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综述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型式教学论文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期:2011年春季学期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
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
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
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共产国际有关。
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国内革命战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了。
随后,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
共产国际与革命关系综述
近三十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0 郝陈雪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但主要是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较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后由于资料受限而转入沉寂;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公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系统性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着作及文章大量涌现;一、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所以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人物研究,主要是涉及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对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人物研究很少,接下来主要谈谈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一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盘点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其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李德等代表来华,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所以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而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为国外学者;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思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丹尼斯·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赫尔穆特-格鲁柏的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西班牙共产党员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等着作的相继发表,但这些着作大都是从对苏俄、共产国际持批判角度出发的;80年代后,中国又相继翻译和出版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的回忆录或在华笔记等,如崔可夫的在华使者——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卡尔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一书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加伦作为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的各项活动;近来也有许多文章是论述这方面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米特凯维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许多期刊、学位、会议文章的出现;相较之前,之后的着作及文章更加客观地评价了相关人物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相关人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共,所以对中共方面的影响最大,而对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早在1998年出版的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重庆出版社一书中,姜爱凤就论述了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有关交往活动;张秋实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与丁言模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二者的着作都是论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不仅因为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着名领导人,更是因为共产国际影响了瞿秋白的人生起伏,与其关系的密切,两位作者在书中也都论述了这一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过程;姚金果、陈胜华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此书则收集了1927-1934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会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而徐玉凤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一书,则主要论述了共产党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从一个缩影的额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5-1943年左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也表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有力影响;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很多,大都是论述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从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交往或是共产国际对其影响上,进而反映出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二、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随着专家学者们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料等也在不断丰富;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解读相关历史人物,而是通过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系统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并取得了显着成果;联邦德国华裔学者郭恒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三联书店,1985一书,是80年代以后最早引入中国的一部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的重要着作;书中详细描述了国共统一战线从形成到破裂的历史过程,用大量材料阐明了共产国际在1924-1927年间指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这之后,国内学者又着述了很多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如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许俊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北京出版社,1986、陈再凡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8年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着作,先后出版的就有5部——张庆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武霞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朱铃和张先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90年代后,着作渐少,但偶有出现;如翟作君、吴小松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超钢、李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曲厚芳、路建洪、刘德军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等;21世纪以前的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着作大抵便是如此,21世纪后研究仍在继续,但是着作却不如从前那般丰富,文章却很丰富;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得以公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问世的;正是由于90年代后期苏联大批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中国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因而也掀起了对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次高峰;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着作有:姚金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和马红霞、马熙敏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等;在这些着作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时刻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本质;同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情况的描述也更加具体和深入;在何云庵的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书中,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到中国寻求政治盟友直到最终促成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书中详细描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选择盟友的目的、标准和历史过程,其中对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早期接触、结盟的过程以及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填补了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交往的历史空白;在青年研究者张玲的着作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开篇用详尽的篇幅