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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追求成名，如同狗自逐其尾，一旦追到手，除了继续追逐不知还能做些什么。

成功之残酷正在于它常常让那些追逐成功者自寻毁灭。

对一名正努力追求成功并刚刚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其亲朋常常会建议“正经的饭碗不能丢！”他们的担心不无道理。

追求出人头地，最乐观地说也困难重重，许多人到最后即使不是穷困潦倒，也是几近精神崩溃。

尽管如此，希望赢得追星族追捧和同行赞扬之类的不太纯洁的动机却在激励着他们向前。

享受成功的无上光荣，这种诱惑不是能轻易抵挡的。

成名者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发挥了自己在歌唱、舞蹈、绘画或写作等方面的特长，并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为了能迅速走红，代理人会极力吹捧他们这种风格。

他们青云直上的过程让人看不清楚。

他们究竟是怎么成功的，大多数人也都说不上来。

尽管如此，艺术家仍然不能闲下来。

若表演者、画家或作家感到无聊，他们的作品就难以继续保持以前的吸引力，也就难以保持公众的注意力。

公众的热情消磨以后，就会去追捧下一个走红的人。

有些艺术家为了不落伍，会对他们的写作、跳舞或唱歌的风格稍加变动，但这将冒极大的失宠的危险。

公众对于他们藉以成名的艺术风格以外的任何形式都将不屑一顾。

知名作家的文风一眼就能看出来，如田纳西·威廉斯的戏剧、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情节安排、罗伯特·弗罗斯特或T.S.艾略特的诗歌等。

同样，像莫奈、雷诺阿、达利这样的画家，希区柯克、费里尼、斯皮尔伯格、陈凯歌或张艺谋这样的电影制作人也是如此。

他们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标志着与别人不同的艺术形式上的重大变革，这让他们名利双收，但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那就是失去了用其他风格或形式表现自我的自由。

名气这盏聚光灯可比热带丛林还要炙热。

骗局很快会被揭穿，过多的关注带来的压力会让大多数人难以承受。

它让你失去自我。

你必须是公众认可的那个你，而不是真实的你或是可能的你。

艺人，就像政客一样，必须常常说些违心或连自己都不完全相信的话来取悦听众。

一滴名气之水有可能玷污人的心灵这一整口井，因此一个艺术家若能保持真我，会格外让人惊叹。

你可能答不上来哪些人没有妥协，却仍然在这场名利的游戏中获胜。

一个例子就是爱尔兰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他在社交行为和性行为方面以我行我素而闻名于世。

虽然他的行为遭到公众的反对，却依然故我，他也因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一次宴会上，他一位密友的母亲当着他的朋友和崇拜者的面，指责他在性方面影响了她的儿子。

他听了她的话以后大为光火，起诉了这个年轻人的母亲，声称她毁了自己的“好”名声。

但是，他真该请一个更好的律师。

结果是，法官不仅不支持他提出的让这个女人赔偿他名声损失费的请求，反而对他本人进行了罚款。

他由于拒交罚款最终还被送进了监狱。

更糟糕的是，他再也无法获得更多公众的宠爱。

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名声冒险来替他说话。

为保持真我，他付出的代价是，在最需要崇拜者时，谁也不理他。

奇怪的是，收获最大的恰恰是失败者。

他们收获了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独辟蹊径，不落窠臼，不用担心失去崇拜者的支持。

失败的艺术家寻求安慰时，可以想想许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过世多年以后才成名，或是他们没有出卖自己。

他们也可以为自己的失败辩解：自己的才华实在过于高深，不是当代听众或观众所理解得了的。

那些失败了却仍不肯放弃的顽固派也许会乐于知道，某些名人曾经如何越挫越勇，直至成功。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伍尔芙的第一本小说《向家乡看吧，安琪儿》被拒39次后，才最终得以出版。

贝多芬战胜了父亲认为他毫无音乐家潜质的偏见，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

19世纪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原先干的工作没有一件成功，直到他想到去教小孩子，并研究出一种新型教育模式的基础理论。

