源是否可信，并对来源本身进行深入研究。
《史记》《汉书》的比较
《史记》、《汉书》的比较班固编撰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在叙事写人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它是继《史记》以后出现的又一部史传文学典范之作，因此，历史上经常把司马迁和班固并列、《史记》和《汉书》对举。
《史记》最精彩的篇章是楚汉相争和西汉初期的人物传记，《汉书》的精华则在于对西汉盛世各类人物的生动记叙。
《汉书·公孙弘卜式宽传》对于武帝和宣帝朝涌现的各类人材作了概述，其中提到的绝大多数人物都在《汉书》中有一席之地，分别为他们立传。
通过叙述这些历史人物的事迹，全面地展现了西汉盛世的繁荣景象和那个时代的精神风貌。
《史记》所写的秦汉之际的杰出人物是在天下未定的形势下云蒸龙变，建功立业，此时涌现出一批草莽英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战将和谋士。
《汉书》所写的西汉盛世人物则不同，他们是在四海已定、天下一统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其中固然不乏武将和谋士，但更多的是法律之士和经师儒生。
和秦汉之际的战将谋士相比，西汉盛世的法律经术文学之士的阅历虽然缺少传奇色彩，但许多人的遭遇却是富有戏剧性的。
他们有的起于刍牧，有的擢于奴仆，但通过贤良文学对策等途径平步青云，扶摇直上，其中有许多轶闻逸事。
公孙弘年六十余才以贤良征为博士，奉命出使匈奴，因奏事不合天子之意，不得不移书言病，免职归乡。
后再次征选贤良文学，菑川国又推荐他应召。
鉴于以往的教训，公孙弘根本没有信心，百般推托。
出人意外的是，对策之后公孙弘名列榜首，“召入见，容貌甚丽，拜为博士，待诏金马门。
”（《汉书·公孙弘传》）后来又屡屡升迁，数年后便拜相封侯。
公孙弘后期的人生奇迹，和他先前的仕途受挫形成巨大的反差，对比非常鲜明。
硃买臣拜会稽太守一事也富有情趣：初，买臣免，待诏，常从会稽守邸者寄居饭食。
拜为太守，买臣衣故衣，怀其印绶，步归郡邸。
直上计时，会稽吏方相与群饮，不视买臣。
买臣入室中，守邸与共食。
食且饱，少见其绶。
守邸怪之，前引其绶，视其印，会稽太守章也。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
《史记》《汉书》叙事比较研究自古以来，史记》和《汉书》一直是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书籍，也是影响最大的古籍。
这两部书均包含着中国丰富多样的历史内容，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也有着各自独特的叙事风格。
本文尝试从叙事角度比较《史记》《汉书》两部古籍的不同，以此来探讨它们所反映的内容，同时了解古代历史的发展变化。
首先，《史记》和《汉书》的语言风格有着明显的不同，这决定了它们的叙事方式也有所不同。
《史记》以繁复的文字风格记载史实，并尝试追求事实的可信性，这一点体现在它对事件的记录上尤其是其中对历史人物的传记部分，其叙述细致入微。
而《汉书》则主要以事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叙事方式，用流畅的文字语言记载历史，但更看重的是历史的直接体验，而非事实的可信性。
其次，《史记》和《汉书》虽然都是历史类文献，但它们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却有着不同。
《史记》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具有客观性，既能够照顾写者的喜好，又能够保持历史的真实性。
加上史记的传记文学性也更强，所以，它更能表达出历史人物生活中的细节，给人较为深刻的视觉和感知体验。
而《汉书》则在历史人物的描写上更加宏大，这与其作者的宗旨有关。
《汉书》的作者认为，要表达一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就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出发，将更多的人物和因素放入叙事中，以此展示出古代历史的活力，以及历史轨迹的多样性。
最后，《史记》和《汉书》也有着不同的叙事技巧，这些技巧也会影响读者读懂这两部书时，所感受到的语言氛围和内容视角。
《史记》更善于用夸张和比喻等比喻形式叙述历史。
这样，古代历史的故事性便更加鲜明，让读者也更加容易感受到古代历史的活跃和复杂。
而《汉书》则善于用象征意象和气氛化的文字，来表现古代历史的深刻与宏大。
从以上比较分析可以清楚的看出，《史记》和《汉书》的叙事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这一差异是由于它们的不同背景和宗旨造成的，也决定了它们对古代历史的记载也有着不同的体现。
尤其是在古代历史语言、叙事性和视角上，《史记》和《汉书》都有着绝对的独特性，而这些独特性，也正是古代历史学家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
《史记》和《汉书》的比较《史记》和《汉书》皆是汉代史学家所撰写的史学著作，一直以来后人对这两本书的评价都很高，也有人对两者作出不少的比较，以求在比较中得出二者在史学史领域里究竟谁的贡献较大。
下面，本人将尝试从三方面对二者进行比较，以便更清楚地理解二者对史学史的贡献谁多一点。
一从编撰的方法上比较㈠体例的比较：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虽然《史记》包含的五体——本纪、表、书、世家和列传并非都由司马迁所创，但“司马迁能够综合各体，将先秦各种萌芽状态的史体，加以改造加工，归于一部书中，使之互相配合，各尽其用，成为一个完整的综合体系，从不同角度反映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是史书所不曾有的。
”赵毅在《二十二史札记》卷一《各史例目异同》中说：“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班固的《汉书》也开创了我国以纪传断代为史的编撰体例。
此书一出，也对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代以后，每换一个朝代，就修一部前朝的断代史，到清便有“二十四史”的形式，除《史记》、《南史》、《北史》外，全部都是纪传体的断代史。
本人认为《史记》可以贯通上下3000年的历史，要将这么长的时间内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记载下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
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