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用一定的笔墨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决裂前的交往情况以及最终决裂的原因;李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也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二者关系的一篇着作,是了解这方面历史的重要参考;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也很丰硕,近几年来成果也较多;大部分文章都是客观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对其中存在的指导错误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述;其中较有名的当属杨俊、程恩富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文,文章中系统分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因、理论与政策依据、其错误指导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曹木清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主要描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使人看来一目了然,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而王占仁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一文中则是直截了当地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主要援助,以及对中共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这一类的文章还有很多,我就不做一一介绍了;中共党史一直是中国史的研究热点,而其中共产国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又决定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着作和文章出现;三、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资料匮乏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原因,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专题性的研究着作和学术文章较少;近年来,伴随着国民党问题的研究热潮,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也涌现了一批着作和文章;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研究也愈加深入;200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就收录了很多篇专门以共产国际同国民党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在中国大陆方面,涉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代表性着作有: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论述了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内部对“容共”与“分共”的分歧,以及蒋介石从“师俄”到“弃俄”的过程;王奇生的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2010一书,书中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入手,论述了中国国民党引用俄共体制进行改组,发展基层组织再到容共、清党的过程;这些着作都以研究中国国民党党史为主,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细节以及中国国民党后来缘何与苏俄、共产国际分道扬镳则并不是书中的研究重点;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广州国民政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本书拟以广州国民政府的隆重成立、胜利发展和被武汉国民政府所取代为研究对象,通过总结共产国际对广州国民政府指导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旨在论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一命题的正确性;从而使我们更加明了:在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原则,才能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李玉贞的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人民出版社,2012是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唯一一部专门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着作;书中利用大量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以国家利益为主线来分析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证明了共产国际为苏俄国家利益服务的本质,同时也披露了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从联合到抗争的各方面;全书风格以披露历史事实为主,作者的观点和论述则穿插在每一个问题之中,但是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从合作到分裂的具体原因则相对缺乏系统性的论述;关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文章近年来也相继出现,如两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比较研究、1921-1927年共产国际对国民党性质判定述论、鲍罗廷与中国国民党关系之研究、马林与国民党关系研究等相关的期刊文章或学位论文的出现;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很重视台湾问题,这也是对国民党研究热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学者们已不再局限于只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国民党与中国革命之间的功过是非,只是从中国方面入手,而是扩大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始从国际层面着手;通过对有关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化,国内外学者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经历了从只在相关人物的研究性着作或史料中有记载到在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中对相关问题的阐述,再到进行系统性、专题性研究的过程;不过,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着许多值得深化的地方,如苏俄、共产国际一开始为什么会选择国民党作为盟友;具体在哪些方面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对国民党未来的发展产生了什么作用;为了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国民党做出了什么牺牲等;综上所述,由于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研究才成为一个热点领域,所以本文从上个世纪80年后的研究成果开始作大致概述,其中主要包括专着、期刊文章、学位论文等;由于受到历史资料、意识形态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专家学者们首先注意到的便是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关研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涌现的大量相关着作、文章等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共产国际早期来华首先接触的却是军阀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等人,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了解却很少;近年来,伴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对国民党研究热潮的兴起,对于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步深入,但是有关的研究成果并不丰硕,有所欠缺,希望以后可以有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同样地,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也不容忽视,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革故鼎新,以一个创新的态度研究出更多更优秀的成果;参考文献:1.罗重一.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2.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363.李冬华.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05-05-014.杨俊、程恩富.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J.中国社会科学.201495.曹木清.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J.湘潭大学学报.2009-1166.王占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双月刊.201057.何云庵.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8.吕静.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问题研究综述J.西伯利亚研究.201329.李玉贞.国民党与共产国际1919-1927M人民出版社.2012。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共产国际成立后,积极支持和指导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确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科学评价共产国际的功过,是学习党史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初,共产国际发挥的作用有三个方面。
第一,直接帮助和指导了建党工作。
第二,共产国际帮助和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
第三,共产国际推动和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
此后,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不仅思想上受到它的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受到它的一定约束。
因此,中国革命进程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共产国际。
它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19年3月,列宁创建了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支援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大影响。
它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不仅有指导和帮助,也有错误和失策。
研究这一课题,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很有必要。
本人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谈一些粗浅的见解。
