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论老舍笔下的市民形象

出生于北京市民阶层的作家老舍，选择了他所熟悉的北京市民社会作为毕生书写的对象，在他的作品中，黑暗势力对贫弱者的凌辱和践踏，底层人民的悲苦与不幸，挣扎与抗争，以及市民阶层所固有的国民劣根性，都得到了极大限度的反映。在这一创作中，老舍始终是怀着深厚的情愫与自觉的反思意识表现市民阶层的这一特殊的社会群落，并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清光绪二十五年出生在北京城的一个贫苦市民家里。父亲是清朝皇城正红旗的一名护城兵，一家七口就靠父亲的一点微薄收入过着困苦的日子。1900年8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父亲在一次巷战中不幸身亡，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便落到母亲肩上，母亲靠给人缝洗衣裳和在小学里当佣工勉强维持艰难的生活。老舍从小生活在大杂院里，与车夫、工匠、小贩等下层社会人民朝夕相处。这样的身世经历和生活环境，决定了老舍比大多数现代作家更深入地了解黑暗社会压迫下市井小民生活的艰辛和不幸，下层劳动者的苦难，他感同身受；他们的愿望，他体会得最为深切。他不仅熟悉他们的音容笑貌，而且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他作为苦难大众的一员,承受着这种苦难生活对他身心的磨难，这种非人道的不公平的现实激起了他对那些受屈辱、受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和对上层社会的反抗。他只有拿起手中的笔抒发心中的不平之鸣,说说劳苦大众的心声。

1919年“五四”运动所掀起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浪潮和科学民主的新思潮给老舍以重大影响。饱受帝国主义迫害和封建势力压迫的老舍，一旦接触到反帝反封建的呼声，埋藏在他心底的反抗种子便立即萌芽、生长。他说：“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做为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做洋奴。”[1]这两种认识就成为了老舍长期的基本思想和感情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和出发点。

老舍在三十年代的作品中更加深入地解剖了中国社会，解剖各类市民人物的心灵，解剖我们民族精神在时代上的缺陷和造成这种种缺陷的根源。[2]中国的市民阶层，就其成员来说，主要包括小业主、小商贩、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无业游民、家庭妇女和中小知识分子等。由于中国的近现代都市（除东南沿海的一些通商口岸），大部分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胎盘上形成的，因而具有较浓厚的封建主义性质的传统文化。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与商品的大量倾销和西方观念与生活方式的急遽侵入，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对抗与渗透中，现代都市社会特别是沿海商埠的经济结构与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变异,都带有明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色彩。所以中国市民阶层中的小业主、小商贩等，很难像欧洲那样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前身；而个体劳动者、城市贫民等，也与无产阶级有所区别。再加上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的，采取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式，市民阶层也就很少感受到轰轰烈烈、蓬勃向上的革命气氛，较少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故其觉醒也就比较缓慢。凡此种种，均造成了市民性格中的落后、保守、软弱、妥协等弱点。这些弱点，在老舍所塑造的市民人物形象身上，均有

所体现，并且他也对此作了一定的揭示批判和嘲讽，老舍对他们的审美关照不是从抽象的认识和理论的观念出发，而是来自于对市民阶层生活的实际体验。

一

不同的市民形象体现着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层面的分析与判断，在他的笔下有“旧派市民形象”、“新派市民形象”两种不同的人物系列。

而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写得最成功的,是“旧派市民”形象。这一类人物有一个特点:表面是城里人，但身上有着无法抹灭的农民特征。封建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他们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

比如说在作品《离婚》中的张大哥，他是一个北京社会中半新半旧、刚可温饱的中层市民代表，在腐败官僚机构做事以作媒人和反对离婚为使命。因为离婚意味着破坏既成秩序,而张大哥的人生准则则是调和矛盾,凑合过日子。张大哥的思想是保守、封闭的，甚至在自然景观上也是非常狭隘的，他一直坚定地认为“世界的中心是北平”，“除了北平人都是乡下人，天津、汉口、上海，连巴黎、伦敦，都算在内，通通都是乡下。张大哥知道的山是西山，对于由北山来的卖果子的都觉得有些神秘莫测。最远的旅行，他出过永定门。”【3】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他从不得罪人，待人处事的原则是：“凡是经小筛子一筛，永远不会走到极端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一辈子被人尊敬，没得罪过任何人。因而他的人情和好心虽然也给别人以安慰,但同时也在客观上助成了小赵的作恶,按照他的敷衍与折中只能使这社会更加黑暗。后来他的儿子却因“共产党”的嫌疑而被捕，他只有绝望的哀叹：“我得罪过谁？招惹过谁？”张大哥没了儿子就如同没了天，儿子回来了，他似乎又成了世界的轴心！文章的结尾随着小赵被杀，张大哥复活，一切似乎又轮回到了起始。张大哥的天平又开始运营了！离婚？在张大哥的左眼看来，那是罪过，是恶魔，要不得。生活又归于平静！以张大哥为代表的这一类的老派市民，他们有着为了维护自身的私利，使自已能够在夹缝中求得尽可能平安无事的生存的一种本能。

1929年于英国写成的小说《二马》中，老舍也塑造了一个旧派市民的形象：老马。那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式人物。他做什么事都抱有得过且过的心态：“好歹活着吧！混吧！混一天又一天”。在异国情景中刻画的老马，更加突出了中西文化对照之下这种“国民性”的荒谬之处。老马是个不折不扣的“财迷”、“官迷”。他把两者紧密联系起来，“他把高官厚禄，妻妾一群，儿女又肥又胖。”作为生活的理想，他完全不理解英国老年人在事业上的追求，认为“洋鬼子不懂得尊敬老年人”“儿女都挣钱，老年人还受累啊！真不明白鬼子的心是怎么长的”。“下雨不出门、刮风不出门，下雾不出门。”这“三不”使他成为伦敦的第一闲人。他来伦敦继承哥哥的古玩店，却无心经营。最终这场故事以悲剧告终——小古玩店倒闭。在这篇小说中，老舍特意把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放到异国情景中去刻画。在独特的视角下，把对中国国民性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中英文化的对比中作者本着“以人之长比己之短”努力查找两国文化的差距，虽然在表现民族受歧视的同时也“不客气地批评了英国伦理文化中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