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
司马迁可以综合各种体列，然后开创了纪传体通史，使得《史记》得以有序地记载过去和当时所发生的事，在创造性方面的确比班固的《汉书》强。
《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比较研究——马班异同个案研究的开题报告
《史记·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比较研究——马班异同个案研究的开题报告一、选题背景与意义《史记》与《汉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经典之作，其中记载汉初历史的《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是两部重要资料，对于了解汉初历史、研究史书编纂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然而，两部史书对于相同历史事件的记载和呈现方式并不完全一致，其中存在着一些异同之处，这些差异和相似点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文选取《史记·高祖本纪》中马班的记载和《汉书·高帝纪》中马腾的记载作为个案，分析比较两部史书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表述、不同解释以及这种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以期为历史学和文献学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
二、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比较分析《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关于马班的记载，探索史书编纂背景、编纂目的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同时结合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理论知识，分析两部史书的差异背后可能存在的原因，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总结和展望。
三、研究内容和方法1. 研究内容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是《史记·高祖本纪》中关于马班的记载和《汉书·高帝纪》中关于马腾的记载。
具体包括两部史书对于马班和马腾的出身、行为和结局的记载方式及其差异。
2. 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文献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其中，文献分析法主要是对于两部史书进行全面的梳理和解读；比较分析法主要是将两部史书中相似和不同的部分进行对比，找出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研究意义和预期成果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的比较分析，深入挖掘两部史书的编纂背景和编纂目的，探讨参照史书编纂背景对历史史实的整理和呈现所产生的影响，同时对于历史学和文献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预期成果是对于两部史书之间的异同点加深理解，进一步明确史书编纂的意义和特点。
《2024年《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范文
《《史记》《汉书》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篇一《史记》与《汉书》中刘邦定三秦记载比较研究一、引言《史记》与《汉书》作为中国古代史书的两部巨著，其内容丰富、历史价值重大。
其中，关于刘邦定三秦的记载，两书均有涉及，但详略不同，各有侧重。
本文旨在通过对《史记》与《汉书》中刘邦定三秦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两书在历史记载上的异同，以期为进一步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参考。
二、刘邦定三秦的背景及意义刘邦定三秦是指刘邦在楚汉战争中，成功平定关中地区（今陕西地区）的三个重要据点——雍、塞、翟，从而控制了关中地区。
这一事件对于刘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续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史记》中的刘邦定三秦记载《史记》中关于刘邦定三秦的记载较为详细，主要集中于《高祖本纪》一章。
其中详细描述了刘邦在楚汉战争中的战略部署、军事行动以及与各路诸侯的交往。
在平定三秦的过程中，不仅详细记录了战争的起因、过程和结果，还对刘邦的军事才能、政治智慧以及人格魅力进行了深入刻画。
四、《汉书》中的刘邦定三秦记载与《史记》相比，《汉书》对刘邦定三秦的记载较为简略。
虽然也涉及到这一事件，但更多地是在其他篇章中有所提及，缺乏系统性的描述。
在《高帝纪》中，主要关注了刘邦的政治活动及其在位期间的政策措施，对于战争的描述相对较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汉书》对刘邦定三秦的记载价值降低，其简略的描述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
五、两书记载的比较分析（1）内容详略：如上所述，《史记》在内容上更为详细，对刘邦定三秦的起因、过程和结果都有较为完整的描述。
而《汉书》则较为简略，更多关注于政治活动和政策措施。
（2）侧重点：两书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
《史记》更侧重于对刘邦个人才能和魅力的刻画，以及战争的细节描述。
而《汉书》则更侧重于政治制度和政策措施的记录。
（3）历史价值：尽管两书在内容详略和侧重点上有所不同，但都为后人了解刘邦定三秦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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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与《汉书》的比较研究【内容摘要】本文从写作动机、结构体例、思想内容、文章风格、影响等多个方面来比较《史记》与《汉书》之间的异同，并通过比较分析探究二者异同产生的原因。