一、中共创建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历史产物,但是它的成立与共产国际也有着密切的外部联系。
共产国际成立后,推进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更是给予更加充分的关注,培养了一批如刘少奇、罗亦农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随后,一批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先后建立。
共产国际及时向研究会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
如《国家与革命》《红旗》《共产党宣言》,提高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使他们的政治方向更加明确,革命信心更加坚定。
共产国际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周恩来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与发展是得到共产国际的不少指导和帮助的。
”1921年8月,陈独秀、陈望道等在上海建立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国际派代表马林出席大会并给予指导。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
二、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中国革命的兴起与发展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共产国际派来大批政治、军事顾问,来指导、援助中国革命。
代表马林认为,中国革命必须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
1922年,共产国际决定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在当时的形势下,实行国共联合是明智的、可取的。
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存在着某些失误。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作用
首先,共产国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政治指导。
共产国际坚定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明确的政治方向。
共产国际的第一本决议《中国决议》于1920年发布,明确提出了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的纲领,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共产国际还通过派遣代表团和领导干部的方式,直接参与中国革命的组织和策划,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战略建议。
其次,共产国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整合。
共产国际派遣了一批优秀的指导员和干部到中国,协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
其中最著名的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人。
这些来自共产国际的代表不仅传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还帮助中国共产党与其他进步力量进行组织上的整合,形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解决了党内的分裂和纷争问题。
第四,共产国际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发展。
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和干部协助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工人和农民的抗议和罢工行动。
共产国际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民和工人运动的策略和战略,通过这些运动,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觉悟不断提高,为中国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最后,共产国际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共产国际通过派遣顾问和干部来帮助中国共产党培养领导干部,提高党的组织和领导水平。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关组织建设、领导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宝贵经验,使中国共产党快速成长为一个组织严密、领导有力的革命政党。
这种组织和领导能力的提高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
浅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用
浅谈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作用20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使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华的代表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的外部因素,它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及帮助,使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进行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各个时期,都蕴含着共产国际的理论、实践上的指导及帮助,从而加快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
标签: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创建;作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工人阶级至此登上历史的舞台。
1921年8月初,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1919年,列宁创立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之前,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都与共产国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周恩来曾指出:“中国有五四运动的基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很快成立了共产党。
”[1]“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是得到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1]。
一、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加速了共产党创建的进程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外学者们存在不同的观点。
在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时,中国国民党政府发表反对共产党的文章,文中指出中国不具备产生共产党的条件。
国外也有学者们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强制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人为的早产儿”。
这种说法是违背历史的。
历史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
哪里有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便会有一天出现工人阶级的政党。
假使本来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亦必将应运而生,这是历史必然的定律。
”[2]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其社会基础。
但是,这样说并不排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指导。
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变迁
中国共产党早期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变迁陈玉珊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长经历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
共产国际具有“国际主义”的阶级本质,苏联作为共产国际的大本营,十月革命后中苏两国国际国内局势更加的错综复杂。
随着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发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潜移默化的在改变。
中国共产党逐渐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发展成为独立自主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成熟政党。
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倡导和组建的一个国际性联合组织。
共产国际从1919年3月至1943年6月存在的24年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的走向都产生过决定性的影响。
可以说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与共产国际相互妥协与碰撞的过程中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一)、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与中国共产党的筹建1920年4月,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出维经斯基等人作为全权代表来到中国,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随之正式拉开序幕。
此时的李大钊和陈独秀等早期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国内也正为筹备建党工作进行商讨和准备工作。
维经斯基来华后,首先到达北京见到了李大钊,后辗转到达上海会见陈独秀。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被正式提上了日程。
共产国际代表首先在广州、上海等产业工人最为密集的大城市建立起了革命局。
在国际代表们的帮助下,中国共产主义早期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
1921年3月,具有长期地下斗争经验的马林接替维经斯基来到了中国。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
在中共一大上,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当时作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 “国际无产阶级相互援助”的观念。
(二)、加入共产国际陈独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及创始人之一,希望得到共产国际的帮助。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
1.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实践中帮助国共两党实现了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为其提供了军事顾问和武器装备的援助。
第二,在理论上,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制定的正确的路线和方针给予指导,使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迅速取得了重大胜利。
