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中医：解析“少火生气,壮火食气”

“少火生气，壮火食气”，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其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历代医家对《内经》此段论述的看法不尽相同，一种意见认为“少火”是指气味温和、能养人身正气的药物，如人参、黄芪之属；“壮火”则是气味纯阳刚烈之品，久服能消蚀人之正气，如乌头、硫黄之类。另一种意见认为“少火”是温和的阳气，属生理之火；“壮火”是亢烈之阳，属病理之火。生理之火，人身不可须臾失之，是生命原动力和活力的象征；病理之火则必然戕害人体，消耗正气，是疾病活动的表现。

任何功能活动，都需要物质补给，在消耗物质的同时又应该生成新的物质以补充消耗者。人身阳气是其功能活动的综合体现，但必需以阴精作为其活动的物质基础，故《阴阳应象大论》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阳气是机体生化代谢的原动力，也是脏腑机能活动的集中反映。明代医家张介宾就明确指出：“生化之权，皆由阳气。”他认为自然界之有芸芸众生者，是阳光普照大地的缘故；人之所以有生，只此一息真阳为其大宝而已。人身阳气和平，则生化不息，阴精充长，此即《内经》“阳生阴长”、“阳化气阴成形”之理。反之，无论阳气之衰减抑或亢害，皆可使人生化失常而罹病。因此，“少火之气壮”、“气食（饲）少火”、“少火生气”，是为人体正常生化的过程；“壮火之气衰”、“壮火食

气”、“壮火散气”，则是阳气过亢而伤人正气的病理状态。从“少火”而为“壮火”，由生化而致病变，反映了物极必反的辨证观。

《内经》“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的观点在临床上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它不仅为后世“气火失调”的病机理论奠定了基石，在养生学及临床治疗上也为正确应用温补、温热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从发病学观点看，情志失调、烦劳过度、外感六淫之邪均可诱发少火转化为壮火。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在分析“煎厥”（泛指耳鸣耳聋、目盲昏暗、甚至突然昏厥的一类病证）病机时，就明确指出这种疾病是因为烦扰阳气，导致阳气亢盛，耗损阴精，复因暑热之邪煎迫而发。在我国古代，自秦皇赢政始求不老方药起，许多帝王显贵为了长命登仙皆服饵所诮“仙丹”，其中金石纯阳刚燥之品耗人阴津，久服之后不仅无所补益，反致夭折。这些纯阳之药，不也是“壮火食气”的例证之一吗？

后世许多医学家根据《内经》“气火”理论，结合其临床经验，发展成许多独特的医学流派。金元医家李杲在这一理论的启迪下创立了脾胃内伤学说。他提出百病皆由脾胃内伤引起，而其病机的关键是“阴火”。凡饮食、劳倦、情志所伤，都可使“阴火”内盛。而“阴火”又有虚实之分，其中因脾胃气虚，阴血津液亏乏而致者属虚火；谷气下流，酿为湿热者则属虚中挟实；七情引起心火亢盛则多属实证。总之，内伤热中证的病机是气火失调，人体元气不足时，“阴火”亢盛；人体元气充足则“阴火”自敛。所以他说：“火与元气

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在治疗上，他主要运用补中气的方法来平“阴火”，创制了如补中益气汤、调中益气汤等著名的方剂，形成了中医学术史上的“脾胃学派”。朱震亨提出“相火论”。他认为世间万物内部都存在动与静两种状态，而“动”是主要的，是万物生存、发展的根源，人体内部生化的动力就是“相火”，“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格致余论·相火论》）同时，朱震亨又强调不能忽视“静”的作用，如果动而无静，是为妄动，妄动则反而导致病变。他认为引起相火妄动的原因可以多种多样，如情志过极、劳倦过度、饮食厚味等。他的相火理论对养生防病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如他积极提倡晚婚，婚后性生活要有节制，“动而中节”以养阴抑阳，防止“相火”亢盛；对于老年摄生，他不但反对服用乌头、附子、金石仙丹等纯阳之品，还反对饮食过于肥美，主张饮食清淡。

由此可见，《内经》关于“少火生气，壮火食气”的观点，对中医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哲理和医理为临床治疗、理论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