透过这些比较，我们可以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这两部历史名著，看到他们各自的特色，最终能正确的评价这两部同样伟大的历史名著。
本文采用对比分析，归纳的方法，务求全面的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二者的异同，在比较的时候能够较深入地说明二者差异的具体表现，如对二者结构体例的分析，在分析中发现二者治史理念的分歧；对二者在史学上、文学上的影响，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史记；汉书；异同；对比分析《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凡属数千年的历史。
《汉书》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断代史，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汉高祖元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汉书》作为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纪传体史书，被后人并称为“史”、“汉”，自古以来对二者异同的研究就非常多，所以笔者在此不一一阐述。
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对比：一、写作动机：司马迁父亲司马谈曾任太史令，是一位刻苦勤奋的学者。
他重视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也积极地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作为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并把这个当作了自己神圣的使命。
然而他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封禅大典，因而“发愤而卒”。
他死前将遗志嘱托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1］（《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太史公自序》）由此可见司马迁是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亦可看出秉先父之意。
而另一方面，班彪为《史记》著作《后传》未成，便已去世。
班固对父亲的《后传》“所续前史未详”、“所撰未尽一家”的缺憾，深感不安，便决心以西汉为断限，著作《汉书》。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撰史的动机皆有继承父业之意。
此外，《太史公自序》云：“汉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建封禅，改正朔。
……主上明圣而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
”［2］可见史马迁撰《史记》，亦有颂扬大汉盛德之意。
而班固先世婕妤是汉武帝的妃子，班氏世代受到汉王朝的重用。
因此班固著《汉书》也有意从儒家思想和道统着眼，宣扬汉朝威德。
《汉书叙传》说：“唯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
”就明显有为汉朝歌功颂德的心意。
因此，司马迁与班固撰述的动机都有为大汉王朝歌功颂德，润色鸿业之意。
然而，和班固著史动机不同的是司马迁著《史记》还有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把个人对历史的认识，对个人身世浮沉的变化的感慨，对历史上先贤伟人的崇敬而抒发心中的不平而作。
受李陵之祸的牵连，司马迁惨遭宫刑，整个人的形体精神受到很大的摧残，心情发生了很大变化。
司马迁强调“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3］司马迁之所以忍受着屈辱活下来，陷于粪土般的污浊环境中而不肯死的原因，是因为《史记》没有完成。
司马迁热情歌颂那些古代圣贤，他们虽然身处逆境，备受迫害，但并不因此而消沉，而是努力给后人留下有价值的东西。
作者以此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他认为自己也属于发愤著书的类型，是在经历磨难之后通过著书抒发心中的抑郁和不平，是带着心灵肉体创伤所作的倾诉。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心灵创伤，使司马迁比其他史官对历史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悟，才能创作出彪炳千秋的恢宏巨著！二、二者体例的比较，（一）、本纪/ 纪（二）、世家：史记：司马贞《史记索引》：“世家者，记诸侯之本纪也。
言其下及子孙常有国。
”《史记》中入选世家者，不在年代之久远或封地之大小、名分之有无，只在乎有功或有德于天下：如陈胜、孔子，都是对历史发展进程有重要影响之人。
汉书：没有世家，受大一统思想和统一政权之影响，毋须用此体例区分正统和其他政权。
（三）、列传：（四）表：（五）、书/ 志：从二书体例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体例的差别根本在于二人背后治史理念的差异：《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目的是为了探究历史发展规律，重通变思想、重历史现实、重社会各阶层、重表现历史发展之脉络、用通史(重人的精神)。
《汉书》：重刘氏正统，用断代史、重上层社会、重正统、重体例之严谨(儒家道统)。
三、思想比较《汉书.司马迁传》说《史记》：“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班固指责司马迁的异端思想，正是因为他自己恪守儒家正统观念，而与司马迁思想的主要分歧所在。
第一，《汉书》的儒家正统思想比《史记》浓厚。
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
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
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
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