2.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上的失误。
第一,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是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第二,大革命时期在领导权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是共产国际右倾思想的反映。
第三,大革命紧急时期共产国际的联合战线高于一切的根本方针,导致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终使大革命失败。
第四,理论上对阶级关系和革命阶段的分析犯了公式化和定型化的错误。
3.关于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共合作。
共产国际倡导并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历史功绩是应当肯定的。
但是,也应该看到,共产国际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作用,对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可能发挥的作用估计不足;第二,在军事上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给予物质上的援助,也没有给予理论上的帮助。
总的来说,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功绩是主要的。
4.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
在整个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始终没有科学地系统地阐述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实现领导权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正确的途径,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领导权。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及其特点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及其特点抗日战争时期对党和国家来说,是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又要恰当处理与国民党、共产国际以及苏联的关系;既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又试图摆脱其控制,以寻求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
总之,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错综复杂,并且受档案文献资料方面的的限制,学者们对此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因此,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签: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家成立。
从成立之日起,共产国际就肩负着领导和帮助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党人成就马克思列宁世界革命的理想、以及通过各国共产党引导各国民众共同拥护和保卫俄国革命成果的两项重要使命,其中也包括对中国的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
1930年前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为了摆脱世界经济危机造成的困扰,转移国内的注意力,日本帝国走上侵略道路。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此后,中国革命进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日战争时期。
基于反对法西斯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为了保卫苏联的安全,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积极的指导与大力的援助,同时也伴随着在两者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的严重分歧。
但中国共产党能够始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使中国逐步走上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的道路。
在新时代社会背景下,对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及其原因进行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理清当时错综复杂的关系,更能吸取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新时代我国处理与其他国家或政党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导。
一、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导与援助首先,共产国际促进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20世纪三十年代国际形势的动荡使苏联的外交战略发生了转变:一边寻找同盟者、一边寻求各国共产党对苏联的支持。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doc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共三者之间的组织关系共产国际是1919年3月以列宁为首的联共(布)基于“世界革命”理论,为创立国际苏维埃共和国的目标而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组织;中共则是在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直接指导和帮助下诞生的。
虽然中共在1992年才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但事实上从其早期组织成立伊始,它们之间就是上下级关系即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中共一大通过的第一个党纲曾明确决定“加入第三国际”,但是由于党内存在不同意见,中共一大后,党的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并没有向共产国际递交加入申请,因此中共与共产国际在组织上并没有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但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提交的工作报告中的解释,共产国际执委会对所联合的政党的事务是有权进行直接干预的。
报告指出:“它(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文作者注)认为,对于那些属于共产国际或愿意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的工作,它不仅应当而且也必须加以‘干预’。
对于那些纯属地方性的问题,执行委员会绝不会侵犯各个政党的自主权,但是对于那些具有国际意义和原则性的问题,它必须向属于共产国际的政党下达指示。
”根据这个规定,不论是正式成员,还是非正式成员(只要表示愿意加入),都要接受共产国际的“干预”,也就是说都要接受其领导。
故张太雷在《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1921年6月)中就这样指出:“按照常例,各个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成为第三国际属下的支部,中国支部也隶属于共产国际组织。
因此,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之间的关系也必须遵循同样的组织联系的原则,即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全体成员,应由驻远东书记处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属的各地区代表组成,这个支部本身隶属于远东书记处。
”因此,中共从其雏形起,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的“干预”。
中共二大(1922年7月16日至23日)正式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后,这种干预就更加理所当然了。
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概述
共产国际及其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概述[摘要]深入开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研究,是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一个重要方面,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无疑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共产国际成立后,不仅同中国革命者建立了联系,而且还帮助筹建了中国共产党。
从中共二大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直到共产国际解散的21年中,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涉及到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许多有益的贡献,也犯过不少严重错误。
[关键词] 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革命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它是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国际联合机构,是作为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而建立起来的。
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党内路线选择的正确和错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及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对于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具有重要的作用。
它不仅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问题,而且在今天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共产国际建立的历史条件和特点19世纪70年代,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解散时,马克思在信中告诉自己的同志:“不要担心,朋友,如果说现在的国际死亡了,那么再过几十年,新的国际将以更加相适应的精神复活起来。
”历史很快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言,在第一国际解散40年后,“一个真正革命和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新国际一一“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继第一国际、第二国际之后诞生了。
”共产国际的诞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共产国际的建立不是偶然的。
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国际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是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机会主义者长期斗争的结果,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猖狂进攻的客观要求。