托马斯·爱迪生在四年级时被赶出了学校，因为老师觉得他似乎太迟钝。

但不幸的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失败是奋斗的结束，而不是开始。

对那些孤注一掷的追名逐利之徒，我要说：祝你们好运。

但是，遗憾的是，你会发现这不是你想得到的。

狗自逐其尾所得到的只是一条尾巴而已。

获得成功的人常常发现成功对他来说弊大于利。

所以要为真实的你、为自己的所为感到高兴，而不是拼命去获得成功。

做那些你为之感到骄傲的事情。

可能在有生之年你默默无闻，但你可能创作了更好的艺术。

Unit 2他出生在伦敦南部的一个贫困地区。

他穿的短袜是从妈妈的红色长袜上剪下来的。

他的妈妈一度被诊断为精神失常。

狄更斯或许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但只有查理·卓别林才能塑造出了不起的喜剧角色“流浪汉”，这个使其创作者声名永驻的衣衫褴褛的小人物。

就卓别林而言，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甚至日本，都比他的出生地给予了他更多的掌声（和更多的收益）。

在1913年，卓别林永久地离开了英国，与一些演员一起启程到美国进行舞台喜剧表演。

在那里，他被星探招募到好莱坞喜剧片之王麦克·塞纳特的旗下工作。

令人遗憾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英国人认为卓别林的“流浪汉”多少有点“粗俗”。

中产阶级当然这样认为。

劳动阶层反倒更有可能为这样一个反抗权势的角色拍手喝彩：他以顽皮的小拐杖使绊子，或用皮靴后跟对准权势者肥大的臀部踢一下。

尽管如此，卓别林的滑稽乞丐形象并不那么像英国人，甚至也不像劳动阶级的人。

英国流浪者并不留小胡子，也不穿肥大的裤子或燕尾服：欧洲的领导人和意大利的侍者才那样穿戴。

另外，“流浪汉”瞟着漂亮女孩的眼神也有些粗俗，被英国观众认为不太正派——只有外国人才那样，不是吗？而在卓别林大半的银幕生涯中，银幕上的他是不出声的，也就无从证明他是英国人。

事实上，当卓别林再也无法抵制有声电影，不得不为他的“流浪汉”寻找“合适的声音”时，他确实很头疼。

他尽可能地推迟那一天的到来：在1936 的《摩登时代》里，他第一次在影片里发声唱歌。

在片中，他扮演一名侍者，满口胡言乱语，听起来不像任何国家的语言。

后来他说，他想象中的“流浪汉”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但已经没落的绅士。

但假如他在早期那些短小的喜剧电影中能操一口受教育人的口音，那么他是否会闻名世界就难说了，而英国人也肯定会觉得这很“古怪”。

没有人知道卓别林这么干是不是有意的，但这促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他是一个才能非凡的人，他的决心之大甚至在好莱坞明星中也十分少见。

他的巨大名声为他带来了自由，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财富，他因此得以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事业发展之初，他就感到一种冲动要去发掘并扩展自己身上所显露的天才。

当他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自己扮演的“流浪汉”时，他说：“这不可能是我。

那可能吗？瞧这角色多么与众不同啊！”这种震惊唤起了他的想象。

卓别林并没有把他的笑料事先写成文字。

他是那种边表演边根据感觉去创造艺术的喜剧演员。

没有生命的物体特别有助于卓别林发挥自己艺术家的天赋。

他将这些物体想象成其他东西。

因此，在《当铺老板》中，一个坏闹钟变成了正在接受手术的“病人”；在《淘金记》中，靴子被放在锅里煮，靴底被蘸着盐和胡椒吃掉，就像上好的鱼片一样（鞋钉就像鱼骨那样被剔除）。