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确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发到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已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第二，《史记》有较强烈的反天道、迷信的思想，而《汉书》则有宣扬天道、迷信的内容。
第三，最能体现《史记》、《汉书》思想差异的，是《货殖》、《游侠》二传。
同样论述仁义道德的产生，《史记》、《汉书》都征引《管子》，司马迁强调经济所起的决定作用，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相吻合。
而班固则是所谓的“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则是迂腐的道德说教。
四、文章风格的差异：（一）、二者的为文取材不同，《史记》是雅俗并收，而《汉书》则偏重于尔雅之文。
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曰：“夫太史公纪事”，“或旁收异闻以成其说”，“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旧俗风谣。
比如，《淮南衡山列传》引民歌：“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春。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又比如，《游侠列传》记郭解之貌：“其貌不及中人。
”乃根据目睹所书。
这些正如刘知几所云：“以刍荛鄙说，刊为竹帛正言。
”（《史通.采撰》）而《汉书》的取材，据郑樵《通志.总序》曰：“自高祖至武帝，多用《史记》文，尽窃迁书。
”清代赵翼亦认为，《汉书》“武帝以前传记，多用《史记》文。
”（《廿二史札记.过秦论三处引用》）此外，《汉书》中多载各种经术文章和辞赋。
比如《韦立成传》载宗庙议礼文，《杨雄传》载《反离骚》等等，多取诸现成文献。
这样，很明显使人感到，《史记》之文，更多带有生活气息，带有独创性；而《汉书》则更倾向于文献的保存。
（二）、二者感情色彩不同。
《史记》和《汉书》都严格遵守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原则，表现出历史学家的文章道德。
但《史记》的爱憎感情，主观色彩相当明显。
比如《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在钜鹿之战时，破釜沉舟，气吞山河，在鸿门宴上，磊落洒脱；在垓下之战中四面楚歌，凄怆悲壮。
把一个项羽写得活龙活现，叱咤风云，呼啸而过，浑身是血肉，是精神！而《汉书》常常是不动声色的客观叙述。
这主要是由于二人性情、遭遇以及著史环境不同所致。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受辱，在忍辱负重著史中正义感极其强烈；班固境遇较司马迁安顺，是奉诏官撰，朝廷赏赐甚厚，所以文章文雅醇谨。
（三）、叙事笔法方面。
《史记》善于叙事，笔法千变万化，不拘一格。
《史记》之行文，往往挥洒自若，笔墨酣畅，简洁处简洁，豪放处豪放。
比如《五帝本纪赞》，文简意多；《伯夷列传》，纵横变化；《屈原列传》婉雅凄怆；而《滑稽列传》则有调笑嬉戏，凡此等等，俱因文而异，变幻出之。
而《汉书》之行文，虽无《史记》富有变幻的特点，但以整严工练见长。
比如《苏武传》中记苏武在单于的胁迫面前，坚韧不屈，“引佩刀自刺”，以下“凿地为坎”一节及后面“幽武，置大窖中”一段，极其细腻地刻画出他生活中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汉书》中的人物不如《史记》中的人物生动传神、血肉丰满，因而其文学性亦不及《史记》。
（四）、《史记》与《汉书》二者文字的大不相同。
《史记》语言感情浓烈、气势奔放、简练畅达、生动形象，行文多用散体，完全是文学家的语言；《汉书》简洁整饬、典雅规范、准确严密、韵味深长，崇尚藻饰，堪称史家语言的典范。
我们打开《史记》，随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体会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爽快淋漓，不拘形迹，无腐儒气息；而《汉书》喜用古字古词，倾向排偶骈俪。
后汉范晔说“迁文直”，“固文瞻”（《后汉书.班固传》）正反映了这种差别。
总而言之，《史记》与《汉书》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两朵奇葩，各有千秋。
然而纵观二者的风格，《史记》因其语言平易质朴，浅显易懂，文史兼宜，其间好用对白，根据人物口吻直书，所以传神逼真，不避鄙俗，书中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如见其人真实面貌，读起来就像在读一部引入入胜的小说，精彩处令人拍案叫绝。
而《汉书》艰深华赡，读起来趣味少了很多，虽然它也有写非常出彩的人物传记《李广苏建传》，但通篇来看，这样的文章还是比较少，《汉书》有精细的笔法，以谨严取胜。
五、二者产生的影响（一）、在史学上的影响：1、二者的体例成为了以后中国数千年史学的固定模板。
从《史记》到《汉书》，人物列传式的历史记载方式成为了历代著史的固定范式。
《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
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
而且《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
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2、“正统思想”、“君权神授”思想逐步走向强化。
在《史记》、《汉书》中都有对汉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
”这纯粹是为了强调开国者天生异象的无稽之谈，从中反映了皇权神授的合理化。
这种描写到了后代的史学中大多类似，强调开国君王的出身不凡，即使是乞丐出身也幻化成神灵转世。
（二）、在文学上的影响：1、《史记》成为了后代传记文学的典范，后代文人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2、《史记》中的故事成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重要取材对象。
元曲选中有：《楚昭王》、《赵氏孤儿》、《伍员吹箫》、《气英布》、《谇范叔》、《冻苏秦》、《赚蒯通》、《马陵道》等，现存132种元杂剧中就有16种取材自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