第一,共产国际的建立,是欧美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发展的产物。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论述
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论述作者:吴晨来源:《文存阅刊》2017年第04期摘要:20世纪初期,伴随着中、俄两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相继开展和共产国际组织的建立,大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开展。
本文试图通过对共产国际反右倾斗争同中国土地革命时期“左”倾冒险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的论述,探究其经验教训,由此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键词:共产国际;反右倾的斗争;“左”倾冒险主义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这段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被称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在这段时间内,由于党中央领导在指导思想和革命斗争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先后出犯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为代表的“左”倾错误。
[1]面对铁的现实,我们党不否认由于当时共产党发展还不成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特点和规律未完全掌握,尚且不足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的结合在一起。
同时中国共产党对于共产国际的各级命令和指示一味的盲目服从,根本不对其做出基于中国革命实际形势的正确考虑。
在客观地审视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问题的基础上,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存在错误,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的不正确是有着直接联系的。
本文将就共产国际的反右倾的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着重进行论述,以此总结经验教训[2]。
一、共产国际集中的组织原则及内部的“左”倾情绪共产国际组织中的反右倾的斗争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这除了要考虑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行事作风外,本文认为最根本的就要追溯到共产国际组织内部制度和原则上来。
共产国际是由各个国家的共产党的组合成立的组织,是一个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
共产国际是经由列宁一手创建的,列宁的革命思想在共产国际的行动纲领和组织原则中均有所呈现。
列宁领导共产国际的集中制思想原则主要通过于1919年3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一大”通过的《关于成立共产国际的决议》和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章程》这两个文件体现出来[3]。
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研究型式教学论文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期:2011年春季学期共产国际在不同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领导创建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客观形势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组织。
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国际共产主义代表会议,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
大会通过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等文件,宣告第三国际成立。
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世界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为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
它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最高权力机关是代表大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支部。
它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政党,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因此,它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上级领导机关。
它在存在的时间里,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同共产国际有关。
甚至,还在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之初,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试图组织中国的共产党了。
莫斯科早在1920年就开始同中国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并指导他们建立起自己的共产党。
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来华,在北京找到李大钊又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于是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了建党的具体准备工作,1921年6 月,共产国际又派马林和尼柯洛夫来到上海,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
二、国内革命战争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基本上是正确的。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诞生了。
随后,共产国际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国共两党实现了合作。
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
1926—1935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及影响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高度集权、个人崇拜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益集权、政治路线日益“左”倾同时,逐步沦为推行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
受上述因素影响,共产国际所制定的对华政策错误层出。
在此期间,导致中国共产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都与共产国际有关。
本文力图以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历史档案资料为依托,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对1926-1935年间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及对中国革命影响作一番梳理,使共产国际-联共(布)-中国共产党间的关系的图景全面地展现出来。
从中找出这一时期中国革命受挫的内在原因。
本文由六部分内容组成:《前言》叙述了研究的范围(1926年3月-1935年1月)及依据;该研究的发展沿革及现状;研究的价值及现实意义。
第一章探讨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的失败的内在关联。
处理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是共产国际右倾教条的起点;北伐战争中共产国际为了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及打击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刻意维持国共合作,对蒋介石等新右派步步进逼采取退让政策并日趋右倾;压制中共领导人的不同意见,使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铸成,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第二章探讨共产国际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共产国际的进攻理论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影响。
受斯大林的“三阶段”论的指导,瞿秋白犯下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党出现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并探讨了这些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负面影响。
第三章探讨共产国际的组织路线对中共“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影响。
20年代末,联共(布)中央发动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运动,并通过共产国际向各国党推行。
共产国际对社会民主党的“左”倾政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三次“左”倾错误的发生和发展进程,在“打击中间势力”,追求“笔直又笔直”,队伍“纯而又纯”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等方面,影响尤为直接,从而给中国革命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
公共外交理论版69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文/汤佳玉(河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洛阳..471000)摘要: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
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展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帮助。
共产国际一面指导中国革命,推动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
另一面,由于其对中国国情了解的缺乏及一味套用苏俄模式所引发的弊端,也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无法忘却的伤痛。
因此,正确认识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总结相关的历史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党际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共产国际的建立,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其成立之初,共产国际就曾派代表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由此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下属支部。
自此,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步发展都可以看见共产国际的身影。
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承前启后的特殊阶段,这一阶段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必然在整个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具有重要地位。