这种对事物的转化，以及他一次又一次做出这种转化的技巧，正是卓别林伟大喜剧的奥秘所在。

他也深切地渴望被爱，同时也害怕遭到背叛。

这两者很难结合在一起，有时这种冲突导致了灾难，就像他早期的几次婚姻那样。

然而即使是这种以沉重代价换来的自知之明也在他的喜剧创作中得到了表现。

“流浪汉”始终没有失去对卖花女的信心，相信她正等待着与自己共同走进夕阳之中；而卓别林的另一面使他的凡尔杜先生，一个杀了妻子的法国人，成为了仇恨女人的象征。

令人宽慰的是，生活最终把卓别林先前没能获得的稳定和幸福给了他。

他找到了沃娜·奥尼尔·卓别林这个伴侣。

她的沉稳和深情跨越了他们之间37岁的年龄差距。

他们的年龄差别太大，以致当1942年他们要结婚时，新娘公布了他们的结婚日期后，为他们办理手续的官员问这位漂亮的17岁姑娘：“那个年轻人在哪儿？”——当时已经54岁的卓别林小心翼翼在外面等候着。

由于沃娜本人出生在一个被各种麻烦困扰的大家庭，她对卓别林生活中将面临的挑战也做好了充分准备，因为当时关于他俩有很多毫无根据的流言。

后来在他那个有那么多天才孩子的大家庭中，卓别林有时会引发争吵，而她则成了安宁的中心。

卓别林死于1977年圣诞节。

几个月后，几个近乎可笑的盗尸者从他的家庭墓室盗走了他的尸体以借此诈钱。

警方追回了他的尸体，其效率比麦克·塞纳特拍摄的启斯东喜剧片中的笨拙警察要高得多。

但是人们不禁会感到，卓别林一定会把这一奇怪的事件看作是对他的十分恰当的纪念——他以这种方式给这个自己曾为之带去这么多笑声的世界留下最后的笑声。

Unit 3人人都觉得福利救济对象是在骗人。

当我认识的许多坐轮椅的人面临与宠物猫分吃生猫食的窘境时，都会向福利机构多骗取几美元。

为了能领到一点额外的福利款，他们告诉政府说他们实际上少拿了200美元的养老金，或告诉社会工作者，说房东又将房租涨了100 美元。

我选择了过一种完全诚实的生活，因此我不会那样做，而是四处找活，揽些画漫画的活。

我甚至还告诉福利机构我赚了多少钱！哦，私下里领一笔钱当然对我挺有吸引力，但即使我挡不住这种诱惑，我投稿的那些大杂志也不会去给自己惹麻烦。

他们会保留我的记录，而这些记录会直接进入政府的电脑。

真是态度鲜明，毫不含糊。

作为一名福利救济对象，我必须在社会工作者面前卑躬屈膝。

社会工作者心里知道，许多救济对象在欺骗他们，因此他们觉得，作为补偿，他们有权让救济对象向他们点头哈腰。

我并不是故意感到忿忿不平。

大多数社会工作者刚开始时都是些大学毕业生，有理想，而且思想开明。

可是，在这个实际上是要人撒谎的体制里干了几年后，他们就变得与那个叫“苏珊娜”的人一样了——一个穿运动短裤的侦探。

去年圣诞节过后不久，苏珊娜到我家来了解情况，看到墙上贴着新的宣传画，便想知道：“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些？”“从朋友和家人那儿。

”“那么，你最好要张收据，真的，你接受任何捐献或礼物都要报告。

”她这是在暗示我：得哀求她了。

但是我却将她顶了回去。

“那天在马路上有人给我一根烟，我也得报告吗？”“对不起，卡拉汉先生，可是规定不是我制订的。

”苏珊娜试图就修理轮椅的问题训斥我。

由于福利部门不愿意花钱好好地修理，所以它总是坏。

“您是知道的，卡拉汉先生，我听说您的那辆轮椅比一般人用得多得多。

”我当然用得多，我是个工作很积极的人，又不是植物人。

我住在闹市区附近，可以坐着轮椅到处走走。

我真想知道如果她突然摔坏臀部，不得不爬着去上班时，会是什么感受。

政府削减福利开支已经导致许多人挨饿受苦，我只是其中之一。

但它对脊柱伤残的人的影响更为突出：政府已经不管我们的轮椅了。

每次我的轮椅出问题，掉了螺丝，需要换个新轴承，或刹车不灵时，我都打电话给苏珊娜，但每次都要挨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