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I 职业倦怠量表 的描述

工作倦怠与特定工作情境有关，而抑郁则不受特定情境因素的限制。与工作倦怠产生的原因不同，抑郁是各种负性生活事件和生活创伤的结果，这些事件可能发生在家庭环境、人际关系和工作情境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抑郁的表现形式包括疲倦、不愉快、易怒、悲伤、社会退缩、低自我效能感和失败感等症状。虽然工作倦怠和抑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大量研究者发现这两者之间在内容上有很多重叠。工作倦怠中的一些症状，如疲劳、疏离、社会退缩和低自我效能感等都是抑郁的典型表现。Schaufeli和Enzmann在总结12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抑郁与情绪衰竭平均共享26％的变异，与去个性化和个体成就感的共享变异分别为13％和9％[6]。Glass和McKnight在综述有关工作倦怠与抑郁的研究时认为，虽然工作倦怠，尤其是情绪衰竭与抑郁有很高的相关，但这并不表明它们是同一体[7]。

2工作倦怠的测量

由于工作倦怠概念及结构的模糊性，其测量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构建了工作倦怠的量表，主要包括Maslach等人的马氏工作倦怠量表（Maslach Burnout Inventory，简称MBI）、Pines等人的工作倦怠量表（Burnout Measure，简称BM）、Shirom等人的工作倦怠量表（Shirom-Melamed Burnout Measure，简称S-MBM）及Dmerouti 等人的工作倦怠量表（Oldenburg Burnout Inventory，简称OLBI）。

2.1MBI工作倦怠量表

Maslach和Jackson在对专业助人行业进行观察及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马氏工作倦怠量表（MBI）[5]。其最初包含47个项目，经反复试测与探索性因素分析后，最终得到22个项目，共包括3个分量表：情绪衰竭（9个项目）、去个性化（5个项目）和个人成就感低落（8个项目）。所有项目在回答时分两个维度进行：频率和强度，前者采用从0到6的七点计分：0代表“从来没有出现”，6代表“每天都出现”；后者采用从1到7的七点计分：1代表“非常弱”，7代表“非常强”。由于这个两维度有很高的重叠性，强度维度在后来研究中被删除。三个分量表的得分相互独立，不能相加。其中情绪衰竭和去个性化的分量表采用正向计分法，分量表的平均数越大，则工作倦怠程度越强；低成就感的分量表采用反向计分法，平均数越小，则工作倦怠程度越低。前两个分量表有中等程度的相关，第三个分量表与前两个分量表均无相关或相关很低。

MBI量表共有三个修订版：MBI-HSS（MBI-Human Services Survey）、MBI-ES （MBI-Educators Survey）和MBI-GS（MBI-General Survey）。一些研究显示，当把MBI量表的前两个修订版本用于非专业助人行业时，去人性化与情绪衰竭两个维度的重叠性很大[8]。因此，Maslach和Schaufeli等人对MBI再次进行改订，形成了MBI的第三个版本，即MBI-GS（MBI-General Survey），包括三个子量表：衰竭（共五个项目）、讥诮（五个项目）及职业效能感（六个项目），与MBI其它版本的区别表现在：前者强调人与工作间关系，后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9]。

MBI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工作倦怠测量工具，在已发表的有关工作倦怠的实证研究中，90%以上的论文和研究报告都采用MBI量表作为测量工具。大量研究都证实MBI 系列量表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9～11]。但MBI也存在一个心理测量学的问题：每一个分量表中使用的是同一方向的术语，即情绪衰竭和去人格化维度的项目都是消极的，而个人成就感低落项目都是积极的。这种单一方向的测验效度较差，可能导致结果在某种程度上的虚假。

较MBI量表之后应用最为广泛的是Pines等人的量表。与Maslach的工作倦怠量表一样，Pines和Aronson也是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及个案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倦怠量表（BM）[12]。在BM量表编制过程中，Pines等人对工作倦怠进行了操作性定义，即把工作倦怠定义为包含无望（hopelessness）、无助（helplessness）、陷入困境（entrapment）、热情降低（decreased enthusiasm）、易激惹（irritability）和低自我价值感在内的综合症状。这与Pines等人给工作倦怠下的理论上的定义有很大的区别。BM量表由三个部分组成：生理衰竭、情绪衰竭和精神衰竭，每个部分均包含7个项目，所有项目都采取7点记分，0代表“从不”，6代表“总是”，工作倦怠的程度采用BM量表的总分来表示。Pines等人只从衰竭维度对倦怠进行定义，因而该量表也被称为单维度量表。