一、共产国际的诞生及对中国革命的关注受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并要求占据更多的势力范围,新旧殖民者的矛盾由此激化,最终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带来灾难的同时,激化了作为参战国之一的俄国的国内矛盾。
各种矛盾交织的俄国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环节”,革命力量在此汇聚,十月革命由此爆发。
(一)共产国际的创建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为之振奋,由此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与此同时,波兰、德国等多个国家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为新的国际组织的成立奠定基础。
面对积极的革命形势,列宁认为“国际革命愈来愈逼近,俄国有必要建立世界苏维埃”。
1919年3月,共产国际在列宁的领导下宣告成立。
同一时间,初生的苏维埃俄国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国内反动势力叛乱不断,帝国主义动用武力干涉,意图将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于襁褓中。
第七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
布 哈 林
李 立 三
3.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 在米夫支持下登上党的领导岗位 • 从共产国际决议到《两条路线》 • 坐镇莫斯科遥控指挥中国革命
米 夫
王 明
24岁担任中共中央总负责的博古
牛兰事件
顾顺章
向忠发
左尔格
三次“左”倾错误集中表现
• • • • • • 革命性质,混淆两种革命界限 革命形势,夸大敌人内部危机 革命道路,以城市中心论为主 阶级关系,轻视中间力量 军事斗争,推行冒险主义 组织原则,实行宗派主义
党内屡次出现“左”倾错误原因
• 大革命失败后的复仇心理 导致第一次“左”倾错误 • 共产国际的错误干预和瞎 指挥 • 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 不足,实践经验也很缺乏 • 左倾往往以革命为口号, 容易欺骗人
四、共产国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八一宣言》 • 王明右倾错误 • 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
何谓“左”右倾错误
• 左倾原指政治上追求进步,同情劳动人民的倾 向。带引号的“左”倾,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 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 倾向。加引号带有贬义,区别于真正的左倾。 • 右倾表现为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 在革命中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革命力 量,不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坐失 有利时机,甚至悲观失望,退却逃跑。 • 实质都是主观和客观相脱离、理论与实践相割 裂,思想基础是主观主义,两者可以相互转化 。
•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 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 底解决 • 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 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 • 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 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 整风运动的导火线
试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认识
党史党建南方论刊·2020年第5期在共产国际1919年至1943年成立的这24年里,虽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诸多风雨与打击,却依然给各国革命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光明与可能。
在国际共运史上,共产国际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且影响颇深的拥有世界性意义的国际共产党组织,它的组织模式、革命理论、大政方针都对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建立和革命战争起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与经验指导,尤其对我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更是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推动我国革命的前进,虽然功绩卓越,但在革命形式的判断和方式上没有注意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以及发展模式的差异,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来指导中国革命,依然是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大相径庭的。
时至今日,虽然共产国际已经不存在,但它的无畏艰险、勇于斗争的精神却依然值得我们借鉴,这对深入贯彻学习党的十九大“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显得尤为重要,并且对于深入开展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也对如何科学分析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吸取其经验与教训,从而更好地制定方针政策,为把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建设得更好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一、共产国际建立的背景及条件共产国际的创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发展中形成的,它的建立无不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和共产主义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我们在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时也是间接性地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部分,这都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果。
(一)共产国际建立的时代背景1.一战爆发,第二国际解散。
第二国际的建立无不与这时期的工人运动高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稳定有关,而且各个国家也在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相当独立,并不受制于第二国际,因而在建立初期就存在着三个派别,即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改良主义。
共产国际在指导其他国家政党做出行动时也没有实质性的成文的宣言或者纲领性文献,只是通过召开会议而做出决议。
第二国际的成立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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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综述041301009 郝陈雪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成长以及中国革命的成功和挫折,都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研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更好地总结党的经验。
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已开始,但主要是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
到20世纪70年代末,比较深入的研究才真正开始,并在80年代形成了一次高潮,后由于资料受限而转入沉寂。
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公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在不断扩展: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系统性研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专题性研究。
近三十年来,中外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许多著作及文章大量涌现。
一、对涉及二者关系的历史人物的研究由于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无产阶级,所以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相关人物研究,主要是涉及苏俄、共产国际及中国共产党方面的,对中国国民党方面的人物研究很少,接下来主要谈谈这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一)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盘点活跃在中国革命舞台上的共产国际代表,考察共产国际有关史料,可以说其指导中国革命是以派驻代表的方式实现的。
如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罗易、李德等代表来华,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所以学者们首先研究的便是苏俄、共产国际方面的相关人物,而这方面的主要研究者为国外学者。
如美国学者罗伯特·诺思的《罗易赴华使命——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分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丹尼斯·雅各布斯的《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赫尔穆特-格鲁柏的《斯大林时代共产国际内幕》(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西班牙共产党员费尔南多-克劳丁的《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求实出版社,1982)等著作的相继发表,但这些著作大都是从对苏俄、共产国际持批判角度出发的。
80年代后,中国又相继翻译和出版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华人员的回忆录或在华笔记等,如崔可夫的《在华使者——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新华出版社,1980)、达林的《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卡尔图诺娃的《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一书中,客观全面地介绍了加伦作为孙中山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在华期间的各项活动。
近来也有许多文章是论述这方面的,《鲍罗廷与中国革命》、《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米特凯维奇》、《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许多期刊、学位、会议文章的出现。
相较之前,之后的著作及文章更加客观地评价了相关人物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
(二)中国共产党方面的相关人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中接触最多的也是中共,所以对中共方面的影响最大,而对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与共产国际的研究成果也较为丰硕。
早在1998年出版的《巧解矛盾——周恩来与共产国际》(重庆出版社)一书中,姜爱凤就论述了周恩来与共产国际的有关交往活动。
张秋实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与丁言模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中国社会出版社,2014),二者的著作都是论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不仅因为瞿秋白是中共早期的著名领导人,更是因为共产国际影响了瞿秋白的人生起伏,与其关系的密切,两位作者在书中也都论述了这一点。
罗重一的《共产国际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一书,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角度研究了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过程。
姚金果、陈胜华的《共产国际与朱毛红军1927-1934》(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此书则收集了1927-1934年间,联共(布)、共产国际有关领导机构和领导人、驻华代表,以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会决议、指示、报告、书信、文章等与朱毛红军有关的内容。
而徐玉凤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一书,则主要论述了共产党人张闻天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及其思想的演变过程,从一个缩影的额角度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1925-1943年左右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历程,同时也表明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有力影响。
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章也很多,大都是论述中共方面的相关人物如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李立三等人,从他们与共产国际的交往或是共产国际对其影响上,进而反映出苏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二、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随着专家学者们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相关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资料等也在不断丰富。
研究已不再局限于解读相关历史人物,而是通过有关人物和历史事件系统地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史,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联邦德国华裔学者郭恒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统一战线)》(三联书店,1985)一书,是80年代以后最早引入中国的一部介绍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早期历史的重要著作。
书中详细描述了国共统一战线从形成到破裂的历史过程,用大量材料阐明了共产国际在1924-1927年间指导中国革命的情况。
在这之后,国内学者又著述了很多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如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四川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四川大学出版社,1986)、许俊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北京出版社,1986)、陈再凡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1988年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著作,先后出版的就有5部——张庆瑰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简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武霞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向青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朱铃和张先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略》(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90年代后,著作渐少,但偶有出现。
如翟作君、吴小松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荟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超钢、李江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杜文焕、刘德喜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曲厚芳、路建洪、刘德军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等。
21世纪以前的关于系统论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著作大抵便是如此,21世纪后研究仍在继续,但是著作却不如从前那般丰富,文章却很丰富。
1991年苏联解体后,大量档案得以公开,《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问世的。
正是由于90年代后期苏联大批原始档案的解密和公开,为中国学者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资料,因而也掀起了对共产国际问题研究的另一次高峰。
这一时期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姚金果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黄修荣的《共产国际、联共(布)秘档与中国革命史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和马红霞、马熙敏的《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等。
在这些著作中,首次系统地分析了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提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时刻维护苏俄国家利益的本质。
同时,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的交往情况的描述也更加具体和深入。
在何云庵的《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1919-19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一书中,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角度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来到中国寻求政治盟友直到最终促成国共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
书中详细描述了苏俄和共产国际在华选择盟友的目的、标准和历史过程,其中对苏俄、共产国际与孙中山的早期接触、结盟的过程以及国共合作的实现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论述,填补了这一时期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交往的历史空白。
在青年研究者张玲的著作《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1926-193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一书中,开篇用详尽的篇幅探讨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内在关联,用一定的笔墨论述了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决裂前的交往情况以及最终决裂的原因。
李颖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中央党史出版社,2012),也是较为全面地论述二者关系的一篇著作,是了解这方面历史的重要参考。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研究的文章也很丰硕,近几年来成果也较多。
大部分文章都是客观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对其中存在的指导错误也进行了客观的分析和论述。
其中较有名的当属杨俊、程恩富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一文,文章中系统分析了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动因、理论与政策依据、其错误指导体现在哪些方面,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给出了客观的分析和评价。
曹木清的《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功过是非》,主要描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主要贡献和错误,使人看来一目了然,对其有进一步的了解。
而王占仁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论析》一文中则是直截了当地分析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主要援助,以及对中共的思想禁锢和组织控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这一类的文章还有很多,我就不做一一介绍了。
中共党史一直是中国史的研究热点,而其中共产国际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占据的重要位置又决定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相信今后还会有更多优秀的著作和文章出现。
三、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史的研究长期以来,由于历史资料匮乏和海峡两岸关系的影响等原因,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专题性的研究著作和学术文章较少。
近年来,伴随着国民党问题的研究热潮,对于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问题的系统性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也涌现了一批著作和文章。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国民党党史研究热潮的掀起,对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研究也愈加深入。
2006年出版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就收录了很多篇专门以共产国际同国民党交往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章。
在中国大陆方面,涉及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的代表性著作有: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一书,论述了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基本情况,国民党内部对“容共”与“分共”的分歧,以及蒋介石从“师俄”到“弃俄”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